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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州，地势坦荡，坐枕葵山南麓，前瞰晋水，南望紫帽山为案，双阳九日诸峰翊戴。暖湿季风自西南而来，经东、北、西诸山体拦阻，形成上升汽流，雨水丰沛，气候温润。晋江上游东西溪合流后，所带泥沙于丰州环湾沉积。经海陆变迁，咸潮入海，沙洲岛屿始为人居，冲积平原形成膏腴农田，并滋养生民。远在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即在这里开拓生息，汉末两晋南迁的中原衣冠士族在这里聚居繁衍，唐末流寓高士名贤在这里筑庐雅集，文登龙虎榜的欧阳詹从这里应魁释褐，武功捍山河的民族英雄于此投笔挥戈，誉满全球的海丝商贸从这里起锚扬帆。

丰州，为闽南文明的发祥地，享有闽南治化最先美誉。历史上，丰州地曾有两座“城”，一为现今丰州(南安)古城遗址，一为“周井”遗址。己探索发现的许多遗迹及史料，揭开了这座史书“无可考”的“周井”的神秘面纱。

三国吴永安二年(260年)于今丰州地建置东安县，为古代闽地之南首邑，是为福建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晋改东安县为晋安县，南朝梁改为梁安县。南朝梁天监（502—519年)中，置南安郡，为闽地三郡之一，辖兴、泉、厦、漳四地市。隋开皇九年，撤郡为县。唐武德五年（622年），于南安县地置丰州。贞观九年（635年），并丰州入泉州(今福州)。唐嗣圣初（684年），析南安、莆田、龙溪三县置武荣州，南安县城为武荣州治，因此南安又别称“武荣”。唐久视元年（700年），迁州治于东南十里今鲤城区。景元二年（711年）改武荣州为泉州。今丰州地作为南安县治所在地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县治移设，降格为镇。

丰州古城址所在地，距泉州古城西门约五公里，自古为“郡城襟喉”(明黄养蒙《南安新城记》)。这座“城”起始于汉末的丰州古地，然其晋唐时期城址并非在现存的丰州古城遗址上，现遗古城址乃始建于北宋。根据文物、遗址、考古、地质勘探及人居文化分析，丰州历史上存在有两座“城”，且两“城”均置于“葵山——紫帽山”之间的晋江北岸，北南先后建置。现今丰州镇区的(南安)古城遗址为北宋始建的“柳城”，即明嘉靖三十八年建的“南安新城”，称为南城。其城址至今城壕、城区街坊宅舍、主干街衢及坊巷脉络尚存。

历史上，南安丰州古城又称为“柳城”，此名称始得于宋代，据传有三种来源。据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丰州史迹调查专辑》（1983年第一辑）记载:

一、明嘉靖三十八年前，丰州自唐至宋无城，因环城壕遍植柳树为界，得名；

二、传说丰州明嘉靖三十八年建成城后，城廓南北窄，东西长，呈柳叶形故而得名；

三、据说是城东而望族柳氏世族聚居，故名。

另，史载南安(丰州)“旧无城，创自夏侯汝砺”(清·龚必第《南邑祖侯筑城碑记》)。南安自唐元年于郡西北別置武荣州……无城郭而守者世在承平也自倭昌炽而筑城”(《泉州府志卷之十一·城池》)。

综上所述，现今遗存的丰州古城始建于北宋，毋庸置疑。但是，北宋以前的东安县、南安郡及武荣州，其城居建置具体时间与地点在史学界仍存在诸多疑点与不同说法。

现今泉州境内，历史上曾有过两座“郡”城，分别建置于现在的南安丰州和市区鲤城。据史料载，两城相距约“十五里”，且都营建于晋江流域的山水之间。泉州，是一座移民城市，汉末以前虽有人类生存活动，但只是散居而没有城镇，此观点诸多史料皆有记载。至汉末西晋时期，外来移民大量增加，人口实现较大规模增长，从而成为当时闽地的一处主要人口聚居地，才得以“县”之建置，并成为当时整个闽地南部区域唯一的“县”——“东安县”。关于东安县人口增长的数据，房玄龄的《晋书·地理志》载：“晋安郡太康三年置。统县八，户四千三百”。东安县作为其八县之一，辖区最大，具有符合建制的人口数量。

“周井”隐退历史舞台，是古代丰州的城市建设、管理、格局与功能变化的结果。

“县”以“城”居，而居其民，居其治，这就是古时中国所有建置的传统做法。至于该城的建设主体，应该是人居而来的外域移民或官吏，且主要是中原大地的移民。因为相对于之前还非常荒凉的泉州及蒙昧的泉州先民来说，中原已有辉煌的文明和成熟先进的人居观。

距丰州古城西北方向四里许的泉永德古道遗址旁，立有旧石碑一方，现今饰以砻石外框加固，底座有款说明2015年春重立。该古碑石质为丰州本地所产花岗岩，长方圭首，高230厘米，宽90厘米，厚12厘米，刻以楷书，橫额阴刻“碑记”两字，字径约16×24厘米。碑文阴刻竖写字10行，行24字，字径约7厘米。此方“碑记”在《南安县志》及《丰州志》中名为“周徐孝子文母封茔碑记”。据当地老者介绍，该石碑为清代古物，原碑立于此地偏东约150米处的古道旁。该道古时为交通要冲，往西约300米处有宋石桥大坑桥。古碑故地名为乌石山，《泉州府志》及《南安县志》载：“唐封上公周徐孝子墓在南安二十一都法华院前”。此处近三十年来，路面历经土路、石板路、水泥路及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建设与变迁，现已看不出古道模样。因石碑所在地周边近年来有诸多较大工程先后施工，故石碑于上世纪90年代被迁至村中桃源宫前放置。当地百姓认为，石碑系古代文物，应以重视，近年得以重立。

丰州北郭郊外桃源宫崇奉周徐太尉上公周徐从父母姓也

离数武曰周井堡里余曰乌石山又二里曰法华山世傅有太

尉公井其父母封茔在焉茔在侧有化石身据府志载唐贞观

时有徐道示寂乌石山其即是欤公居周井堡性纯孝尝从

唐王出征成神后曾救唐宫火褒封太尉居人塑像祀之祈晴

祷雨捍患御灾靡不响应封茔年久平芜光绪丁酉岁飞鸟

指示因探穴得玉蕉瓦虎诸物知公千百年来魂魄犹依此

山奚翅终身孺慕乡之人酿金身修茔买田充祀庶以伸公之

光绪戊戌年季夏之月吉置桃源铺诸董仝立

经抄录整理释意，此为一方立于清光绪戊戌年（1898年）的碑刻，内容介绍的是：丰州北门外有桃源宫，与周井堡相邻数武（武:量词，古代有六尺为步，半步为武，唐代一步等于五尺，一尺相当于现在31厘米）；周井堡曾有一位重要人物周徐太尉。《泉州府志》记录其于唐初随李世民征战，后成神显灵救唐宫殿大火，而被褒封为太尉。古时，乡人塑其像崇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乡人在乌石山“考古”挖掘，出土有玉鐎斗及瓦虎。从而表明，那是一座与周井堡历史相关，等级规格较高的墓葬。

因此该石碑是研究南安郡治、周井堡、汉民族定居南安等问题的重点史料。

桃源村，位于南安丰州镇区北部，现有人口6000多人，村民多为傅姓。桃源宫，在丰州北门(长寿门)外桃源村中，旧称桃源铺，为唐光启年间(885一888年)威武军节度招讨使傳实所建。宫内奉祀唐太宗李世民，故又称为“唐王宫”。史传傅实入闽时，僖宗赐其太宗圣像一幅，故建庙供奉。千年来，逢年过节，其宫沿袭长安礼仪习尚，元宵皆有点灯，以庆升平。

桃源宫，坐于西南，面对东北，面阔三间、两进。宫门匾额“桃源古地”楷书四字。屋顶为单檐歇山式，天井正中有北宋天圣十年(1025年)所建石陀罗尼经幢一座，现为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桃源宫西北侧，莲花峰下，现有“周井”一口。

据当地村民称，传说此井为唐初周姓开凿之井。关于该井历史，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古时，周井附近，且有影娥池、爱莲阁、文英楼与厉坛等人文建筑。惜乎年深月久，它们或已湮没，或已塌毁，仅留些许遗迹而已。

“周井堡”及“周井”，因史料缺失及未有考古发掘，的确不为外人所知。但在桃源村中，与“周井”有关建筑物、古时题刻对联、族谱资料等却是不少。桃源宫大门旧时对联“宫筑近郊盟三会，境邻长寿接万安”、“桃茂仙坊芳自源，源通周井泽宜长”。此对联以桃源二字藏头，从其中“桃茂仙坊”、“源通周井”及前述的清光绪戊戌年(1898年)的《周徐孝子父母封茔碑记》与民间传说，综述而论：唐初以前，当地已有“周井堡”存在及神仙坊等古地名的称呼。

现今，沿桃源宫口古官道向北行走约300米，有山门曰“怀古亭”，旁有石碑两方，记录1989年建亭及铺路事略，亭上有记事青石匾题书“怀古亭记：周井古堡为晋前人文胜地，脉发双阳，莲峰独秀，巅有八瓣石莲，石亭朝阳，登阶放眼，溪光曙色幽雅，蔚然大观。于是人文荟萃，聚秀宴游于此，有石刻多处，韩偓、朱熹曾寓于傅岩（地名），半山有欧阳行周、黄河清读书处，怀古亭南有文英楼、神仙坊，爱莲阁旁依三会宫、陀罗尼经幢、桃源古地，北有徐道人遁化胜迹……

过怀古亭，经小坡而上，约150米可见一方石刻，长80厘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楷书“周井”，现附近民居多以“周井”为门牌号。百米外，民居间有井一口，井中泉水清冽，井口有抽水管道数条，表明其泽被民众，至今尚能供百姓饮用，村民称它为“周井”。但是，其因屡历修缮，己难看出它为古迹所在。

现桃源周井角落有村民300多人，在探访过程可见大多数桃源村民家中厅堂贴有一张油印木刻版画，画中现古代人物身披战甲，手举金光槌，分明是一员猛将。村中老者语，此神仙乃周徐太尉上公，里人称之为“太公”，古时居住于周井堡。版画中有文字“唐敕封太尉上公”、“镇宅平安”及对联“祷雨祈晴回造化，除云去怪显神通”。传说唐贞观年间，他从军随唐王李世民东征西讨身经百战，为唐帝国立下无数汗马功劳。后来太公告老返乡，大唐皇帝封他为太尉居人。古今太公大旗上皆书“唐敕封正一品周徐太尉上公”；经过清末那次“考古”，桃源村民称呼“周徐太尉上公”为“太公”。村民认为，此为“太公”即为“周井堡”之“堡主”，也是桃源铺的境主，千百年来香火长盛不衰是本村的保护神。

桃源宫(太公宮)与周井角落相距约450米，中间间隔一低洼地带，宽有数米至数十米，分布水渠、池塘、农田及部分近二十来年所建民房。其以北门街右侧水尾宫为界，南属桃源铺，北属二十一都。明代，南安县分设8铺46都，桃源铺是城外四铺之一。铺都界限分明，表明此地带为明显地理分界线。村民介绍，两处的个别习俗明显，如周井角落的迎娶送嫁及逝者出殡，是不可以向南越过水尾宫的地界的，而南边的居民却不受此约束。这说明桃源宫与现今周井的位置各置不同辖区。据村民介绍，远在晋代，水尾宫南部有一座佛祖庙，庙里有两方晋代石刻，各雕有四面佛像，里人称之为“四周佛”，后乡里人重视风水，将之扛到水尾宫边放置，意在镇水尾。

泉州南建筑博物馆建筑学专家陈凯峰表示，在闽南乡村常见有水尾宫，“水尾即一区域的“出水口”，在中国传统人居观念中，“水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水口乃地之门户”，先民对于川“水口”的处理也格外重视。不逾越水尾宫的习俗，或许就是对处理“水口”方式的尊重。依此推论，或许是古代周井人在此治水，并获得后人推崇。

1954年，此两方石刻被厦门大学考古系发现，对之拍照存档，并征集其中一方，现藏于厦门大学。现桃源宫中有一对联“南海来时临鹭浦，西天升处坐莲峰”，说明桃源宫前身为佛教宫庙，鹭浦即白鹭浦，为桃源宫对面广阔农田水系，莲峰即桃源宫后晋唐古迹莲花峰。从水尾公宫口向南至桃源宫方向的北门街两侧，桃源村古民分布最集中，分别有丰源古民居群、羨仔脚、太公宫、埔顶、武荣傅氏宗祠等古建筑群。沿途可见双孔石砌古井数口，以及古石敢当、古拴马桩等旧物，它们讲述着当地人文历史与繁华往昔。

“周井”西侧有山名莲花峰，山高120米，自葵山逶迤南来，到此奇峰突起。晋代，峰顶建有莲花寺，现有古代石亭曰不老亭。莲花峰是历代文人骚客斗茶胜地，山上有“太元丙子莲花荼襟”石刻，说明早在东晋时期，山上遍植茶叶，此为目前有文字记载的全世界最早的茶叶种植记录，比唐代陆羽的《茶经》早400多年。“周井堡”与武荣傅氏大宗祠之间有小巷名“打铁巷”，相传为古代桃源村先民的冶铁遗址。

在古代丰州对外海上贸易中，茶叶、盐、铁是最重要的出口货物。

《周徐孝子父母封茔碑记》中记录的重要人物周徐太尉公，生前住在“周井堡”，为“堡”中地位最高人物。史书记载，贞观末年与闽南徐姓有关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入闽徐氏先祖徐洎，另一位是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平獠乱的徐九佐。《东海堂徐氏族谱》载：“东汉桓帝时，一世祖徐稚，迁居江西南昌府。二世祖徐洎，迁居浙江衢州龙游县；民国《龙游县志》载：“徐洎生一子寿，寿生悌，悌汉幽州刺史，始兴侯。悌生汉扶风太守持节都军事锁北大将军。鄞县《北宋徐氏谱疏证》记述：“元(始祖)洎字文副，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为江夏太守，光禄大夫。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二月十八日避王莽之乱，由海州(连云港)迁居龙游。以上史料说明徐洎生活在汉代。

《泉郡徐公店状元尚书公徐晦家谱》、《泉郡华洲徐氏族谱》、《唐朝状元徐征家谱远祖世系》三部泉州主要的徐氏族谱载：徐洎唐太保太尉，父徐洪衢州刺史，避安史之乱，其孙徐务遂从浙江龙游县入闽卜居莆田县崇仁里。以上族谱同源同根，所记录人物相差数百年，与追随唐王的“太尉公”与两位不同时代的徐洎无法交集。另一位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平獠乱的徐九佐，也同样没有追随唐王征战的可能性，皆可排除。

在隋唐名臣中，有位随从唐王李世民开疆拓土的战将英国贞武公李勣(594一669年)原名徐世勣，字懋公。唐高宗赐其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二十八日，唐太宗命人画二十四功臣图于凌烟阁，李勣位列二十三。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为表彰并祭祀历代开国名将设置武庙，以周朝开国丞相姜子牙为主祭，以汉留侯张良为配享，并以历代名将十人从之，“司空英国公李勣”便是其中之一，同时被列入的唐将仅有李靖。汉唐历代中国武圣武庙主祀姜太公，孙武、张良、卫青、李靖、李勣等都为太公武庙从祀。《唐六典》尚书兵部记载：唐军每次出征作战都要先去太公庙祭拜武圣太公。闽南傅氏始祖带兵入闽，驻兵周井堡，其带来的尚武信仰，必定要为其“偶像”立祠神化，因而建立太公庙。至于庙里的“太公”，是为“周井堡太公庙”更具原型。徐道示与李勣(徐懋公)之间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但是此种演变，可能受到地域认同色彩所影响。

民国十六年《武荣傅氏族谱》载：“桃源铺为三星盖月形，龙由大小阳山发祖，历葵山、粘山、松仔岭至踏斗跌断过峡，此地通永春南安大路开。日月池，辅峡耸起，不老亭生来龛山及头石，土名白土岭。分龙双支，一支结桃源铺，成钩体如月形，前吐大埔，而拱叠书案焉……一支结南安县(城)”。这个“拱叠如书案”的大埔曰埔锦，又称埔顶、大埔，是桃源村西侧的主要古民居区。埔顶位于桃源侧(桃源宫后)，南邻桃源小学(武荣傅氏宗祠对面)，北邻坑岸(水尾宫)，西至山坡，为桃源村至高点。踏勘发现，以桃源宫口为界，桃源街的南北方向各有一处明显的陡坡，桃源宫东面也有一处幅度较大的陡坡，三个陡坡至桃源宫的距离相似，大约80米。三处陡坡的横向空间有道路或小巷作为明显的边界。三处陡坡各自外延约80米内，情况类似，而且作为界线的巷口迸路有多处古石敢当作为标志。

踏勘表明以桃源宫为核心的半径160米以内，有两层平台，居中平台以宫为核心，第二层平台为核心平台外沿各方向外延约80米。第二层平台与外围地，都有明显落差，最深达1.5米，且其南北边界分布有池塘、河沟及低洼地。这两层具有明显层次的平台，小巷纵横，布局各时代的古民居及宗教场地。

追溯历史，“周井堡”对研究泉州城池起源与迁建具有重要价值。“周井”及“周井堡”附近，存在的遗迹故址的规制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载之规划布局。《周礼·考工记》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的著作，对我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制度及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唐朝长安和明清的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市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郡县等级分别为“旁二门、旁一门”，即自古以来，县城四方各开一门，此即“周礼”的规制。

那么“周井”的“井”有多大呢?“井”在先秦至汉时期为县辖下行政区，相当于今日之乡、镇、街道。早在东安县建置之前，丰州地即有“井”的编制出现。《汉书·食货志》载:“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又“九夫之井，四井为邑”。一里的长度，著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在所著《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中引《律学新说》及《汉书·食货志》算出，汉唐的一里等于415.8米。现已明确，桃源宫四周直径将约320米内的区域符合一“井”及“方一里”的编制要求。亦即东汉吴永安三年(260年)前，丰州地己有“井”的行政编制，而且这个“井”中间有“堡”，作为“井”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后来，因人口数量增加，远离“县”城，不利于管辖，故有必要在侯官县南部增设东安县，进行管辖统治。在选址综合要求上，丰州地的“井”因最具优势而成为东安县治所在地，这个“井”相当于现今之县城所在地的乡镇级别的街道。

东安县治择址于丰州地的“周井”，入驻于建治之前的“井”区域中的“堡”，按照严格的礼制进行布局配备各种功能区，并对“堡”进行相应扩建改造。相应地“井”的外围也扩展了，可以按“周礼”的等级制度筑建城垣，形成“城”的结构。

“周井”的占地面积究竟有多大？可供参考如1950—1960年代发现的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城遗址，面积约0.4平方公里，北宋的丰州“柳城”遗址，面积约为0.3平方米公里，明清的丰州古城址面积约为0.6平方公里。相比较，位于“周井”的东安县城面积，约为0.12平方公里，小于宋代南安县的“柳城”占地面积。

丰州地现存的“周井”遗址，以桃源宫为核心原点，坪埔台地平坦，层次分明。居中位置的桃源宫(太公宫)前空地，为其附属庭前场地，《周徐孝子封茔碑记》所记载的“桃源宫数武有周井堡”就符合空间布局了。桃源宫背山、面水、朝阳，是以中国传统人居观而建置的最佳“风水宝地”。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整个泉州地域已发现百余座两晋南朝墓，绝大多数的墓葬分布在唐代中前之前的治所武荣州(今南安丰州)一带(泉州市博物馆范佳平、黄伟著《泉州六朝隋唐墓》)。丰州古城附近，在历次考古中，发现的这一时期古墓有90余座。现今闽南发掘出最早的古墓——太康五年西晋墓就是在周井邻近被发现的。而闽南其它地方多零星发现，是因为地势偏远，高山阻隔，阻挡了迁移者脚步。

1957年3月及1973年8月间，周井西南方向约600米的狮子山(华侨中学)，晋江地区文管会清理了24座两晋南朝墓葬，其中一座砖室墓，墓砖有铭文“太元三年七月十五日陈文绛立之保万年”，出土“部曲将印”一枚（考古论文载于1977年1月《文物资料丛书》，出土的铜印印文为阴刻篆书“部曲将印”，现收藏于福建省博物院）。

2006年8月——2007年12月，周井北面的皇冠山坡地，因福厦高速铁路建设，经泉州市考古队联合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经考古清理的东晋南朝砖室墓44座，其中一座铭文砖也有“太元三年七月十五日陈文绛立之保万年”。考古结果证明，此二处墓葬群为陈氏家族墓地。

陈姓是最早入闽的东晋北方士族之一。明林谞《闽中记》云：“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清陈云程《闽中摭闻》云：“晋永嘉时，中原板荡，衣冠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清陈棨仁撰《闽中金石略·唐诏州刺史陈谠墓志》：“其先颍川人，晋宋避私于闽，因而家焉。”周井邻近的这两处铭文砖有陈姓，为这些文献提供实物佐证。

《续汉书·百官职》云：“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长一人。”王人聪《部曲将与部由督印考》述:“部的长官为部校尉，曲的长官为军侯。汉代置郡后，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采取移民屯田，釆取实边政策，就地生产粮食，供应军需，解决军粮远途运输问题。”《后汉书·袁术传》：“自孙坚死，子策复领其部曲”。《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先主就袁绍……密遣云合募得数百人，皆称刘左将军部曲”。《晋书·成帝纪》：“刘遐部曲将辛龙、史迭，奉遐子肇代遐位”。

周井周边的狮子山(华侨中学)及皇冠山两处陈氏家族墓群，发现明确纪年最早为咸康元年(358年)，最晚为天监十一年(512年)。以上史载及考古可知，部曲始置东汉末及三国，延至两晋仍有设置。

史载东汉建武二年(26年)，设东部侯官都尉于冶县。建安元年，冶县改为侯官县，改东部侯官都尉为南部侯官都尉。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分出会稽南部都尉地，设建安郡，置典船校尉，东安县属之。以上史实明确了“周井”的部曲隶属于建安郡校尉的下辖机构，而非之前文史专家所认为的仅是“地方豪强大地主私人武装”。

在周井周边发现的墓葬群，其纪年砖、画像砖、纹饰砖及随葬品品种丰富，其艺术装饰在古代丰州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程度超过了我们以往的认识。

未有泉州，先有丰州，未有丰州，先有周井堡。周井堡在汉代由“堡”变“井”，汉末由“井”升为“县”，南朝由“县”升级至“郡”及至唐初统辖闽地南部的“武荣州”，是丰州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提升，与时俱进的结果。盛唐时州治所迁移至今泉州市区，周井堡由“州”降为“县”。北宋县署易置今丰州古城地，周井堡完成历史使命，废为丰州(南安)城郊的桃源铺，退隐历史舞台。

丰州北南两座古“城”，及之后的“泉州古城”，其建制一脉相承。在中国传统人居观及城居原理的指导下，中原人在闽地东南沿海找到的最佳择址点。因此，“周井堡”的建设主体是南迁的中原人。

传说中国的“城”始于“五帝”之首的黄帝教人营建土石之城。后来，夏王朝筑城“安邑”，其便择址于黄河流域的山水间，即北背太行山，南面黄河，遥对华山，而置其城。此择居观成为此后中原文明发源地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的城居观及择址模式。

“周井堡”北靠葵山、南面江水(晋江)，遥望紫帽山，与古代中原传统人居观不谋而合。丰州地，是他们理想的家园，安身立命之地。周井堡，这座在正史上默默无闻的史书“无可考”的古代闽南人居遗迹，仍待人们进一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内部刊物《泉南文化》2019年6月（总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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