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公墓价格浙江苍南管理费的问题，以及和南宋的志墓碑刻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1]圹志形制以长方形居多（或上端两角斜杀、或圆首，作碑形），正方形、扁方形者少。边长多以50~90厘米为常见，高120厘米以上者，亦有所见。圹志的规格，与墓主人身份亦无必然联系，而与墓主的财富状况及孝子的态度关系相对更密切。北宋后期，随葬的“墓志铭”，尚多“古意”，凡配有志盖的，盖顶必有“篆盖”，一律作正方形。南宋的墓志铭，配备志盖者日益罕见，与此相适应，正方形的墓志日少，原先的“篆盖”多改为更便捷的“篆额”形式。

[2]司马光《书田谏议碑阴》（《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十九，四部丛刊本）：“常怪世人论撰其祖祢之德业，圹中之铭，道旁之碑，必使二人为之。彼其德业一也，铭与碑奚以异？曷若刻大贤之言，既纳诸圹，又植于道，其为取信于永久，岂不无疑乎？”；苏轼《答李方叔》谓“阡表与墓志异名而同实”（《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参见刘成国《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3]清代发掘古墓的风气未开，深埋地下的墓志并不常见，金石书著录者，多为墓表碑刻。金石书著录碑刻，多介绍高广尺寸，将碑刻规格与南宋通行的墓室规格稍加比较，可知这些“巨碑”多数是无法纳入狭小的墓室内随葬的。这也说明了它们的神道碑刻属性。

[4]本文所引《台州金石录》、《括苍金石志》、《东瓯金石志》诸书，均为“石刻史料新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台州金石录》卷九《宋永州通判王洤墓志铭》，江朝宗撰，旧在“临海县南乡白岩寺侧”；《括苍金石志》卷六《王给事（信）墓志铭》，碑在丽水县西乡，高九尺五寸、广六尺，洪迈撰并书，楼钥篆额。《王给事（信）妻郭硕人墓碑》，碑高一丈二尺，广五尺五寸，题“硕人郭氏墓志铭”，“是碑离城有五十余里之远，穷乡僻壤，人迹罕到，久埋没于荒烟蔓草中”；《括苍金石志补遗》卷二《陈中书舍人希点神道碑》，碑连额高六尺六寸，三十八行，行九十一字，碑在“青田县慈明寺左”；《东瓯金石志》著录《楚国太夫人周氏（高世则妻）墓志铭》，碑在“瑞安（县）仙岩山高公墓前，碑高七尺一寸二分”。此类墓志铭都是“高度大过宽度”的长方形巨碑，“某某墓志铭”的标题其实多为“篆额”。而唐代墓葬出土的墓志铭，多呈正方形，并配有相应的墓志盖，故曰“篆盖”。长方形的巨碑，在形式上无法配备相应的志盖。然而，清代金石学家在著录上述墓志铭的时候，依然通常将某某“篆额”著录为某某“篆盖”，实际上此类树立于地表的长方形墓志铭碑绝无可能配备志盖。这一非常有趣的现象，过去的学者似乎并未注意到。其实，这正是墓志铭与神道碑合流过程中呈现的生动的细节。

[5]合流的趋势，在明代进一步发展。明代的墓表碑刻，多数自名“墓志铭”，如嘉靖八年处州府景宁县的陈旭墓，墓表至今矗立有《陈坦庵墓志铭》。见项莉芳、郑嘉励《景宁渤海坑——浙南明代银矿调查之二》，《东方博物》第29辑。

[6]浙江文物局编《浙江文物参考资料》，内部出版。

[7]东钱湖史浩墓地出土的神道碑，龟趺座长5米，正面镌刻宋宁宗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八字，碑阴文字即楼钥《攻媿集》卷九十三《太师保宁军节度使致仕魏国公谥文惠追封会稽郡王史公神道碑》；南宋史弥坚墓，神道碑龟趺尚存，并见杨古城、龚国荣《南宋石雕》，宁波出版社，2006年；“薛朋龟墓铭”及妻王氏“墓铭”，石高约180厘米，也是神道碑而非随葬墓志，见《鄞州碑碣精品集·碑铭撷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清·董沛《鄞县志》卷五十九“金石上”亦有著录。

[8]江西婺源县的《汪路妻张氏圹志》，张氏下葬于北宋靖康二年，张氏卒后，其孤乞铭未果，姑且刻石于圹，寄望“它日植碑飨堂，垂示永久”，见陈柏泉编著《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11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南宋庆元二年，朝奉大夫前通判建康军府汪阐中妻魏氏墓前筑有享亭，“旧有志铭小石，柙于享亭壁间”，见章国庆编着《天一阁明州碑林辑录》，第25页，《宜人魏氏（静端）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元代的同知东川路总管府事孙侯，“家富而身贵，年七十一而终”，由姚端夫铭其墓，冯子振表其墓，吴澄又撰“墓隧之碑”，墓所“立屋于墓近，以诸人所撰碑志等文，刻石置于其间，扁之曰‘致存之亭’”。见元·吴澄《吴文正集》卷四十三《致存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

[9]衢州市博物馆：《衢州墓志碑刻集录》，第31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余端礼墓，199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

[10]杨思好：《苍南金石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本文引录苍南墓志材料，俱见此书。

[11]郑嘉励、梁晓华：《丽水宋元墓志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本文引录的丽水地区墓志，俱见此书。

[12]王信夫妇墓发掘简报，见牟永抗《丽水古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但简报未发表圹志材料。

[13]金华南宋郑刚中墓出土圹志，其子郑良嗣撰文时称，乃父的德行文章“须托名笔于神道，以信万世，良嗣不敢称述”，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宋墓·金华南宋郑刚中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

[14]奉化溪口南宋魏杞墓，葬于淳熙十一年。初，墓较简朴，数十年后，补立郑清之撰文神道碑。现实状况可能很复杂，圹志坦承只是埋入墓圹的权宜之物，日后将补立正式的神道碑，实际中，却常不果行。所以，常常出现这种现象：宋代出土墓志，少有千字以上之文，而宋人文集中的墓志铭动辄为四五千字的长文。因为当时所见材料尚少，叶昌炽认为“此则断难刻置墓中，……或当时刻之立于圹外，或横卧于柩旁，然何以终不传世。或竟撰文存集，而实未镌刻，皆不可知矣”（叶昌炽《语石》卷四“一曰墓志”条）。叶氏推测的“或竟撰文存集，而实未镌刻”，在现实中确有可能发生，台州临海县双港乡保宁寺（谢墓坟寺）南宋谢深甫墓，墓前原有神道碑，但无字。谢深甫逝后，何澹撰铭，此铭是谢深甫孙女谢道清进位理宗皇后、谢深甫追赠鲁王后所作，目的在于表墓。但是，谢氏子孙宦游在外，一时迁延未刻，神道碑就只剩“无字碑”了，见丁伋《谢深甫及谢墓》，《堆沙集》，第4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5]1957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金华县章岭水库的王淮墓，出土有圹志，参见张永世：《金华王淮墓》，《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收藏的发掘记录，王淮墓前当时尚保存有神道碑的龟趺座。

[16]司马光《书仪》卷七《丧仪》三“碑志”条，文渊阁四库全书。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新余市钱家山西周遗址及竹山村三国墓与宋墓考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又及，四川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也出土有宽62.8、厚22.6、残高100厘米的墓碑，正面隶书“宋故宜人……”，碑上有荷叶形碑帽，见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华蓥安丙墓》，图版三四，文物出版社，2008年。

[18]转引自王宏理《志墓金石源流》，第40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

来源|《东方博物》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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