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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起义冢，就不能不提金乡袁家。袁家在金乡算是源远流长，始迁祖袁邦宪是军人，任明朝金乡卫副指挥使，从三品。自袁邦宪之后，袁氏一脉便在金乡落地生根。我猜想，袁邦宪当年的军人身份，或多或少与义冢有着某种联系，这一点，我后来在袁氏家族历史中得到了印证。可是，自袁邦宪之后，特别是金乡卫作为抗倭重镇的战略意义消失之后，袁氏子孙便“回归”成金乡普通居民的身份，直到袁廷槐（1869—1931）的出现，袁氏在金乡又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且影响深远。

2、我没有详细查过袁氏族谱，无从知道从袁邦宪到袁廷槐之间的血脉延承历经多少代，从时间上推算，从明初至晚清，近五百年，以二十年为一代计，已有二十多世。至袁廷槐，袁家已家道中落，他父亲是个风水先生，他也只是在幼时读过几年私塾，16岁便去温州商号当学徒。30多岁回金乡北门创办“袁义成商行”，主要做茶叶及当地土产生意，后来发展成为浙南闽北一带有名的商行。

3、袁廷槐开商行赚多少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花巨资建了近1000平方米的袁家大院。2018年3月10日上午，我和朋友吴家悻、李蕙去袁家。李蕙和袁家有亲戚关系，她联系了表哥袁敏接待我们。袁敏生于1973年，为袁廷槐第四代孙。袁氏一支分四房，袁敏属大房，他目前在安徽做包装材料生意。袁氏其他后人也大多从商，并且为人低调。袁家大院位于卫前大街133号，沿街是一排“通天楼”（金乡城内的楼房大多如此），袁家大院便藏在楼房后面，如果没有人指引，很难发现的。其实袁家大院原来是临街的，“通天楼”为后建。袁敏告诉我们，袁家大院是在1993年12月30日，他父亲几个兄弟集资200万元，从政府手里拍回来的，也算是对祖上有个交代。袁廷槐还做了一件事，1916年，他母亲八十大寿，母亲提出将做寿的钱用来修路，袁廷槐遵从母命，将长达250丈的玄坛庙至南门街道铺上青石板，此路段即现在的卫前大街，为金乡城内最主要的街道。现在的卫前大街早就改成水泥路了，遥想100多年前，把一条大街铺上青石板路，对于金乡的居民来讲，那是多大的慈善啊。当时平阳最为有名的乡绅刘绍宽，还为此事撰写了《卫前筑路记》。

4、让我颇感意外的是，义冢与布施冢不是在袁廷槐手里建成，而是他三个儿子的“手笔”，当然，源头还是来自袁廷槐。1930年，62岁的袁廷槐预感去日无多，他召集三个儿子袁秉根、袁秉均、袁秉伦，交代在他身后办好两件事：一是建义冢。现在无从考证袁廷槐当年建义冢的具体原因，我想，袁廷槐有此设想，应该和他的先祖袁邦宪有关，和袁邦宪担任过明代金乡卫的副指挥使有关。他是军人后代，眼见当年为国杀敌的英烈，在经历数百年的风雨之后，坟墓大多已破败不堪，心里会有一种使命感，他有责任将这些抗倭将士暴露在外的遗骨重新收拾起来，建立义冢，让他们不至暴尸荒野。二是建布施冢。将当时社会上孤苦伶仃无人安葬的遗体，以及路边无人认领的尸骨，进行集中安葬。我猜测，袁廷槐当年的设想，应该是先有义冢，后有布施冢。义冢是他行善的根源，是他对先祖和历史的认领，而布施冢则是他对当下社会的担当和回馈，也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最宽阔的表达。

5、据说袁廷槐为了保障建义冢和布施冢的费用，花巨资在当时的鳌江设立“义生”分号，提取利息，作为建坟的专项资金。最后，他的“遗嘱”还特别交代三个儿子，他死后停尸不葬，必须等义冢建好，才能下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袁廷槐真是决心宏大——他不给自己留后路，也不给三个儿子留余地。

6、第二年，袁廷槐离世。袁廷槐没有料到的是，他去世后，袁家“遭了变故，全家过起了清贫的生活”。但袁廷槐的三个儿子没有忘记父亲的“遗嘱”，1937年春，在金乡南门外凉亭村买地两亩左右，建了465圹义冢，将散落在荒郊野外的抗倭将士尸骨重新安葬。同年秋，他们在钱仓山麓买地3亩多，建筑了“漏泽园”布施冢，收葬暴尸野外的穷人。

7、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是袁氏的义举，却无法想象袁氏三兄弟当年是在如何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父亲的“遗嘱”。

8、袁敏带我们去了一趟南门外的义冢，他告诉我们，他伯父的腿脚不好，但每天都会去一趟南门外的义冢，打扫打扫，整理整理，这成了他晚年一个习惯，成了每天必做的功课。伯父过世后，就没有每天来看护义冢的袁家人了。

9、义冢就在公路边，有一青石碑，碑上有字，大概是年久腐蚀，碑上的字被人用红漆描了一遍。四周有围墙，不及腰高。我跨过围墙，进入坟地，墓圹有序排列，好似一个大大的“回”字。墓圹是用水泥浇筑的，想必是袁家后人重新修葺的。

10、坟场干净，几乎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很多地方有岁月留下的印记，有风吹霜冻的皱褶，有雨淋日晒的伤痕，但却没有破败的气息，恰恰相反，尽管公路上车来车往，声音嘈杂，不高的围墙也没能阻挡住汹涌而来的人间噪声。可是，坟场里似乎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庄重、肃穆的世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这种气息跟我以前去过的一些陵园不同，这里多了一股让人不可言说的力量。我一开始没有想明白是什么力量，后来想，那可能是天地之间的一种精神，是一种使人奋进和悲壮的神秘物质。我想，这种神秘的物质大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当年为抗倭而为国捐躯的将士。我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不知道他们年岁几何，也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可他们为了保卫这个国家，为了保护这里的居民，最后战死此地，骨埋异乡。我在想，他们死后的灵魂也应该有一股正氣吧，一股横扫天地之气。这种正气是无形的，却是可以感触的。二是来自袁家的义举，源自袁廷槐的决心，源自袁秉根、袁秉均、袁秉伦三兄弟的全力践行，也源自袁家后人以守护义冢为责任的坚持。这种坚持不求任何回报，只有付出。但是，我似乎在袁敏及袁氏后人身上看到一种精神，那就是因几代人坚持而带来的精神上的自足和淡然。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实，他们身上都有一份超然其外却又介乎其中的气质。我觉得，这种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更是袁氏族人的历史形成的。

11、遗憾的是，坟场之外过于凌乱，东首有座小山包，建有石屋，似乎养了一群小鸡。坟场的南首也是一条公路，但公路和坟场之间，还留有一小片空地。我知道，对于义冢目前的外部环境，袁家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这已经不是经济手段可以解决的事了，这里面牵涉到规划、土地、环保、行政执法、民政等等问题。

12、同去的朋友吴家悻，是苍南县民政局副局长，他对我讲，已经将此事提交局里讨论，局里也很重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相对完美的解决方案。我完全相信我的朋友的初衷和决心，也相信他能将此事办妥。其实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地方不大，处理起来也不复杂。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有没有这个认识，有没有决心。

13、我没有去过钱仓的布施冢。据袁敏讲述，钱仓“漏泽园”的情况比金乡糟糕得多，缺少管理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与当地村民还有一些土地上的纠纷。“漏泽园”原来只有三亩多地，现在已被“围困”和“掩埋”在一片荒地和丛林杂草之中，“漏泽园”几乎无迹可寻。袁氏后人曾经和当地村民有过交涉，想将周边的荒地购买过来，加以修整。此事岂是袁氏后人办理得了的？

14、依我个人的看法，对于义冢和布施冢来讲，袁氏一族已做得够多，从筹建到后来的守护，成了袁氏一族的自觉行为和精神皈依。而我要讲的是，现在以及将来，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15、我在金乡近两年的生活接触中，除了金乡特殊的历史和最近四十年来小商品经济的异军突起，另两个印象深刻的便是“民间力量”和“慈善行为”。

16、在金乡，“民间力量”和“慈善行为”很多时候是联结在一起的。就以袁氏的义冢和布施冢为例，我觉得既是“民间力量”也是“慈善行为”。包括我在金乡期间西门大街的修建，更包括对护城河的改造，皆是如此。政府部门在很多时候扮演的是引导和规划的角色，是“无形的手”，实际的导演和演员是金乡人，大到修路造桥，小至家庭纠纷，往往有地方贤达出面，他们自主设计，自筹资金，分派人力，公布账目，无论是牵头之人还是帮衬之众，大家心中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将事情尽心尽责地办成，“功成便身退”。此间社会风气，是我在其他地方所没有见到的。那么，我便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金乡的这种源自民间又返还于民间的社会风气及行为方式是如何形成的？又是何时形成的？

17、老实讲，我没有找到答案。但我又隐约感觉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美好传统。就像关于凤凰的美丽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探寻这种风气形成的历史时间便显得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如何将这种风气保存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义冢和布施冢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它们是这种风气的建设者和见证者，是活着的历史。

18、我想，保护好金乡的义冢和錢仓的布施冢，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如何面对义冢和布施冢，除了是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更是如何面对现在和未来的问题。

19、这何尝不是一个“死”与“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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