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黄仁宇写了本书，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简单的说是一部改变中国人阅读方式的经典。让我们知道历史原来是这样的丰富。作者以自己所提倡的大历史观，以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为断面，讲述了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物的前因后果。用黄仁宇的话来说，他们或是身败，或是名裂，没有一个能够功德圆满。并且从这本书里我们才知道：原来所谓的“昏庸的万历皇帝”的二三十年不理朝政是为了赌口孩子般的恶气；“一条鞭法”张居正的生前背后的悲剧；申时行的抓阄居然也是好办法；海瑞居然是个“无用“的人；民族英雄戚继光打仗还得靠行贿；李贽一个被忽略的人的悲剧也是我们的悲剧。

这本书让我们发现历史原来是由人构成的，历史人物也是有七情六欲，而不是教科书那种理所当然的、善恶分明扁平化的纸片人。从字里行间，我们发现我们的困惑来自于他们那里，再看评书时、演义时就可以平静的看待问题。历史就不再是西宫娘娘和八王千岁的对立了。他们和咱们普通人一样。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书中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当时的明朝，社会发展到那种文明程度做事情必须有法可依、管理国家事务必须有完整系统的一套措施，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运行起来有效率，而在当时没有基础和准备去做这样的法律条文、管理等技术性工作。判断一切事务的标准也仅仅依据的是“四书五经”。所以有些根本不是一个人品质道德的问题，到最后也因为此人“道德”不好遭到清算，文官集团总是拿着“四书五经”里要求的东西来做幌子达到自己私心里想达到的目的。

万历十五看似以非常简单通过很像小说的来写大明王朝的困惑，但实际想用大历史观来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发展规律的进行总结，用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文明的得失。后来又看了黄仁宇先生的多部作品，有些论点学术上是有争议，是值得商榷。但万历十五年所用到的方法和视角，已经深远的影响了我们的看问题的视角。无论你相信与否，其实最近几年文史上所有有影响的论著包括百家论坛中都有黄先生深深的影子；从文史界开始慢慢对很多领域都有一定的影响。要知道这本书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很火。

很多事件能成为影响历史的大事，就是在事件背后有着很大的争议，无论对错，大家都在讨论，赞同和反对的争成一片，最后有些都不惜刀兵相见。这类事才能被记录下，有些的确很无聊，就比如万历的争国本事件。这类事当时的官僚可是看成可以和天塌地陷相比的大事。但实际我们看来很无聊的一类事。但就是这类事反而反应出我们文明的厚重和千年积累下的弊病。文学艺术已经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科学技术也没有什么进展。社会已经到了必须要突破的地步了。

相比同时期文艺复兴，人的重新发现，导致随之而来经济文化、而后是工业革命。而我们依旧在程朱理学里禁锢着。这种禁锢其实依然在影响着我们，我们的变化是被动的，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我们自己的文明之路。对比万历十五年中的人物，大家对其中的人物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可以感受出他们的困惑也是我们现代依然的困惑，做事的泛道德，技术问题道德化，我们现在社会的管理，小到小区物业管理、大到国家政策依然有这其中的困惑和为难。通过这本书依旧体会到鲁迅先生的说所的中国改变之难。

看了对这本书很多读后感，发现很多人依旧停留在明史研究，换一种方式对人物评价的史论上，这依然是传统中国教化、正人伦的道路。大家其实很新鲜于作者对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的观点。但对李贽这个人反而感觉很无足轻重，仅仅是一个对儒学的一个批判性人物，有些怪诞、迷茫。我倒认为黄先生把他放在最后是有深意，这是一个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人物，只是他没引起巨大的争论，逐步就淡化了，最起码现代的普通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个人物，老百姓只知道类似的唐伯虎。

为什么说李贽是一个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人物，他论点或者做法不见得对，但他是中国文化“文艺复兴”的先驱，是最早意识到人性解放的古人。如果这个按照他的想法并争论下去，会开拓出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的进步会在我们的后面。但可惜中国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反而依着巨大的惯性沿着孔孟、程朱理学、王阳明的路走着。直到近代依旧没有摆脱，要不曾国藩就不会那么崇拜王阳明了。但这条路是需要改变的路。

1956年定陵考古，万历皇帝的龙袍瞬间化为灰烬，为何有人叫好

这个“叫好”，是有一些坊间传闻的，额听老人说过这事（道听途说、不足为凭的）。

明定陵考古工程是在1956年5月19日正式开始的。先让我们看看1956年，国内外发生些什么大事件。

（中国报刊正式采用横排方式）

1月1日，全国报刊横向排版，颠覆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阅读习惯；

2月1日——第一批230个简化字由《人民日报》公布；

2月6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

2月14日——赫鲁晓夫上台后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4月25日——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

4月26日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身工程完成；

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

从以上的这些重大事件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中国正处于一种巨大的变革之中，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人民的信心空前高涨，特别是文化领域，风雷激荡、破旧立新、大干快上正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此后，中国更是进入了一个狂飚的年代。

（考古人员正开掘地宫门墙）

这种变化，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上，这样，明定陵就开掘了。由于当时科技的限制、文物保护的手段还比较落后，大批的文物出土后不久，就因为暴露在空气中毁坏了。

（考古人员在提取文物）

据现场考古人员称，一些文物一与空气接触就花为灰烬了，比如那件九五之尊的万历皇帝龙袍。但是，当时是没有考古人员“叫好”的，有的只有万分的心痛与无奈。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毁坏了。

（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万历皇帝龙袍是仿制的、仿制的、仿制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据传，其中那副万历的金丝楠棺木，没有得到认真的保护，竟被长期遗弃荒郊之外！曾有附近的农民拿去一块做家具用了，结果接触过这套棺木家具的几户人家，都出现了离奇的死亡……随后，惊恐的人们把这套家具以及剩下的棺材板烧了，在熊熊大火中，无知的人们纷纷大声“叫好”……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万历皇帝的龙袍化为灰烬，有人叫好”的来历？

万历皇帝为何会成为大明朝的掘墓人

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一个朝代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某一姓氏的家族产业，应该是各方势力的妥协集合体。以万历朝为例，万历前期，张居正时代，万历根本无法把握朝堂局势，朝廷的政策方针基本上就是张居正派和反张居正派之间的政治博弈，只能说在这个时代张居正胜出了。

第二，大多认为万历是掘墓人的看法，基于的事实依据，主要是万历不上朝，历史表象确实是这样，但是究其原因为什么万历不上朝呢？以太祖、成祖、正德、嘉靖等皇帝的作为，老朱家对于家国的概念还是比较正确的，他们明白天下是老朱家的，管不好，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以此推论万历不把自己的国家当回事是不可能的，那么其中必然有不得已的苦衷，让万历无法实为！

第三，无论是太监帮、还是各种学派势力，他们争得并不是让皇帝有自己的实为空间，而仅是要求皇帝听自己的，换句话说，他们不是要自己的上边有一位皇帝，而是要做皇帝的皇帝，皇帝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方印玺，抓住了就好了，印玺本身是不允许有思维的。在这个层面，我反而觉得太监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是最轻微的。

第三，万历朝从经济上处于一个特别脆弱的转型期，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需要，把握住这个时代的是张居正，他本打算运用自己的能力推动时代的发展，确实张居正在位的时段，他有利的调和个各方矛盾，推动发展。但调和矛盾并不代表消灭了矛盾，毕竟效率型改革，强权一旦消失，被改革对象一定会出现强烈反扑。这种反扑，对于本已脆弱的转型期是无法承受之冲击。

第四，外部政治势力的干扰。努尔哈赤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政治势力干扰，换句话说，他是大明朝的送葬者。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仅分析内外环境，英国的孤岛地域，给英国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革大环境，在经济变革的同时，没有同时面对强大的外部政治冲击。

第五，万历只是一个人在战斗。万历是顺位皇帝，不像嘉靖帝本身继位之初，就要面对强大的政治角力。万历帝分为两个时期的话，前半期他在张居正的控制下成长，形成了依赖型政治态度，而张居正死后，面对强大的政治清算，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成为万历与反扑势力之间博弈的代言人。所以万历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方式等待时机，就是把自己“留中不发”，静待时机，等待那个人的出现。而世间再无张居正，他没有等来嘉靖帝的张聪，所以他只能一个人跛足前行。

老人常说胡大海杀光河南河北交界处一箭之地的人是真的吗

我们河南林县就有胡大海血洗林县的传说，传说胡大海的父亲是一个秀才，上京赶考时被一个母人猿掳走，由于秀才长的眉清目秀，母猿舍不得吃，就强行把秀才关在一个山洞内，出去找食物时就用巨石把洞口挡住，防止逃跑，后来母猿生下一个小孩，就是后来的胡大海。时间长了母猿就放松了警惕，有一天秀才趁母猿外出寻找食物就偷偷的溜了，母猿回来后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就气的撞崖而亡。小孩时间长了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就在附近的村庄四处流浪讨饭吃，由于他母亲是个人猿，所以他身上就有一层毛，附近村里小孩子看见了就吓得直哭，大人看见了就拿着棍子驱赶他，不让他在附近讨饭，久而久之小孩子一听说他来了就害怕，时间长了如果有不听话的小孩，家里就有大人吓唬他们，在不听说让老毛胡把你抓走，小孩一听就不敢哭了，就是现在我们林县还有的上岁数的吓唬小孩，还用那句话，再不听话让老毛胡把你抓走。由于讨不到饭还挨打，小毛孩就恨附近的村民，后来小毛孩长大后从军立了战功，也有了自己的名字，由于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姓，加上人家都叫他老毛胡，他就取了一个胡字作为他的姓，名字叫大海。后来胡大海跟随朱元璋东征西讨，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一方诸侯，但是想想当年心里还是有一股怨气，所以跟朱元璋上书要血洗林县，朱元璋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是也不敢惹他，只好对他说，你要报仇可以，但是只能杀一箭之地。朱元璋心想，就你的本事你一箭才会射多远。但是没想到胡大海手下有一个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他挽弓搭箭，一箭射在了一个黑老鸹身上，黑老鸹带着这根箭跑遍了林县，胡大海也就跟着杀遍了林县。事后朱元璋觉得有点过了，责备胡大海，胡大海一看没办法了，把责任推给了那个射箭的，把射箭的杀了了事。后来林县就没人了，朱元璋觉得没人也不行，才有了后来的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大迁徙，这也就是为啥林县属于河南但是说的话却既不是山西话也不是河南话，而是自称一派，林县话既有山西口音，又有河南口音。林县又处于河南，河北，山西的三省交界，自然是南腔北调啥话都有。至于说的胡大海血洗林县，也就只能当个传说，茶余饭后给小孩访古罢了，不值得深究。

明末第一案，“梃击案”，万历为何包庇凶手

明末第一案“梃击案”，被称为明末三大疑案之一，为什么称之为疑案呢，就是因为最后不了了之，没有一个结果。虽说是疑点重重，但是也没有人去捅破它，不是没人愿意捅，而是不想捅，在当时的朝野各个心怀鬼胎，没有人顾得上去调查这件事的真相。

这个案件的基本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明朝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又到了策立储君的时刻，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万历皇帝始终在犹豫。万历皇帝的第一个儿子是朱常洛，朱长洛的母亲是一个宫女，身份卑微，万历皇帝也很不喜欢她。随后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朱常洵，万历皇帝就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可是在封建社会自古都有立长不立幼的原则，朱常洛理应是太子，可是万里皇帝和郑贵妃都想让朱常洵上位，因此闹的是满朝风云，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胆大妄为的郑贵妃于是动起了歪心思。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夜幕刚刚降临，一名手持木棍的男子不知从何处闯进了当时太子朱常洛所住的寝宫-慈庆宫，好像迷了心智般的见人就打、逢人就杀，直接闯入了朱常洛的寝殿，守门宦官李鉴被伤，随后侍卫赶到，将那名男子捉拿于前殿。这次刺杀太子的大案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没有得逞。明神宗便将此案交给了御史刘廷元审理。经过询问，才发现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叫做张差，并且精神有点不大正常。那你说一个精神不大正常的人不可能进到内宫去行刺太子，这就将人们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太子的宿敌郑贵妃，后来经过进一步的刑讯逼供，张差终于供出了幕后主使。

原来这个张差只是一个靠砍柴和打猎为生的农户，在此事发生前的一个月，张差去集市卖货，赌博输了个精光，正在懊恼之时一个太监叫住了他，说是让他去办一件事情，事成之后给他丰厚的回报，于是张差就跟着太监进了京，随后就上演了张差手持木棍在太子宫行凶杀人的一幕，最后张差供出了幕后主使，果然是郑贵妃。据张差供述，老太监告诉他，只要见人就打，尤其是一个穿黄袍的人，打死之后重重有赏，最后还揪出了两个指使的太监，那就是郑贵妃的手下庞保和刘成。

事情的真相水落石出，朝野上下顿时议论纷纷，瞠目结舌。有朝臣立马进言，要求明神宗治郑贵妃的谋害太子之罪。郑贵妃听了之后，也是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就去明神宗那里哭诉。明神宗一看惹了众怒也没法交代，只能让郑贵妃自己去跟太子和百官进行解释，朱长洛看到了父亲生气，也听出了父亲的意思。只能主动站出来要求只让张差一个人承担罪责，其他的人可以不予追究。明神宗非常的高兴说:还是太子识大体。就这样这个举国哗然的惊天大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也许是朱常洛慑于父亲对郑贵妃的包庇，才只能忍气吞声，不予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