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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创马永敬甘肃省马家窑文化研究会2023-08-1117:56发表于甘肃

一、甘肃的历史地位

甘肃地处中国的西北部，唐朝时它是联结中国与西亚、中亚、古罗马联系的重要通道，这一条通道挤在祁连山以东合黎山以西乌鞘岭以北甘肃新与疆边界以南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二百公里狭长平原上，名之曰“河西走廊”，著名的丝绸之路第一要冲即在河西走廊。中华民族的先祖伏羲、女娲、炎帝、黄帝以及周先祖都在一带活动，随着华夏族的主体东拓，这块地方一度为西戎占领。西戎，原也是黄帝的一支后裔，在黄帝族的主体转向农耕并东拓之后，它仍坚持着游猎生活方式，并占领了这一地区，其后，又为月氏人匈奴人占领。月氏、匈奴与黄帝族也存在着血缘关系，同样，一直坚守着游猎生活方式。因此，它们被早已进入农耕文明的黄帝族视为落后的夷。由于西戎、匈牧不断地骚扰由黄帝族的家园，一直为建国于中原的黄帝族政权视大患，战争不断。汉武帝彻底打败并赶走了匈牧，将这一地区拼入中国版图。唐朝开始，一条以商贸、宗教、文化交流为主的通道开通，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这条通道一直延续到今天。甘肃是史前彩陶的故乡，它拥有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等七种文化。可以说，华夏族史前文化的主要繁盛地就在甘肃，而且集中体现在河西走廊一带。将史前彩陶文化与华夏先祖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发现，河西走廊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1]在黄河上游地区有着众多的考古发现其中有最早的大地湾遗址的彩陶和最具代表性的马家窑遗址。

在中国史前彩陶文化中，甘肃据于特殊重要的地位。第一，它时代最早，大约距今8000年左右，渭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彩陶，第二，面积最广，甘肃省几乎全部被彩陶文化覆盖。著名考古学家郎树德概括甘肃彩陶的发展历程说：“甘肃彩陶在地域空间上呈现出由东向西的传播态势，从东部泾渭流域向中部黄河、洮河流域逐步发展，后来又拓展到河西走廊。大地湾文化目前的发现仅限于天水、陇亩，仰韶文化早期已达陇西，晚期则覆盖兰州、临洮一带，并抵达河西走廊东部古浪等地，马家窑类型扩展到武威，半山类型继续向西发展到张掖，马厂类型则蔓延到整个河西走廊。”[2]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一个大通道承载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交往。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现于甘肃东、中地区并深受大地湾文化影响的一支土著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而得名。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一脉相承，是仰韶文化在黄河上游地区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也被称作“甘肃仰韶文化”以便和河南、陕西的仰韶文化相区分。1923年—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受北洋政府的聘用，任弄商部矿政顾问。他在甘肃考察时，发现了马家窑遗址，并进行发掘。并在《甘肃考古记》中首次把甘肃的远古文化分为6期，即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和沙井期。这一认识影响很大，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直使用这一名称；即使在今天，也还有学者主张“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一个分支”[3]。安特生的结论无疑具有时代局限性，但同时它反映了人们了人们对马家窑文化的最初的认识。[4]

二、陶器的发展

我国历史久远，文化内涵丰富。我国大地上的彩陶文化从兴起到繁荣，再到衰落，时间跨度长达五千年;彩陶的分布范围南北横贯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包括东北地区、海岱地区、陕甘青及广大中原地区、新疆天山南北和西藏地区、四川及广大的南部地区。由于我国的原始先民分属不同文化特征的部落部族，又因时代和地域的差异，故此形成了我国彩陶缤纷绚丽和种类繁多的文化特征。这些不同地区和不同种类的文化在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相互交融影响，共同形成了我国彩陶丰富多彩的艺术面貌。马家窑彩陶文化“密不透风”的艺术风格，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广大研究者的研究探索。可以说，陶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也是我国原始先民适应了以农业生活为主的定居生活的需求条件。我国智慧的原始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用火经验，认识到了陶土的可塑性和其经烧制后具有一定的硬度特点后，逐渐掌握了制陶技术，制作出了适应各种生活场景、用途和形状的陶器。这些陶器在日常生活中被用作饮食、汲水、贮藏、烹饪的器具，在日常生产活动中被用作捻线的纺轮、揉皮的锉、狩猎的弹丸、捕鱼的网坠、制陶的拍等工具，还有用作装饰品的环、簪等。[5]陶器的使用充分说明了农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明显的进步和提高。生活用具也越来越丰富无不证明历史的车轮的不断前进物质基础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时也反映了手工业水平的较大提高。

陶器在我国原始先民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原始先民精心制作陶器的过程中，逐渐运用矿物颜料等在陶器的器物表面绘制由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由个别到整体的纹饰纹样，从而达到了中华彩陶的高超艺术水平。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之一，在距今八千年前，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已经大量生产陶器，且在分布在河南中、北部的裴李岗文化和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发现了绘有红彩曲折纹的彩陶片。[6]陶器是史前比较普遍的生活器具。在古希腊、古埃及的史前文明均有陶器。但是，不论从量还是从质，没有哪个民族史前的陶器能比得上中国。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农业是非常发达的。发现于甘肃渭河、西汉水流域一带的大地湾文化距今7000--8000年，就在大地湾一期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黍的种子，距今7000年，也就在这遗址发现了猪牛羊的骨头。其中猪的骨头最多，这些猪骨头中，一至二年的幼猪比例高达78.9%，这与现代饲养猪的年龄相当。这说明，早在7000年前，甘肃一带的人们已经定居，主要依靠着农业生活了。[7]

三、农牧业的发展

彩陶是人类生产和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标志着农业生产进入稳定时期。彩陶的出现是人类进过社会生产认识自然的产物，也是为了满足精神需要的产物。除了考古出土的食物可以证明当时的农作物情况之外，还有部分彩陶纹饰也形象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甘肃彩陶不同时期的图案造型，也是当时人们在一定劳动条件下，从事生产活动而形成的审美观所决定的。

彩陶上的纹饰以植物据多。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没有地址的信》引用人类学家格罗塞的话说：“狩猎的部落从自然取得的装饰艺术的题材完全是动物和人的形态……在他们的装饰艺术中，我们甚至连植物题材的痕迹也见不到。事实上，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进步——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过渡——的象征。”[8]审看中华史前彩陶上的装饰，以植物题材居多。当然，农业生活也不只以植物为装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哪样的题材均与农业生活相关。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彩陶上有流水的装饰、猪的装饰，这些均与农业相关。甘肃彩陶文化脉络清晰，基本上是以仰韶文化为主体的，大地湾文化可以称之为前仰韶文化，事实上，学者们一度将它归属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是仰韶文化的发展。这三种文化，均以流水纹见出它们的血缘性。齐家文化对于仰韶文化似乎有些变异，齐家文化彩陶已经不看重具象了，一直延续下来的漩涡纹很难看到，但是，它的三角纹、折线纹、网格纹，仍明显见出它与马家窑文化马厂型的联系。齐家文化的绝对年代是距今4200-3600年左右，中国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了。至辛店文化，距今为3400-2700年，已经进入商代了。辛店文化彩陶上有着一定数量的羊、犬、鸟、鹿的动物纹样，反映西北地区畜牧业的繁荣。[9]彩陶纹饰种类繁多深刻反映当时的人们的内在的意识或者情感表达，或者对当下生活的反映或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是原始的宗教信仰或是图腾崇拜。

马家窑类型的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粮食作物，主要的是临夏东乡林家遗址。这个遗址发掘面积较大约有3000平方米，发现的农作实物是相当的丰富，这对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的分析研究，是一批重要资料。在F8和F20出土的实物，经初步鉴定为粟。此外，穗是大量出土的一种实物，在H24、H48、H56、H83、H88、H19、F4、F21以及T57第4层、T8和第3层中均有发现，其中以出土的数量多，保存也好有穗、秆保存量约2立方米。从现存的堆积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用粟的细枝将穗头捆成小把，整齐地堆放在一起。可见当时收割粟的方法，是将带细枝的穗头割下来，捆成小把晒干后，集中储藏于窖穴中，食用时再取出脱粒，在F8的陶罐中发现“全部炭化，保存甚好，果实多数完整”的大麻籽。[10]

此外，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的底部有一层厚约厘米的炭化粟粒。[11]半山类型时期，在兰州青岗岔遗址的“西壁下面号彩陶罐底部灰土中，还发现有谷物糜子及其草秸、可能就是当时种植的粮食作物。[12]马厂时期的临夏马家湾遗址，“在1号房子内发现有谷物朽灰的痕迹”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发掘的座马厂类型的墓葬中“还普遍发现粟的颗粒或皮壳，皆装在粗陶瓮内”此外，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民乐县东灰山遗址采集到几百粒炭化的农作实物。经研究炭化粮食中有小麦、大麦、高粱、粟和等”。与这些粮食同出的文化性质，但还未见报导，但知“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为5000年”。这个年代，应在马家窑文化之内，就附在这里阐述。马家窑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砍伐树木、开垦耕地用的石斧，翻挖土壤用的有石铲、骨铲、收割用的石刀、石镰和骨刀，加工粮食的有石磨盘、磨棒等。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着的是家畜饲养，在遗址中常有猪、狗、牛、羊和鸡等的家畜遗骸。说明了家畜的饲养比较发达，其中羊、牛的饲养，有向畜牧业发展的趋向。[13]从农业的发展到生产工具的多样化和加工工具的多样化，以及家畜饲养都表现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多元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产业趋于多样化，财富的累积以至于出现贫富分化。

青海省河湟地区地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河及大通河三河流域的广阔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丰富的史前文明遗址。据考古发现，河湟地区是黄河流域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河湟地区就出现了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等较为发达的原始文明。青海境内的马家窑文化类型是承继了仰韶文化晚期的石岭下类型。青海河湟地区随后又相继出现了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厂类型以及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马家窑文化既有仰韶文化的特征，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是仰韶文化逐渐向西延伸、发展的一支地域性文化遗存。大量的实物资料证明，它们向西延伸的路线，大致是溯渭水流域而上，进入洮河、大夏河流域，然后延伸到湟水流域，覆盖了整个河湟地区。以黄河、湟水河流域为中心的青海东部，自古以来称为河湟地区。繁衍生息于这个地区的远古居民是羌人。史籍记载其种落达百余种，以牧为主，逐水草而居。在商代，羌人与中原王朝就不断联系、接触。公元前11世纪，周兴于我国西北地区，羌人参与周的各种活动。秦厉公（前476-前443）时,羌人无弋爰剑被秦执为奴隶，后爰剑伺机逃回湟中（今青海中部）。爰剑的后裔“研”，还作为诸羌的首领，随秦孝公（前361~前338）太子驷到中原会见周显王。羌人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不仅促进了河湟地区羌人的社会生活的发展，也大大地促进了由湟水流域东去大夏河、洮河、渭河流域古代道路的开通。河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马家窑文化。磨制石器的出现，原始农业的发生和陶器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到来的三个最显著的特征。马家窑文化是广泛分布于甘、青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磨制石器进步，农业发达，陶器制造。特别是彩色陶器的制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它的分布范围东起甘肃省的泾、渭水上游，西至青海省黄河上游的同德、兴海地带。[14]

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4个类型。这4个类型的遗存在青海河湟地区都有分布，总数达800余处。石岭下类型的遗存在河湟地区仅发现10处，分布在民和县和循化县。民和县的阳洼坡遗址是1958年最早发现的青海河湟地区第一个石岭下类型遗存，这个遗址一度被认定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是该文化分布的最西端。根据1980年的发掘资料，阳洼坡遗址的文化内涵除具有较多的马家窑文化特点外，其部分陶器的器形和纹饰仍保留着仰韶文化庙底沟的类型特点。因此可以认为，马家窑文化的祖源应该是仰韶文化，而石岭下类型则处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过渡期。在考古学研究中，从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齐家文化到卡约文化，河湟地区从来就是一个以彩陶为显著特色，以农业兼畜牧业型经济的文化区，在经济、文化和民族传统等各方面既具有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始终与中原地区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与龙山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与商、周文化莫不如此，无一例外。并且这种联系愈到后来就更加密切。当中原历经夏商至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青海河湟地区的古代羌人，也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之上迈入青铜时代，并创造了更具地方特色的青铜时代文化。从马家窑文化到卡约文化的诸多古代文化，从来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15]同时马家窑文化在黄河上游地区也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极其价值，它是仰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并且创造了彩陶文化的一个顶峰，在彩陶艺术方面也是独树一帜的。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1］陈望衡：《中华文明的摇篮——史前河西走廊彩陶文化的意义》，《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4页。［2］郎树德：《甘肃彩陶研究与鉴赏》，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0页。［3］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4］尹达：《新石器时代》，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55年，第111页。［5］张鹏川：《中国彩陶图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3—45页。［6］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试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和发展》，《考古》1979年第4期，第335－346页。［7］郎树德：《甘肃彩陶研究与鉴赏》，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10页。［8］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6页。［9］陈望衡：《中华文明的摇篮——史前河西走廊彩陶文化的意义》，《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一期，第5页。［10］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文化馆：《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发掘》，《考古学集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84年。［11］甘肃省博物馆、秦安县文化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文物》1981年，第4期。［1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13］吴汝柞：《甘肃青海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14］周存云：《黄河文明中的河湟史前文化》，《文化视野》2020年第10期，第59页。［15］周存云：《黄河文明中的河湟史前文化》，《文化视野》2020年第10期，第59页。

作者：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永敬

来源：《2021年临夏马家窑文化学术报告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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