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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第一届议会建立在广泛基础上，其中既有宗教人士，也有世俗人士，既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它包括46名马帕伊党议员、代表拿撒勒民主人士名单（DemocraticListofNazareth）的2名阿拉伯议员、16名联合宗教阵线（UnitedReligiousFront）的议员、5名进步党议员和4名塞法迪名单（SephardiList）议员。

作为第一大党马帕伊党的领袖，大卫·本－古里安成为总理，兼任国防部部长。他拒绝共产主义政党和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赫鲁特（“自由”）党进入联合政府，认为这两股力量会对这个新成立国家的价值观产生不利影响。以色列的建国者们知道，他们能有今天，离不开一位先驱的努力，虽然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大选几个月后，1949年8月17日，西奥多·赫茨尔的遗体被接回以色列，埋葬在现在的赫茨尔山国家公墓。赫茨尔的骨灰由64辆汽车组成的车队运送，车队从特拉维夫驶往首都时，数千人走在车队后，路两边站着更多的民众。这支庞大的游行队伍首先来到1898年赫茨尔和德皇威廉会面的密克维以色列（MikvehIsrael），随后来到赫茨尔在巴勒斯坦度过第一夜的里雄莱锡安，赫茨尔只访问过巴勒斯坦一次。

在前往首都的路上，总共有20万人来到现场表达对赫茨尔的敬意，占到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耶路撒冷，灵柩停放妥当后，约两万人排成长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包括内阁和议会的全体成员以及6000名受邀者。赫茨尔的棺材上挂着380个蓝白色小袋子，里面装着全以色列各个定居点的泥土。最后他在首都的山顶长眠，从这里他可以俯瞰自己梦想建立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新成立的国家需要一面国旗。几十年前，赫茨尔在《犹太国》中写道：“我建议采用白色旗帜，上面有七颗金星。白底象征我们纯净的新生活，星星象征工作日中七小时黄金时间。”但赫茨尔这个想法没有被采纳。1948年10月，以色列选用19世纪90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旗帜作为国旗，白色背景下有一颗浅蓝色大卫星，在大卫星上下各有一条水平方向的浅蓝色条纹。设计者想通过这两条蓝色条纹让人想到犹太祈祷披巾（tallit）。

从国旗设计就能看出，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建立一个极度世俗的新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回避宗教因素。以色列议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2月14日召开。当时还没有办公场所，会议便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犹太代办处召开。大会讨论的第一项议程是任命哈伊姆·魏茨曼为国家总统。

三十年前，正是他说服贝尔福勋爵发表《贝尔福宣言》。虽然以色列总统基本上是荣誉性职位，但魏茨曼的个人影响力令这个职位受人敬重。一当选，他立即在议会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半个世纪前，西奥多·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提出，犹太人家园的复兴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榜样。他写道：“我们在这里为自身创造的福利将产生强大影响，会造福全人类。”

现在，赫茨尔所梦想的国家已然建成，魏茨曼也希望犹太人取得的成就能够鼓舞世界其他地方受压迫的民族。今天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即将离开拂晓时分的临时政权，迈入阳光普照下的民主政权……这在世界史上也是伟大的日子，但我们不可过于骄傲。此时此刻，我们希望将这个充满希望、鼓舞人心的消息从圣城的这里传到所有受压迫和所有为自由与平等而奋斗的人们那里。

接下来，魏茨曼谈到“世界各国数十万的犹太同胞，他们即将回到敞开怀抱迎接他们的以色列”。他说：“我们祈愿能有更多流散在外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扎根，和我们肩并肩地建设这个国家，让我们这块贫瘠的土地再次变得富饶。”

一年后，在1950年7月5日，议会制定并通过了最能代表以色列国家性质的《回归法》，赋予所有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的权利。当时的另一项法律让犹太移民踏上这片国土时自动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雇工之死》一诗中写道：“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得不去那里时，那里不得不接纳你。”

对犹太人而言，犹太国如今就是这样一个家。因为这个家的存在，再也不会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因无人接收而住在欧洲的难民营中，再也不会有载着犹太人的船只穿越大洋寻找停泊之处。《回归法》宣告犹太人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时代已经结束。迫于阿拉伯人的压力，1939年英国的白皮书禁止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移民是建国的前提，将移民非法化意味着白皮书撤回了《贝尔福宣言》中许下的承诺。

《回归法》取消了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所有限制，废除了1939年英国的白皮书。《回归法》还是对纳粹政府《纽伦堡法案》的象征性推翻。在那个法案中，纳粹分子规定祖父母中有一人为犹太人的人，就被视为犹太人。《回归法》几乎使用了同样的界定方式。以色列议会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宣告：“只要你的犹太性足以招致纳粹分子的杀害，你就能得到以色列国的保护。”

犹太人以前所未有之势移民到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从1948年5月15日到1949年底，70个国家不下686739名犹太人来到以色列，这个人数几乎和建国时以色列的人口相等，成为20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以色列在吸收移民方面创造了现代史上一个奇迹：战争期间有10万新移民来到以色列，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移民数量。这预示了接下来的事情。

在建国后的42个月中，月均移民数达到1.6万，总人数达到69万，短短3年时间，以色列的犹太人口就翻了一倍。在任何其他移民国家，从未听说过这种移民人数超过原有居民的现象。以色列一直是一个在移民的努力下不断发展的国家。1948年，全世界只有6%的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46%，几乎占到全世界犹太人的一半。

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北非的阿拉伯国家。1948年，大约有7.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埃及，但就在这一年，埃及开始逮捕犹太人，强征他们的财产。开罗的犹太区遭到炸弹袭击，犹太人被迫离开埃及。1956年，埃及又驱逐了2.5万名犹太人。1967年的迫害让更多犹太人选择移民，当地犹太人的人数下降到2500人。到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只剩下几百人。

1948年，利比亚有3.8万名犹太人。纳粹军队占领班加西（Benghazi）后，对当地犹太人施加集体迫害。纳粹分子离开后，当地人继续迫害犹太人，3万名犹太人选择逃亡，其中多数人在1949年离境。1951年利比亚独立后，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更多犹太人选择离开。1967年六日战争后，当地又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此后利比亚为数不多的犹太人也离开了这个国家。

1948年，摩洛哥的犹太居民多达26.5万人。以色列独立后，犹太人除了成为暴乱的袭击对象，在经济上也遭到抵制。截至1958年，6.5万名犹太人离开摩洛哥。1963年，又有10万名犹太人离开家园。截至1968年，生活在摩洛哥的犹太人只剩下最后5万人。类似情况还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突尼斯和也门。许多长期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团不复存在。在利比亚、伊拉克和也门，90%的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后十年内离开了。

1948—1951年的短短3年内，生活在伊斯兰国家超过37%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同样的事还发生在非阿拉伯国家。保加利亚几乎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1991年共产主义解体后，阿尔巴尼亚几乎所有犹太人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对犹太人而言，进入以色列虽然已经不是问题，但离开东道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伊拉克政府最初规定，只要犹太人放弃伊拉克公民权，就可以离开。

政府预计有1万—4万名犹太人离开，但最后移民人数超过12万，几乎占到伊拉克犹太总人口的90%。这让政府非常震惊和难堪，立即着手冻结犹太人的资产，（从1951年开始）还禁止犹太家庭携带财产出国。几乎一夜之间，这些移民从伊拉克上层社会的富人变为身无分文的以色列新移民。本－古里安深知，新成立的以色列面临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但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内他不愿让财政考虑影响到政策，其中就包括移民。

以色列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大规模移民带来的人力资本。不管移民来自哪里，他都要接收，即使这么多移民会给以色列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主持犹太代办处财政工作的列维·艾希科尔（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三任总理）表达了对大规模移民的担忧，他说：“我们连帐篷都没有，他们来到这里只能睡大街。”但本－古里安决心已定，以色列将接收每一个想要来以色列的犹太人。

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以色列执行了多次史诗般的移民营救行动。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的“魔毯行动”几乎将也门所有的犹太人空运到以色列。也门犹太人在上飞机前，艰难地跋涉到事先指定的集结点，从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租赁的DC-4“空中霸王”运输机再将他们送到以色列。以色列还在集合点安排了医疗人员，帮助也门犹太人做好长途飞行的准备。

虽然他们已经来到以色列，但国家并没有为数十万新移民准备住房。政府没有经济实力为移民提供食物、医疗、就业等基本需求。建国早期，许多人已经对本－古里安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怨恨有加，如果不了解这点，就无法理解接下来几十年里以色列国的政治，包括本－古里安的政党最后的失势。

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与贝内特政府的政策调整.王晋.当代世界,2022

以色列贫困问题的治理路径及其困境.邓燕平.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

从“事实”转向“法理”——《犹太民族国家法》与以色列国家属性的再界定.艾仁贵.世界民族,2020

以色列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恐后患无穷.龚正.世界知识,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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