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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乃至整个北方，提起移民，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明初的山西向北方各省移民的事。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否山西移民的后裔。大都称自己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来的。但对于明初自燕山以北地区向山南移民，则较少有人注意。此前我曾撰短文（载《河北学刊）1989年第5期)论及自北而南的移民史实，后来读书续有所得，请更申论之。

洪武初年，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克元朝京城大都，元顺帝北遁，元朝灭亡。元朝残余势力虽然退居漠北，但仍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的存在仍是很大的威胁。为了有效地防御北元势力对内地的侵扰，从洪武初年到洪武末年，在今长城以外，东至辽东，西至山西北部、内蒙古西部，东西两千余里，南北数百里的广大地区，设置了众多的卫所，士兵边屯种边戍卫，有效地遏制了北元势力的南下。

与此同时，为了恢复和发展北平地区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增加人口，多次从燕山以北广大地区向北平附近移民。

1、洪武三年(1370年)，汤和攻取宣德府（治今宣化），以其“去虏巢甚迩，虏或不时出没，保聚为难”，徙其民于居庸关以南，配居固安、永清、顺义等县①。

2、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徐达奏请，徙顺宁（今宣化一带）、宜兴（滦平县）二州之民，人北平诸州县屯戌。计17274户，93878人，后又从宜兴等地收集溃散元遗民900余户，以其少壮者隶各卫为军，老弱者隶北平为民②。

3、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徐达又迁山后民35800余户、197000余口散居北平各处屯种。又迁沙漠遗民32800余户，分散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祁州、武清、蓟州、昌平，顺义？州县屯种③。

其他还有零星迁人者，姑且不计。以上洪武时期从山后向今河北地区移民，仅有数可计者，在50万人左右。

从辽金时期至元朝末年，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山后地区虽然地处偏僻，因无大的战乱，人口很快繁衍起来。民国《张北县志》卷五《户籍志》载：“由金及元，民物熙阜，生聚日盛。”地处塞北的张北县是如此，其他山后各地，当亦不例外。洪武初年之所以能从山后大量向山南移民，是以当地繁衍起来的人口为基础的。

建文帝之时，经过三年的“靖难”之役，朱棣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皇帝的宝座。朱棣称帝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在内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尤其是北平为他的发祥地，巩固、发展北平，自是当务之急。

在这种形势下，朱棣调整了对沙漠残余势力的斗争策略，改外线防御为内线防御，收缩防线，集中力量，把兵力南移到以北平为中心的长城一线及以南地区。这样既可集中精力首先在内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又可更有效地阻止北元残余势力的南下侵扰。

河北地区是“靖难”之役的主战场，朱棣的“靖难”之役与朝廷军队的决战是在河北地区中部进行的，因而这一地区遭到极大的战争破坏。人民或被兵火吞噬，或四散逃离，致使士地荒芜，遍地丘墟。以素称繁庶的真定府而论，“靖难”之后，呈现“人物凋耗，土地荒旷，旧有存者，十仅二三”④的破败景象。很显然，这样的腹里地区首先应恢复人口和农业生产。

于是，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已寓以北京为重地、迁都北京之意。同时，调长城以北的27个卫所和大宁都司，分布在北京及其周围地区，边屯种边戍守。

大宁都司（原治今内蒙古宁城西）迁至保定府，其余卫所徙于北京、通州、顺义、蓟州、平谷、香河、三河、玉田、迁安、良乡、丰润等地。共计徙来军人约15万，其随军屯种家属，当亦不少于此数。

与此同时，东至辽宁朝阳，北至内蒙古翁牛特旗、正蓝旗以北，西至托克托的广袤地区的居民，纷纷南下，汇成大规模的移民流。这些移民主要流向燕山以南的河北各地。

今就翻检有关文集、方志、年谱、族谱等文献涉及小兴州移民的材料，排比一下，可以看出洪武和永乐时两次移民移居地的地理分布的大致情况。当然，由于读书未到，可能还有不少材料没有接触，因此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也可能受到局限。

1、北京。清人朱筠《朱笥河文集》卷十二《外舅王舜夫先生墓志铭》一文载：“明洪武初，常遇春进攻大兴州，遂取开平，建卫于此。当时户口，殷然极盛。逮永乐之末（按：当作‘之初’）始废兴和守御千户所，徙大宁于内地，而开平孤悬绝塞外，于时百姓纷纷内迁。至今京师故家往往称永乐时自小兴州来。”文中既然称“京师故家往往称”云云，可见由小兴州迁居京师者，人数相当可观。

2、良乡。民国《良乡县志》卷八《杨母王孺人传)：“王孺人者，兴州卫邑族也。迁居良乡之七里店。”

同书卷八，明人王用宾撰《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佥事雪堂杨公墓志铭》中载：“公讳泰，字济之，别号雪堂。其先为山西路城县人。洪武中始祖以军功助授路州卫百户，高祖继袭，遂改隶兴州中屯卫焉，”按：兴州中屯卫，洪武中置，永乐元年徙治良乡县⑤。

同书卷八，清人游观第撰《李氏宗祠碑记》称：“吾乡土著，多系明成祖时迁徙之户，无甚巨族，故建祠者寥寥，相习成风。”

同书卷五，《孝义》《列女》载，魏寰、杨瑛、杨举、张氏、王氏、杨氏、张氏、杨氏、张氏、李氏等人，均为“兴州中屯卫”籍。其人数之多，可想而知。后因世代居此，形成村落，至今良乡县有村名“兴州屯”。这种情况，各地皆有。

3、容城。孙奇逢《夏峰先生文集》卷六《孝廉玉屏孙君墓志铭》载：“按状，君讳尔祯，字玉屏，系出小兴州。明初迁边民实内地，始祖百成籍容城之归化里。”

同书卷六，《河南左布政使如星梁公墓志铭》载：“按谱，公先世小兴州人，洪武初徙大姓实内地，卜居容城之小里村。始祖入赘城东李氏，遂家焉。”

同书卷七，《先大父敬所公行述》：“大父讳臣，字汝邻，别号敬所。其先小兴州人。始祖奉诏内徙，卜居容城，舍于县治北十里之贾家庄。六世祖始迁北城。”按：孙臣即孙奇逢之父。《孙夏峰先生年谱》称：“先生自叙云：余家先世小兴州，上世无所考。明永乐初奉诏内徙，有祖讳忠者，迁容城县东北贾家庄，家焉。田庐坟墓俱在此。是为始祖。”

同书卷六，《兵马司西星崔公墓志铭》：“按状，公讳庚，字贞甫，别号西星。原籍小兴州，移容之沙河，则自仲美始。美生慕，慕生敏、敏生友才，友才生钦，软生阳，阳生宜，是为公父。七世业农，然饘粥不继也。”

4、清苑。《夏峰先生文集》卷六《凤翔知府贵一王公暨配于宜人合葬墓志铭》：“按状，公讳默，字浴净，号贵一。先世小兴州人，后迁清苑之石桥村。”

同书卷六，《光禄寺少卿二酉张公暨元配赵宜人合葬墓志铭》：“公讳罗彦、字仲美，号二酉。先世小兴州人，明文皇帝内徒，始祖仲礼隶保定之清苑。”

5、新城。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王馀佑：“王馀佑，字申之，一字介祺。其先小兴州人，本姓宓，赘于保定新城王氏，遂为新城人。”

民国《新城县志》卷九《王明善传)：“王明善，字复婴。其先小兴州人，七世祖宓徙新城，遂家焉。”

6、新安（今安新）。《夏峰先生文集》卷五《李完一传：“君姓李氏，讳衷实，完一其字也。先世口外小兴州人，永乐间奉诏内徙，居新安之三台里，世业儒。”

同书卷六，《郓城知县方新王君基志铭》：“按状，君讳家祚，字厚存，方新其号。先世小兴州，自永乐间徙新安。”同书卷六，《济宁知州燮五李君墓志铭》：“按传，君李姓，讳顺昌，字燮五。其先小兴州人，始祖故明初为执金吾，永乐间迁入内地，占籍新安之三台里，家焉。”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十一《斗山高先生传》：“高三位，保定之新安人也。其先自小兴州徙畿内。”

7、雄县。《夏峰先生文集》卷七《延安府同知启我刘公墓志铭》：“君姓刘，讳昌荫，字善同，启我其号也。其先小兴州人，永乐间奉诏徙内地，隶雄县，家焉。”

同书卷七，《中丞生洲王公暨配李孺人基志铭》：“公讳孙蕃，字三慈，号生洲。家世直隶雄县东侯村。始祖玉，永乐初徙自小兴州。”

8、安肃（今徐水）。民国《徐水县志》卷十二载明人孙承宗撰《陕西按察使邢公墓志》：“公邢姓，讳云路，字土登，号泽宇。世为安肃龙山里人。其自小兴州来者始祀贞。”

9、文安。民国《文安县志》卷九《樊文成传》：“樊梦斗，字北一，号文成。崇祯乡贡，廷试第二人……其先小兴州人，明成祖时奉诏迁文安，遂为文安人。”

10、祁州（今安国）。《夏峰先生文集》卷七《殷望刁公墓表》：“公讳克俊，字殷望。其先永乐间自小兴州内徙于祁。”按：此公即清初著名学者刁包之父。

11、任邱。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王应鲸传》：“王应鲸，字霖苍，晚号暗斋。祖籍古北口外小兴州，后徙任邱，遂占籍……年十九，中乾隆元年举人。”

乾隆《任邱县志)卷九《刘勃传》：“刘勃，字仲安，号柱峰，嘉靖庚戌进士。始祖自小兴州迁任邱。”

12、涞水。光绪《涞水县志》卷九《刘廷训传》：“刘廷训，字大复。其先世小兴州人也。人明，迁居南永乐村，世力农。”按：“永乐村”，殆永乐时小兴州移民聚集之村，因以为名。今涿县亦有永乐村。又，徐水县东、西各有一兴隆庄，涿县有东兴隆庄、西兴隆庄，新城县有兴隆屯、兴隆庄、兴隆街，文安县有兴隆宫等，从这些村庄的命名看，大概是永乐间从兴隆县移来之民聚集而成的村落。

13、霸州。民国《霸县新志》卷八《清文林郎原任湖南攸县卓异侯崔公传》：“按状，公姓崔氏，讳偲，字怡庭，号茶农。先世自小兴州迁居霸州。诗礼相传，及公十有四世。”

同书卷八，明王远宜撰《王氏家世叙述》：“王氏世系小兴州，先始祖郎以虏难避居益津淳化乡。置产耕田，剪芿夷疁，载启第路。遂以为家。”

同书卷七，《清处士牛君基表》：“牛君凤诏，字恩宣，国学士，霸县牛各庄人。先世当明永乐间由小兴州迁此，世业耕读。”

同书卷七，《敕封文林郎蔚岩崔君暨德配郝孺人合葬墓志铭》：“君讳承宗，字念诏，号蔚岩。始祖讳敬先，于明永乐间自小兴州迁居霸州。”

同书卷七，《福建福宁州知州鸣阳崔公暨顾夫人合葬墓志》：“崔公讳应凤，字鸣阳，一字茂远。先世小兴州人，明永乐间迁居霸州。”

14、宝坻。乾隆《宝坻县志》卷十七，明钱象坤撰《凤阳守四来王公墓志铭》：“公讳为善，字元甫，号葆光，更号四来。其先自小兴州徙宝坻。”

同书卷十七，《北渠王君墓志铭》：“按状，君先世元时小兴州人，明洪武初始祖以军功占宝坻籍。居城阴，号北王（以其北来也，时宝坻又有南王，自南方迁来)。”

15、定兴。《畿辅通志》卷二三○《杜越传》：“杜越字君异，号紫峰。其先小兴州人，明永乐间内徙县（定兴）之东江村。越，明诸生，少从定兴鹿善继游。”按：杜越为清初著名学者，与孙奇逢、鹿善继等为学问道义之交，与孙奇逢同辞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之诏。

16、丰润。光绪《丰润县志》卷二《魏廷基传》：“魏廷基，字大年。远祖江南，以军功起家镇小兴州。永乐时弃福余三卫，徙丰润，居焉。”

以上所引各种资料，不管是方志、文集、传记，还是墓志、行状，其称先世来自小兴州者，均据其族谱所载，这是没有疑问的。因各种族谱难觅，只好用第二手资料。

1、移民规模蠡测。首先从移来之民的分布范围看，从洪武至水乐，移兵（卫所内调）和移民，分布在今北京市区及郊县的良乡、平谷、顺义、通县，天津市的蓟县、宝坻，河北省的香河、三河、遵化、卢龙、迁安、丰润、清苑、容城、新城、安新、雄县、徐水、安国、文安、任丘、涞水、霸州、定兴等地，范围是很广的。若从兵民分布看，北京周围军队较多，北京以南的保定移民较集中。

上文已经谈到，调来27个卫所的军士人数有15万人之多，其随军屯种的家属至少也有15万之众，仅这两项人数即达30万。移民数量虽然难以计算，估计应不少于上面的数字。若加上洪武时期的山后移民，总数可能在大几十万。当然，这只是个笼统的估计数。

再从明清的方志、文集中移民后裔立传人数之多来推测。按照封建时代史志立传的标准，其人必在文治武功、文章经济、道德规范、荣秩官爵等方面有可称述，足为楷模鉴戒者，方可人传。其人在其同宗族人中，必是极少数，占的比例极小。仅从上面所举不完全的零星史料中，可以看出，小兴州移民后裔立传人数是相当多的，由此也可以推测小兴州移民及其后裔在当地人口中占的大致比例。以良乡而论，“吾乡土著多系明成祖时迁入之户”的说法最具代表性。当然，并不能说成祖时迁人者均为小兴州移民，也有他地、他省的移民，不过可以从中看到小兴州移民之众的概貌。

作为历史化石的现存古代村落的名称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如今不少县份还保留有永乐村、兴隆屯、兴隆庄、兴州屯、归化里等带有鲜明小兴州移民特色的村落。其他以移民姓氏命名而看不出移民特色的村落名，恐亦不少，再加上与当地土著混居的人户，数量必然很可观。

2、关于“小兴州”的问题。从我接触的史料来看，明初山后移民的后裔大都称其先世来自小兴州，极少有山后其他地区迁来者。这确实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明史》卷四十《地理一》称：“宜兴守御千户所，元宜兴县，属兴州。致和元年八月升为州。洪武二年兼置卫，属永平府。三年三月属北平府，六月改卫为守御千户所。五年七月，州废，存所。永乐元年，所废。”由此可知，所谓小兴州，乃是沿用元末至洪武初的旧称。永乐年间，它的行政建制只不过是县一级的单位。当然，当时在它的周围（今滦平、承德一带）有五个屯卫（兴州左屯卫、兴州右屯卫、兴州中屯卫、兴州前屯卫，兴州后屯卫)，一个守御千户所，即使连兵带民全部移来，人户数与移民的总数也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如何解释呢？

在当时的移民地区，小兴州只是其中之一。从东起辽宁朝阳，北至内蒙古翁牛特旗、正蓝旗以北，西至内蒙古的托克托，地域辽阔，移民必然是各地都有，为何都称来自小兴州呢？

在我国的移民史上有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即不同地区的移民认同同一个来源、以为共同的标志，如明初北方的山西移民后裔，都称他们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所谓山西洪洞大槐树，只不过是洪洞附近移民的集散地而已，并非所有移民的原籍都是洪洞大槐树；而且山西的移民也不必都在大槐树下集散。我们知道，永乐初年从山西向外地移民，主要来自“太原（治今太原市）、平阳（治今临汾市）、泽治今晋城市)、潞（治今长治市）、辽（治今左权县）、沁（治今沁县）”等府州（据《太宗实录）永乐二年九月)。不能设想，地处太行山西麓的晋东南泽、潞、辽等府州的移民长途跋涉西去洪洞遣派，再东返度太行山西至河北各地。不会如此舍近求远。所以山西洪洞大槐树只是山西移民后裔共同认同的一个标志。之所以认同共同的标志，是客观环境在移民心理上的反映。共同的标志即是一面旗帜，可以显示集体的力量，不致于被当地土著和其他势力所欺凌。

我以为，山后移民之所以都认为其先世来自小兴州者，与上举现象相同。为什么山后移民都认同小兴州，而不认同其他什么地方？这是由于小兴州自身具有这种条件。小兴州的居民较之以北地区，人烟稠密，移民人数较多，是其一。小兴州又是古北口外第一座城池，处于南北交通干线的咽喉要地，东面、西面、北面的移民大都要通过古北口而南下。自然而然，小兴州就成为山后移民的一个重要集散地。这样，山后移民后裔认同小兴州为其原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是其二。至于这些移民的真实原籍，是小兴州抑或其他地区，由于文献不足，难以详考。

另外一点，这次移民看来是有组织地进行的。上举文献中屡称“永乐时奉诏内徙”，正明是出于朝廷安排的。这一点可以补正史之缺。无论《明实录》还是《明史》及其他明代官书，都未言及这次移民的史实。地方志书、族谱之有助于考史，永乐时这次有组织移民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时也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这次移民的具体组织安排。第一，小兴州作为移民自然的集散地，为朝廷集中遣派提供了方便条件。当时朝廷有关方面很可能在小兴州设置派遣机构，有计划地将移民遣发各地，以避免移民的盲目流动，造成内地各地之间的人口失衡。第二，从移民定居地的范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移民定居地集中在以保定为中心的周围地区。民国《新城县志》卷二十三《识余》说“保定、河间二府小兴州人最多”，是符合实际的。若不是有组织的派遣，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第三，移民之所以这样分布，正体现了明成祖朱棣的保卫发祥地北京，恢复发展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的战略考虑。

3、移民后裔在文化上的贡献。在我接触有关小兴州移民后裔的史料时，强烈地感受到，移民后裔成才率较高。除去仕宦至达官贵人者不计外，他们之中有造就的文化名人较多，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如上文所举容城的孙奇逢、定兴的杜越，安国的刁包、新城的王馀佑等人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性人物（其他知名度不高的人从略）。其中孙奇逢不仅以其在明天启年间仗义营救杨、左诸君子而义声动天下，他还是清初以理学名播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诲学授徒，著作宏富，成为清初三大儒（河北的孙奇逢、关中的李二曲、余姚的黄宗羲。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一，在清初的理学领域，折衷程、朱，独树一帜。杜越、刁包、王馀佑也是理学名家，各有建树。这批保定周围的学者，以孙奇逢为首，俨然理学重镇。孙、刁等人的流风余韵，对于清代中叶崛起的颜李学派（颜元，博野人；李塨，蠡县人。同属保定地区)不能说没有直接影响。而孙奇逢等人的学术成就，盖又得益于其乡贤、元代理学家刘因（容城人）。孙奇逢服膺于刘因，在孙的著作中，处处可见。

明、清两代，河北籍的著名学者，很多人是移民的后裔。其出自南方各省移民之后者，如清代献县的纪昀，大兴的朱筠、朱珪兄弟等人即是。南方文化比较发达，移民的文化素质较高，且明初迁入的南方移民，系以“富户实北平”，这批移民的后裔成才率较高，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山后，地处塞外，应该说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其移民亦绝少书香门第，何以出了那么多的文化名人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究其原因，我以为至少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人探讨。

第一，移民后裔兼有两地文化传统的优势。山后虽然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比较闭塞，文化比较落后，但一地总有一地的文化传统优势。山后自然条件差，生存不易，这就容易造就艰苦奋斗、勤劳强悍的传统习性。山后又是内地农耕文化和塞外草原文化的交错处，又兼有两种文化的优势。山后的居民一旦迁人内地的中原文化区，这里较之塞北，文化比较发达，移民及其后裔经过中原文化的陶冶熏染，汲取其长处，结合本身的长处，形成自己的优势。

第二，客观环境的压力。土著居民对于外地移人的居民，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这对于移民来说，无异是一种压力。特别是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宗族的势力是很强大的，它对于外姓外族，特别是外地的移民，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又是一种压力。移民要生存要发展，就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变压力为动力，奋发图强。经过长期若干代人的奋斗，不少移民的后裔发展成为当地颇具势力的望族，或艰苦力学，成为有影响的学者，例如宝坻县的王氏，“明洪武初，始祖以军功占籍宝坻、居城阴，是‘北王’”。时宝坻城南也有王姓大族，自南方迁来，号“南王”（见乾隆《宝坻县志》卷十七《北渠王君墓志铭》)，宝坻“二王”，显然是当地颇具声望的大族，而都是移民的后裔。这种情况。各地皆有。

以上两点，我们从近代中国侨居东南亚、欧美各国移民的生存发展中，也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中国的移民寓居国外，由于旧中国的积贫积弱，受到所在地的排挤、歧视，比起当地人来，生存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中华民族的子孙，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汲取当地文化的长处，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侨民的后裔，有不少人成为当代世界的著名学者、科学家，有的成为实力雄厚的实业家，成为各个领域的佼佼者，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然，近代中国流寓海外的移民，与古代中国各地之间的移民，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其中共同性的问题，无疑对我们是有认识价值的。

①据张岗：《关于明初河北移民的考察》一文，载《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

②据张岗：《关于明初河北移民的考察》一文，载《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

③据张岗：《关于明初河北移民的考察)一文，载《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

④嘉靖《真定府志》卷六，《事记》。

⑤《明史》卷四十，《地理一》。

（本文载魏连科著《文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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