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方山陵园公墓价格的一些知识点，和刘绪先生与方山永固陵的发掘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1975年8月，我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0月初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会）报到。当时文工会下设三个部门：考古队、古建队和博物部。我分配在考古队，但因文工会办公室人手吃紧，暂时先在办公室帮忙。

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打杂，对我缺少吸引力。除了受命看过单位所有人员的档案材料，对个别特殊材料有印象外，未留下太多记忆。为尽早从事专业工作，曾多次向办公室杨子荣主任表明去意。

1976年春天，机会终于来了。大同市博物馆应驻地部队要求，着手发掘北魏文明皇后之墓永固陵，希望（山西）省文工会派业务人员给予支援和协助。当时考古队正启动两项由国家文物局安排的令中国考古学界震动的科研项目，一是下川遗址的发掘，旨在填补中国中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另一项是东下冯遗址的发掘，意在探讨夏文化。这两项至今仍然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在70年代，它们的诱惑力可想而知。据说这两个课题还受到当时中央某位大员的过问。

山西省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有关单位在晋祠宾馆召开了“沁水下川、夏县东下冯考古发掘领导组”会议，（山西）省委王大任副书记出席，会上确定（山西）省委宣传部卢梦副部长为发掘领导小组组长，科学院考古所牛兆勋书记、（山西）省文工会庞汉杰书记为副组长，有关地、县领导为小组成员。领导组下设办公室，主任为张颔先生，具体领导两个工地的发掘。为此，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专门发布一个红头文件。能够受到国家和（山西）省委如此重视，在山西省文物工作的历史上实属罕见，每位能够参加这项工作的成员都会感到荣幸和骄傲。因此，（山西）省考古队由祁惠芬指导员（相当于书记）和邓林秀队长各率一支队伍，分别负责东下冯和下川遗址的发掘。相比之下，作为协助人员支援地方发掘一座被盗墓葬的工作便被冷落一旁。

这项无人问津的任务却引起我的兴趣。山西还从未发掘过皇后之墓（实际上在全国也不多）。即使该墓被盗，也不会一干二净。附近同时代的司马金龙墓就遭盗掘，仍出土精美的石雕、陶俑和漆画屏风等。再退一步说，至少墓葬的结构与规模不会荡然无存，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加之我是雁北人，当时也没有专攻某一时段考古的学术目标，对山西考古的各个方面都想了解，这些都成为我要求参加发掘的因素。

在我的积极争取下，杨主任慨然应允。与我同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考古队的白玉珍先生。

白先生是文工会内我认识最早的同事之一，从我报到之日起，我们就成了同屋，起住在考古队最大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为人诚实，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别的单身职工住的都是双人间宿舍，而年近五旬的白先生却住在大办公室里；别人觉得没什么油水的差事往往谦让给他，而他本人却毫不介意。本次以配角身份被派发掘永固陵亦属这种情形。

发掘工作由大同市博物馆解廷琦先生主持，业务人员总共我们3人。解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过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联合举办的田野考古培训班，是山西省文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作为一个不合格的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工作后第一次参加发掘的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两位前辈的带领下从事工作。从决定要去参加发掘开始，我对自己怎么做为好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尽量全面收集资料，从考古到文献均如此。至今，我手头都保留着当时的田野日记和绘在米格纸上的各种图，以及摘抄的文献卡和一些学术认识的草稿。

有关永固陵的发掘成果，解廷琦先生有专文发表，题为《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以下简称《永固陵》），相当于发掘简报。1999年，山西省博物馆为庆祝建馆80周年，希望我这个在山西工作过的人员写点东西，于是我想起了永固陵，便找出自己收集的资料，写成《方山二陵的发掘与文明皇后的评价》一文（以下简称《方山二陵》）。当时没好意思补充太多发掘简报中未提及的内容。本次收集个人发表的文章时，觉得可以把我当时获得的而发掘简报没有提到的资料予以补充发表，部分内容属于对简报的注释。于是在《方山二陵》一文的基础上修改成本文

一、文明皇后永固陵

（一）文明皇后永固陵的介绍

文明皇后永固陵位于大同市正北方山之巅的南部，如果天气晴朗，出大同市向北远眺，即可隐约看到山巅上该陵的坟丘。

方山，亦名方岭，均为北朝时所称。山阴为内蒙古自治区。虽名之为山，但山顶并非峰状却相当平坦，鸟瞰略呈三角形，北宽南窄，南北长近2千米。山之东西两侧各有一条自北而南的河流，东面一条叫万泉河（又称镇川河），河左是采凉山发白登山；西面一条田饮马河（又称淤泥河）。两河在山前交汇后称为御河（古称如浑水）。

永固陵东北里许是孝文帝的“寿宫”，又称“万年堂”。后者本来是孝文帝为了表示对文明皇后的“瞻望之志”为自己营建的寿陵，后因迁都洛阳另择“山园之所”而使方山寿陵有名无实，故史书又称“虚宫”。二陵高大的坟丘在山顶南部兀自耸立，相当醒目。

因不便明言的原因，本次发掘系由部队提出，并非文物部门主动发掘。因此，发掘实施方案主要由部队制定，诸多方面不符合田野考古操作规程，需要采集的信息无法采集。那是特殊的年代，既无可奈何，又情有可原。

4月13日，当我们由大同来到发掘地时，部队已大干数日，他们先是在封土正南开挖一条竖沟，后来不知何故改在封土西南挖了同样宽一条竖沟，意欲从竖沟底部打洞进入墓室。之所以用这种方法，是为了尽可能保留封土原状以便部队改作他用。我们认为即使按此法进行发掘，也应该把竖沟开在正南，而不应开在西南，因为这样容易找到墓道、墓门，顺利进入墓室。附近被严重破坏的孝文帝“寿宫”的墓道就设在墓室正南，可引以为证。在我们的建议下，4月15日，部队放弃西南，移兵正南挖出一条竖沟。出于考古工作的习惯，我们仍称这些竖沟为探沟。

两条探沟均宽2米左右。正南一条南北水平长度为26米，其南端起始于封土底边，北端止于封土半腰。整个探沟由南向北随着坡状封土逐渐变深，北端由封土基底垂直向上至封土半腰表面，深11.30米。《永固陵》云“封土堆现高22.87米，呈圆形，基底为方形，南北长117米，东西宽124米”。永固陵为平地起建，墓室之底与覆盖其外的封土之底在同一平面上。封土的形状，基底是方？是圆？因部队不允许在必要的部位解剖，无法彻底搞清。当时，我们进行过分析讨论，认为方形基底的形成有两种可能，《永固陵》所言“方形”是其中之一，而我本人更倾向于另一种可能。即所谓方形基底并非当时所为，其形成另有原因。

我在发掘记录草稿中是这样写的：“（封土）基底为什么是方形？我觉得这并非当初原貌，从周围的地形和农田分布来看，系由农民耕作土地所致。理由是方形基底的每边差不多都是两端低中间高，若为方形基底，应该等高。最明显的东、北两边恰好都是农田田埂。另外，同地孝文帝‘寿宫’的封土，更近于圆形，可为佐证。更值得注意的是，《北史》在记述永固陵尺度时，于同一段落中谈到墓室大小则称‘内则方丈’，谈到坟丘大小则称‘广为六十步’。很明显‘方’与‘广’是有区别的，封土言‘广’不言‘方’，自然不会是方形。”现在看来，这种分析仍不无道理。

到底封土的基底是圆是方，有待来日发掘解剖才能论定。

通过两条探沟发掘及后来对墓室的清理得知，封土夯筑在山顶岩石上，正南探沟夯层大部不明显，经过扰动；西南探沟夯层清晰易辨，但夯层厚薄不一，而且不通畅。在正南一条探沟处，发现两处盗洞，均已填实。另在封土基底上存有厚约2厘米的白灰层。本探沟的发掘，见到此白灰层即告停止。到4月21日，探沟全部挖完。从4月22日开始，顺着探沟之底，即顺着白灰层在探沟北壁向北如同挖防空地道一样挖洞寻找墓室，于4月24日与金元时期最大的盗洞（《永固陵》所言第二次被盗之盗洞）打通，直接看到了墓道和封门墙。这时我们发现，本探沟基本对着墓道，也正对着金元时期大盗洞。

这盗洞在墓道处尚未塌实，仍是一个高近3、宽近4米的空洞。顶部看不清是夯土还是扰土，其中还夹有人头大小的石块，看上去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塌落的危险，让人望而生畏。正因如此，墓道部分未能彻底清理，仅知两侧用自然石块堆砌的石墙长5.9、北端底部宽5.1、墙高大约5米，南端底宽5.5米。至于两石墙上口之宽，仅知稍宽于底，呈陡坡状。两石墙体有多厚则无法搞清。从墓道石墙南端到封土基底南缘长约44米。

墓道以北依次是前室、甬道和后室（主室），三者均为砖砌，白灰黏合。《永固陵》所说“墓室南北总长17.60米”，是指从后室内壁中点到前室前缘之长，不包括后室北壁之厚和石垒墓道之长，若将二者加上（分别是1.3米和5.9米），则总长为24.8米。

前室平面微呈梯形，拱券顶。南端大敞口用五重砖墙封堵，即《永固陵》所言“真门用条砖封闭，其中二砖在券门内，三砖在券门外，封门墙厚2.10米”之封门请。此墙东部少许被盗墓者拆毁。《方山二陵》云“室内南北长4.2、北端东西宽3.6、南端东西宽3.85、券顶中部高3.8米”，这是剩余的封门墙未拆除时的测量数据（其中南北长4.2米，因盗墓者拆除了东部封堵墙可以测出），与《永固陵》“墓室各部尺寸表”相同。《永固陵》又云，前室墓门宽3.95、门高4.15米，则是封门墙拆除后，前室口部的尺寸。前室之底只有封堵墙下保存原貌，系用边长约50.6、厚约7.2厘米的大方砖铺成。方砖制作精细，朝上一面黑亮光滑，周边平直，砖与砖之间接缝相当严实。方砖下是一层厚约1厘米的细砂，砂下是平整的夯土基础，甬道与后室亦然。

前室东西两壁、券顶和北壁的砌法如《永固陵》图二所示。该图底稿出自笔者之手，因不懂透视原理，表现并不妥当，原本是自己留存参考的示意图。不过，图中砖的平竖砌法是按实际状况绘制的，即最底部四平砖，其上一竖二平相间垒砌，东西壁于第五层竖砖以上平砖起券，此处距最下层平铺砖底面（即细沙表面）为1.9米。北壁石券门两侧于第六层竖砖以上全为平砖。应该指出的是，北壁石券门之东半，包括石门柱（颊）和紧靠门柱的一部分砖墙被盗墓者拆毁，这在《永固陵》图一三可以看出。《永固陵》图二是依西半复原的。图二下的文字说明，把“两石门的情况”错印成“西石门的情况”，在此特予更正。

前室北壁，即甬道的南端为第一道门。《永固陵》分别称为石券门（包括石门棚、门柱、门槛、门墩）和石门，全部为石质。有关第一道石门的情况，《永固陵》介细得比较具体，其中包括有石雕部分的尺度，如拱形石门楣，长2.12、高0.90、厚0.20米；西侧石门柱（颊）高1.66、宽0.28、厚0.22米。门柱与门楣榫卯结合；虎头门墩（砧）高3.15、宽40.5、全长85厘米。这里首先更正虎头门墩高3.15厘米肯定有误，依本人当时记录，其高为40厘米，与宽相当，这从《永固陵》发的照片上也能看出。至于石券门的门槛以及券门内边的高与宽，《永固陵》没有说明，兹补充如1：门槛长1.52、高0.2（铺地砖以上露出部分）、宽0.21米。石卷门内边高（从门槛上面到门楣下面最高处）2.28米、下部宽1.64米。

第一道门的石门，《永固陵》介绍说“高1.82、宽1.59、厚0.20米”，依本人记录，石门高2.31米，每扇门宽0.87米，两扇扣合（东压西）总宽1.67米。究竟如何？需实测原物来定。

甬道的情况，《永固陵》介绍较详，不重复。甬道近北端是第二道石券门，石门被盗墓者推倒。第二道石券门位于距甬道北口（后室南壁）约1米处，结构与第一道石门基本相同，唯门楣与门柱对接法有别。第一道石门门柱为长方体，半圆形门楣平放在门柱上。而此石门门柱上部内侧均向内弯转，门楣呈榫状与之扣合。两门柱上部各雕刻一回首龙头，龙身沿门柱、门楣内沿相连，构成一条一身双首龙。此门门墩、门柱均有一半嵌在甬道壁中，可证并非后安。门楣包在壁内多少，不得而知，露出部分最宽处（中部）为0.34米。

后室（即主室）情况，《永固陵》也有较详细说明，其底部平面为弧方形，弧边最宽处南北长6.4、东西宽6.83米。如果把四角之点用直线依次相连，正巧构成边长为5.6米的正方形。后室底砖亦被全部拆除，露出细砂和夯土基础。

砖砌墓壁厚度，从后室西壁盗洞可知后室用三重条砖砌成，厚1.3米。其他部位因未解剖，厚度不明。《永固陵》图三平、剖面图中与前室墓壁厚度是依后室复原的。

封堵墙共有6堵，其中甬道内的4堵均被盗墓者拆除，但甬道壁上留有白灰痕迹，可知原墙的厚度。另外2堵，一在前室紧倚第一道石门外；一即上述前室口部之五重砖墙。6堵墙的封堵顺序自然是由内而外，我们依次编为第1至第6堵墙。第1堵墙位于甬道北端，即第二道石门内侧，厚约0.9米；第2堵墙紧倚在第二道石门门外，厚约1.3米；第3堵墙位于甬道中部，厚亦约1.3米；第4堵墙紧倚第一道石门门内，厚约0.9米；第5堵墙紧倚第一道石门门外，由两重半条砖砌成，厚1.05米。第5堵墙大部保存原状，仅东部少许被盗墓者拆除。以上5堵墙全用白灰黏合。第6堵墙即前室口部由五重砖墙组成者，用黄泥黏合，总厚度为2.1米。

永固陵所使用的砖，除铺地砖为方形外，其余都是条砖，这种条砖长45~46、宽22~23、厚7.5厘米。由此可以推测，甬道中第1至第4堵墙分别由2重或3重砖砌成。

永固陵被盗惨重，连铺地砖都被搬走或砸碎，与其说是盗，毋宁说是公开劫掠。嘉中清出一些器物，都混杂在碎砖杂土之中，这些器物大部分在《永固陵》一文中提到，由于该文发表的是照片，印制不甚清晰，今补充一部分线图，是笔者在发掘期间所绘（图一）。以下就出土物再作几点说明。

1.铁矛2、5.铁链3.铜笄4.黑釉瓷罐6.骨笋7.永固陵第二重石门西门颊浮雕素描8.白瓷碗

（1、2、4、5、8出于盗洞；3出于后室；6出于前室，共4件）

第一，在前、后室和甬道中都发现有铜钱，以北宋钱为主。计有“嘉祐通宝”、“皇宋通宝”（以上后室出）、“景祐元宝”（甬道出）、“元祐通宝”、“大观通宝”和莽钱“货泉”（以上前室出）。当为盗墓人遗弃。

第二，后室中捡到4块人骨残段：一段桡骨、二块脊椎骨、半根肋骨。

第三，《永固陵》图一七石雕武士俑（图二）出于正南探沟盗洞扰土中，出土时头下足上斜置。

图二永固陵石雕武士俑（正南探沟盗洞出）

（二）关于永固陵未知现象与营造过程的推测

永固陵建于地上，与最常见的建于地下者不同。限于发掘时的特殊原因，有些本应搞清的现象无法搞清，除前面提到者外，主要是对墓道的完整状况不明。前面提到的墓道，仅是与前室相接的石壁墓道，我们可称之为内端墓道，其南缘距封土南缘尚有44米之长，这一段我们可称之为外端墓道，这段墓道有多宽？两侧壁是直壁还是有坡度的？都是未知数。其形成是在夯筑封土下部时，这段墓道两侧以立板隔挡留出空间？还是不留空间，在全部封土夯筑到一定高度时，再裁切而成？根据墓葬后室提供的信息，后一种可能较大。《永固陵》对后室的建造过程有详细介绍，“从后室西壁南端盗洞看，其墓壁结构是三个横平砖相接，厚1.30米，墓外紧靠墓壁约有0.3米的黄土，土质不甚硬。

其外是黑色土，夯打很坚实。两种土交接线垂直，十分明显。夯土断面上有白灰点，是砌墓室时溅的，故知墓的建造是先打夯土台，再裁成为方形，内砌砖，中间空隙填土”。这里所说后室西壁盗洞约位于后室直壁部分的中部，向上砖砌墓壁内收，先打的夯土台到多高就停下来裁成方形墓室？也不可知，但肯定不会高到后室顶部那么高。也许外端墓道与后室同步裁切。至于外端墓道两壁是直壁还是有坡度的？根据内端墓道石砌两壁的状况，推测两者应该相同。

整个墓道在墓主人下葬之前是敞开着的，也是建造过程中和安葬时的唯一通道，所以应该考虑它的实际状况并予以复原。

整个陵墓的营造过程，可据发掘范围内所获信息予以推测。

信息一，《永固陵》云：后室“中部略偏西处，有一个被盗墓人挖掘又回填的坑，直径约1米，深1.2米，直至山石”。本人日记还记录说，这1.2米深的坑壁为坚硬的夯土，此为墓葬的基础。

信息二，探沟底部大部分地段发现一层白灰，此即前文所言“在封土基底上存有厚约2厘米的白灰层”，此白灰层下为夯土。

信息三，墓葬砖砌部分，其下铺一层细沙，再下是夯土。显然是为了便于取平。

信息四，发掘进入尾声时（5月16日到17日），部队在探沟中部东西壁上对称开挖两个豁口，每个豁口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2米。结果在东豁口底部北壁处发现红色丝织物，部分被探沟挖坏，向北压在夯土下，丝织物下有细沙，沙下为夯土。西豁口也在底部北壁处有发现，与东豁口的发现在一条直线上。这是由东、西、南三块木板围找一个空间，其内整齐地并列放着四个砂罐（非陶非瓷），均口南底北横置，内空无一物（也许当时有，而发掘时难以辨识）。砂罐上发现灰白色织物。南面一块木板长1.3米，东、西两块木板伸入夯土下，长度不明。砂罐与木板下也有细沙，再下为夯土。依探沟位置推断，两筋口应在外端墓道范围内。

根据这些信息，大致可以推测陵墓的营造过程：首先在选定建陵位置，按规划范围清除地表堆积土，直至见到山顶基岩。其次在基岩上填土夯实，到规划好的禀室底部的平面而停，其上或铺细沙，或铺白灰。再次，继续向上夯筑坟丘，到一定高度裁切出墓葬各部位的形状。再后砖砌墓葬（先立石券门，再砖砌墓壁）和石筑内端墓道。最下层砖不是直接放在夯土上的，而是先在夯土面上铺一层细沙。最后，除墓道部分外，可能继续向上夯筑坟丘。由于陵墓是在文明皇后生前所建，还需考虑墓道的保护问题，比如雨水与风沙的侵蚀等。也许在文明皇后入葬之后，封填墓道，继续加高坟丘。在封填墓道时，还在墓道底上放置了器物与丝织品等，可能与某种仪式有关。

二、孝文帝“寿宫”

如上所述，孝文帝“寿宫”，本来是孝文帝为了表示对文明皇后的“瞻望之志”为自己营建的寿陵，后因迁洛另择“山园之所”而使方山寿陵有名无实，故又称“虚宫”，号曰“万年堂”。出于习惯，本文仍称之为墓。《永固陵》对其有详细介绍，兹补充如下。

当我们对该墓进行清理时，其大部已被破坏，只有后室（主室）和少部甬道可知大概。经向当地社员了解，得知该墓除早年被盗外，五六十年代先后两次被当地生产队拆毁，其中1963年一次规模最大，拆下的砖为西寺大队队部券了九间窑洞（限于窑洞门面部分）。石门柱或用于砌墙，或用于铺路。

该墓封土远没有永固陵高大，从封土顶部表面至后室砖顶，夯土仅厚米余，而永固陵厚约15米。基座似为圆形（若以田埂为范围，则为方形）。

据社员讲，墓室形制结构基本与永固陵相同，其中甬道前后各有一道石券门，但只有石门柱、石门楣等（有无石门槛、门墩，不明），而无封闭的石门，各门及前室之口都是用砖墙封堵的。两道门的石门柱，一道为素面，被砌在生产大队墙中。另一道石门柱则雕刻有武士像，均已残破，被铺路，其中东门柱残存少许，西门柱残存较多，被解先生运回市博物馆。西门柱高1.64厘米，宽约0.50厘米，厚0.35厘米。武士面向墓门，结发成束，当即“索头”。下臂袒露，右手执剑形器，着长裤、踏便靴，分足而立。其头顶上方还刻有无法辨认为何物的图像。

此墓所用方砖、条砖的大小基本与永固陵相同，方砖边长50.5、厚约7~7.5厘米，条砖长约45~46.5、宽22~23、厚7~7.5厘米。砖的质量与砌建技术都精于永固陵。如所有条砖，凡是朝向墓室一面，都又黑又光（其他面不然），显经特殊加工。而永固陵条砖并非如此，朝向墓室一面有黑有灰，墓室内表面黑灰相间，斑斑点点。“寿宫”墓壁厚度据残存部分和向社员了解得知，墓室全部和甬道、前室两侧壁为三重条砖（窄端朝向室内）垒砌，厚约1.38米；甬道和前室之券顶用二重条砖垒砌，厚约0.93厘米。由此推测，永固陵甬道和前室也可能与此相同。

孝文帝“寿宫”未见任何随葬品。我们在以往拆毁遗弃的残砖堆中找到一块有字的残砖，一共3行8字，刻在一条砖端头上，内容为“五月，五什长，崔康奴”（图三），此砖一宽面印有绳纹。

三、方山其他建筑遗存

依文献记载，方山还有其他北魏建筑，如灵泉殿、思远佛寺、永固石室、鉴玄殿、石窟寺等（详见下文）。在对方山二陵发掘期间，我们还对方山及其附近的建筑遗存进行了调查。

方山建筑遗存主要见于山顶南端，亦即二陵以南。在这一地段的东半部建筑遗物最多，残砖碎瓦俯拾皆是，偶尔还可拾得较完整的有字瓦当。建筑石构件亦可见到，其中有一石龟跌横卧瓦砾之中，最为醒目。这一地段西半部遗物相对较少，大部被黄土覆盖。5月12日，我在这里布2×5米探沟一条，进行试掘，出土有“万岁富贵”瓦当和一完整石柱础等。石柱础距地表约0.4米就露出，摆放平整，基本为正南北，显然未经扰动。其形状上圆下方，圆方相切，均素面，通高0.24米。上圆部分呈覆盆状，直径0.7米，其中心有圆坑，直径0.16米，深0.12米。

下方部分边长0.7米，高0.15米。此础的发现，说明这里肯定是一处建筑基址，附近还应有更多的石柱础等建筑现象。由于永固陵发掘进入尾声，本次主要工作任务即将完成，条件不允许继续从事大规模发掘。因此，该探沟表土都未全部发掘完毕，石柱础原样未动，就地回填，有待来日清理。约在本探沟正南不远处，紧邻山顶南缘的地方，树有大地高标支架，在支架处拣到一些陶塑佛像，当是树立支架挖坑时翻出来的。佛像都不太大，可能是依附在其他物体上的饰件。

文献中提到方山有石窟寺，于是我们沿方山周边进行了仔细观察，但毫无所获、只有山之正南与东南方向值得怀疑。这里没有直接暴露出山体基岩断面，而是由自然石块堆成高高的陡坡，很像人为堆积。也许将其清除就会有惊人发现。

站在山顶朝南向山下望去，可以看到山脚下有一方形建筑基址，其上堆满了残砖碎瓦。4月16日，我对该址做了调查，发现有的砖瓦与方山顶所见相同。

在方山东南万泉河河滩一处叫“狮子湾”的地方，发现一只全身没于地下，仅头部露在地上的石狮造像。关于这只石狮的来历，当地还流传着一段神奇的传说。由于自己鉴赏能力有限，没能断定其时代，现在已记不起它的形状了。

方山北端则是东西蜿蜒的长城，高耸的烽火台远远就可看到。

以下介绍在方山顶部采集和见到的遗物。

1.砖。有条砖和方砖两种。条砖有的与二陵所见相同；有的较二陵砖稍小，其中一面（宽面）饰绳纹；还有的一面饰6条沟槽，这种沟纹砖长38、宽19、厚6.5厘米，每条沟槽宽1厘米。方砖边长36或38、厚7厘米，一面饰11条沟槽，沟槽宽与条砖相同。与二陵相同的绳纹砖应属北魏，沟纹砖当属辽金。可知方山上除有过北魏建筑外，还有过辽金建筑或经辽金时期修缮过的建筑。

2.瓦。板瓦和筒瓦都有，均为残件，未见完整者。个体都很大。板瓦残长者可达43、残宽可达30、厚2.3厘米。内面有布纹，外表素面。檐瓦（滴水）前端压成波浪状花边。筒瓦残长可达48、直径17~18、瓦舌长8、瓦厚2.5厘米，内面有布纹，外表亦素面。还发现不少瓦当，直径18厘米左右，可分有字当和花纹当（图四）。有字当采集到两件完整者，均为“万岁富贵”；花纹当有莲瓣、人物、兽面等。

3.陶佛像。都为残块，火候不高，似泥塑。我曾挑选几件重要部位速写在日记本上，现照录如下（图五）。由于当时疏忽，未标注尺度，记得佛像头部大小约5~7厘米的样子，很小。

4.龟蛛。头残失，身饰花瓣与正六边形花纹。

四、文献中的永固陵与其他建筑

有关方山二陵和方山其他建筑，文献中如《魏书》《水经注》和《北史》中都有记载，而且与考古所见基本相符。以下逐一说明。

（一）关于永固陵

依《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记载：“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因谓群臣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远衬山陵，然后为贵哉！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据《魏书》多处记载，北魏王室的皇家陵园在盛乐“金陵”或云中“金陵”。按照拓跋皇室的规矩，后妃死后要与皇帝夫君葬在同一墓地，即所谓“衬葬金陵”。

文明太后看中了方山这块风水宝地，不愿死后归葬金陵，此时她已临朝亲政，但为避免群臣的反对，她以娥皇、女英死后未从葬帝舜仍受人们敬仰为由，明确表示“百年之后，神其安此”，于是在方山营建了永固陵，同时还营建了永固石室。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于平城太和殿、继而葬于永固陵。关于墓室的规模、坟丘的大小、随葬品的多寡，按《魏书》《北史》所记，文明太后在生前已有成命，主张从简行事，只是孝文帝为表“孝子之心”，对太后的成命“有从有违”。《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记载“（孝文）诏曰：‘尊旨从俭，不申罔极之痛；称情允礼，仰损俭训之德。进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节，亦有成命，内则方丈，外裁揜坎，脱于孝子之心有所不尽者，室中可二丈，坟不得过三十余步。今以山陵万世所仰，复广为六十步。辜负遗旨，益以痛绝……’”对墓室规模，太后定为“方丈”，孝文改为“二丈”；坟丘大小，太后定为“不得过三十余步”，孝文改为“广为六十步”。

我发现孝文改动后的尺度与考古所见正相符合。比如墓室的尺度，前文提到永固陵后室（主室）底部四角用直线依次相连正好是一个边长5.6米的正方形，按照北魏中尺计算，一尺等于现在0.2797米，“二丈”恰好是5.6米。再如坟丘尺度，现存基底东西124、南北117米。因基底东西两侧建有现代设施，故东西之数不确，而应以南北之数近于实际。北魏每步等于六尺，即相当于现在1.68米，三十步和六十步分别相当于今50.4与100.8米。后者与实测尺度相当按近。地果考虑到千余年来因人与自然的作用会导致坟丘变矮、基底增大，那么六十步就更合实际了。

至于墓内随葬品的多寡，上引孝文诏书接着说：“其幽房大小，棺椁质约，不设明器。至于素帐、缦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则遵先志，从册令，俱奉遗事……"似乎并未随葬太多的物品。由于该墓被盗惨重，到底葬有何物已无法知晓，但不放随葬品是不可能的，盗洞中出土的石俑应是其中之一。

至于孝文帝“寿宫”，《永固陵》与本文前已述及，不赘。

（二）其他建筑

方山北魏建筑以《水经注》记述最为系统和详细，该书“漯水”注云：“羊水又东注于如浑水，乱流迳方山西，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跌，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图之西有斋堂，南门表二石阙，阙下斩山，累结御路，下望灵泉宫池，皎若圆镜矣。”

由此可以得知各种建筑的相对位置。文明太后陵和高祖陵在北，其南有富丽堂皇的水固堂。永固堂之西是思远灵图，图之西有斋堂，南门外有二石阙。出阙是下山之路，在此还可南望皎若圆镜的灵泉宫池。这与考古所见基本吻合，上文提到二陵之雨的东段残砖碎瓦最多，且至今尚有一龟扶横卧，这里应是永固堂旧址。其西所掘环沟出有石柱础，并在探沟南发现陶塑佛像，这又恰与思远灵图的位置相符。方山雨向依山堆积的自然石块有可能就是斩山之石及御路的遗留。山脚下的方形建筑基址或许是灵泉宫，灵泉池当在其南不远处。唯斋堂与南门难辨，石阙无存。

《水经注》提到的这些建筑仅是方山建筑的一部分，《魏书》中还记载有其他建筑，如文石室、灵泉殿（当即灵泉宫）、鉴玄殿、石窟寺等。关于这些建筑的兴建年代，依《魏书》所记亦能知其大概。今据《魏书》卷七《高祖纪》和卷一三《皇后列传》将其排列如下：

太和三年六月，“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

太和三年八月，“幸方山，起思远佛寺”（又见《魏书·释老志》，以为太和元年。思远佛寺当即《水经注》之“思远灵图”）。

太和五年四月，“行幸方山。建永固石室于山上（当即永固堂），立碑于石室之庭，又铭太皇太后终制于金册，又起鉴玄殿”。“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当即永固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

太和八年七月，“行幸方山石窟寺”。

太和十五年七月，“谒永固陵，规建寿陵”。

以上所列都建于太和年间，除方山石窟寺始建年代不明外，其他都较清楚。其顺序是先建文石室、灵泉殿与思远佛寺，接着建文明皇后寿陵——永固陵及永固堂、鉴玄殿，其间还开凿了石窟寺，最后是规建孝文帝寿陵。

五、文明皇后其人

谈到北魏历史，无不强调道武帝拓跋珪的韬略和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前者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北魏帝国；后者维护了北魏的统治，其制度对后来的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孝文帝从5岁继位到33岁驾崩的28年中，前20年并未掌握实权，他是“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是文明太后“临朝专政”，控制着孝文帝，掌握着统治权。在以往研究北魏历史的著作中，往往忽略了这一历史实际，有学者虽然注意到了文明太后的作用但亦估计不足。以下通过文献记载，还其本来面目。

文明太后生于权贵之家，其父冯朗是北燕王冯弘长子。公元436年，北魏太武帝东平辽海，征讨北燕，冯朗没有随父东逃高句丽，而是内降魏室并做了秦、雍二州刺史。冯氏就是在北燕亡国后的第六年、其父任刺史时，出生于长安。冯氏出生后不久，父母连坐被杀，她由姑母——太武帝左昭仪接入宫中抚养。14岁被文成帝看中，选为贵人，15岁立为皇后，深受文成帝宠爱。

冯氏24岁时（465），年轻的夫君文成帝撒手人寰，在丧期中悲痛的冯氏投火自焚，险些丧命。是年，献文帝即位，尊冯氏为皇太后。由于献文帝年仅12岁，丞相乙浑乘机专权，诛杀异己，网络亲信，使内外畏惧，并欲推翻魏室，取而代之。北魏统治出现了危机。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冯氏亲自出面，“密定大策”，将乙浑诛杀，并开始第一次临朝亲政。此时冯氏25岁，已充分显示了她的智谋与胆识。史书说她“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当是事实。

冯氏的亲政对献文帝显然是一种威胁，随着献文帝年龄的增长，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愈演愈烈。在这一过程中，冯氏在献文帝尚未成年时就牢牢控制了政权。献文帝15岁时（468），冯氏之兄冯熙被封为太傅。次年，冯氏为3岁的孝文帝起名为“宏”，并立为皇太子。按照拓跋皇族的规矩，当皇太子确立之后，其生母赐死，以免王权外落。于是冯氏主动承担起对未来皇帝孝文帝的教养，名义上不再参与朝政，实际在为日后挟天子以令天下做准备。由于大权在握，位高至上，私生活亦放荡不羁，受宠者每每赐爵重赏，成为她的亲信，其中“美容貌、有才艺”的李弈就是其情人之一，结果李氏兄弟“在朝者十有余人”。

面对这样的形势，献文帝自然不会毫无反应，公元470年，17岁的献文帝下令将李弈兄弟一家诛杀。这当然引起冯氏的不满，事情发生不到一年，冯氏便演出了逼宫戏，18岁的献文帝以“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的名义宣布下野，让位给年仅5岁的儿子孝文帝。这样，唯一使冯氏难以对付和有所顾忌的皇帝名存实亡，冯氏的地位更加巩固。

献文帝让位之后并未表现出“雅薄时务”和“遗世之心”，而是“国之大事咸以闻”；也未深居崇光宫，过他的遗世生活，而是时而外出巡幸，时而带兵出征。他的不安分对冯氏仍然是一种威胁，冯氏决不会坐视不管，任其发展。献文帝在下野4年之后被冯氏秘密处死，即《魏书》所载：“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此时孝文帝年仅10岁，冯氏再度公开临朝亲政。

在与献文帝争斗的过程中，她注意扶植自己的势力，其兄冯熙先后被任为太傅、侍中、太师、中书监领秘书事等，一人多职，为“群情所骇”。与此同时，冯家成员“登进者众”，不少人在朝为官，冯氏的势力可想而知。对于孝文帝更是牢牢控制，小时候既严加管教，又慈母般关心，直到冯氏死时，孝文帝仍不知所生，称冯氏为“圣母”，自己为孝子。待长大成人，冯氏亲自为他择偶成婚，孝文帝的4位夫人（立为后者）都是冯氏一手操办，其中两位是她的侄女，一位为其兄冯熙之女，还有一侄女为左昭仪。同时，冯氏还把孝文帝的妹妹嫁给冯熙长子冯诞。这种远古对偶婚式的联姻关系，显然是冯氏出于欲加强自己的势力和对孝文帝加强控制的目的。

太和八年至十年，北魏王朝进行重大制度改革，分别推行“俸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或认为“三长制”在前），此时孝文帝已成年（18~20岁）。一般认为这三大制度的制定和推行是孝文帝所为，其实并非如此，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冯氏。以“三长制”的确立而言，《魏书食货志》云：给事中李冲言立“三长制”，“诸官通议，称善者众。高祖从之，于是遣使者行其事”，并颁发了诏书。这里并未详细交代诸官如何通议、为何称善者众、由谁主持和裁定，而只讲述了通议的结论和最后必须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形式。

此事在《魏书》卷五三《李冲列传》记述颇详，最初是李冲把自己所创“三长制”的文本呈给冯氏，冯氏“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在讨论中形成两种意见，争论颇为激烈。因冯氏早有主张，所以在两种意见争论不下时，她做了最后决定：“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遂立三长之制。这就是群臣通议的过程，最后由冯氏一席话宣布通过。接下来，自然是以皇帝名义颁布——孝文帝从之了。

冯氏所起的作用，孝文帝自己也不否认。即使在冯氏死后，他仍直言不讳，称冯氏“平日近集群官，共论政治，平秩民务”等等，因此，在论及北魏制度和评价孝文帝时，不可忽略冯氏，更不可将其作用张冠李戴，至少在孝文帝执政的前20年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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