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霸州张家堡公墓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西安张家堡新莽墓发掘简报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文物》2009年05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2006～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配合西安市行政中心北迁项目，在西安市北郊张家堡发掘汉墓数百座。此墓地西距汉长安城约2.5公里（图一），墓葬以西汉墓为主，其中207年初发掘的一座新莽时期墓葬（编号M15），规模宏大，出土器物丰富，尤其是出土的九鼎，甚为重要。现将其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M15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圹砖室墓，坐北向南，方向180°。墓上原有封土，现已不存。墓上方因取土被破坏，现墓道开口于扰土层之下，距地表深约0.9米。全墓由墓道、墓道东侧北耳室、墓道东侧南耳室、甬道、墓室五部分组成（图二、七）。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长方形，底为斜坡状。现墓道开口长13.4、宽3.4、斜坡长13.75、底宽2.2，底距开口深3.2米，坡度13°。墓道两侧有两级生土二层台，第一级二层台距开口深0.7、长10.75、宽0.3米，第二级二层台距开口深1.4、长7.9、宽0.3米。

耳室2个，一北一南位于墓道东壁靠近甬道处。两耳室形制、结构、大小相同，平面均呈长方形。条砖砌壁，拱形券顶，壁条砖顺置错缝平砌，1排条砖纵向对缝券顶，条砖横向错缝平铺底，条砖纵向错缝平砌封门。耳室长4.7、宽1.38、壁高0.9、室高1.4米。

甬道位于墓道与墓室之间，条砖砌成，多被破坏，砖铺底与墓室相同。甬道长1.75、宽1.45、壁高1.6、洞高2.2米。

封门位于甬道口，砖封门，条砖纵向错缝平砌。封门高2.3、宽2.2米。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先开挖土圹，土圹底铺一层0.5米厚的细沙，然后其上砖筑墓室，砖室与土圹之间填以细沙。现土圹开口长10.6、宽4.8、底距开口深4.15米，土圹内距开口1.35米深处有一级二层台，两侧二层台长10.2、宽0.3米，北侧二层台长4.4、宽0.3米，土圹后壁刻划一“大”字及一戴尖帽的人物（图八），应是修墓人中途休息时随意所作。砖室因盗扰多已毁坏，残存少量拱顶及铺地砖。墓室壁条砖顺置错缝平砌，所用砖均被打磨光滑，底部铺四层条砖，由下至上一、三层纵向错缝平铺，二、四层横向错缝平铺。砖室长7.1、宽2.1、壁高1.6、室高2.2米。砖室口东西两侧各有一侧室，形制相同，平面呈长方形，拱顶土洞，砖券门。西侧室长3.2米，东侧室长3米，两侧室均宽1.2、壁高0.6、室高1.2米。

葬具、葬式因墓室盗扰严重，人骨已不存，葬具、葬式不详。

出土器物位置器物主要出土于墓道东侧两耳室内。其中北耳室共出土器物49件，集中于耳室后部，计有小陶罐31、小釉陶鼎13、铜蒸馏器1套（3件）、铜环1、铜钩形饰1（图三、九）；南耳室共出土器物139件，也集中于耳室后部，有大釉陶鼎4、小陶罐90、大陶罐2、釉陶筒形器3、铜鼎5、铜筒形器3、器盖铜握手10、漆木器环形铜构件10、漆木器月牙形铜构件10、铁器1、铅饰1组（图四、一○、一一）。另外，墓室内残存有釉陶鼎盖7（另有部分釉陶鼎残片）、釉陶盒盖1、釉陶壶1、釉陶仓1、陶灯1、残

瓦当1、铜盖弓帽2、铜环1、铁筒形器1等，另有大泉五十铜钱1枚。

盗洞墓室上方共有盗洞5处（编号D1～盗洞自上而下打破土圹填土及墓室、侧室或甬道顶部，直接进入墓室。D1，位于封门处，平面呈长方形，长1、宽0.6米；D2，位于墓室东侧室，平面近圆形，长径1.1、短径0.85米；D3，位于墓室西侧室，平面近圆形，长径1.1、短径0.85米；D4，位于墓室中部，平面呈长方形，长1.2、宽0.7米；D5，位于墓室后部，平面呈长方形，长1、宽0.65米。

M15共出土器物204件（组），另有铜钱1枚，质地有陶、铜、铁、铅四种，分述如下。

大釉陶鼎4件（M15南∶2、24、32、37）。泥质红陶，器腹轮制，耳、足模制，而后粘接，器表施黄绿色釉，部分釉层脱落。子口内敛，方唇，口沿两侧附对称方穿耳，耳稍外弯，扁球形腹，圜底，底附三蹄形足，足跟略鼓，内侧为三角棱形，断面呈“”形，着地处有台棱一周。中腹有凸棱一周，上腹模印窃曲纹，足跟内侧中空。标本M15南∶2，口径30.6、腹径37.2、通高40.8厘米（图五∶1、一二、三三∶2）。

小釉陶鼎20件（M15北∶6、12～14、17、18、27、30～32、37、40、49；M15∶7～1、13、14）。泥质红陶，器腹轮制，耳、足模制，而后粘接，器表施绿釉，其中墓室出土的釉陶鼎仅残存7件器盖和部分器身残片，形制基本相同。器身，子口内敛，圆唇，口沿两侧附对称双耳（12件环耳、1件方形耳），扁球形腹，圜底，底附三踞熊形足，口沿下有台棱一周，腹中部饰凸棱一周。盖，浅覆钵形，弧顶近平，两周凸棱将盖面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中心模印一衔环，之外三朱雀和一龙、一虎、一野猪相间分布，朱雀立于内区凸棱三乳突之上，外区模印山峦、龙、虎、鹿、豹、羽人、兔等图案。为覆烧，口沿处有粘烧痕，唇部及耳面有垂釉现象。标本M15北∶30，环耳，腹略深。口径13.6、腹径20.4、通高18.8厘米（图五∶2、一三）。标本M15北∶18，方形耳，顶端向外弯曲，腹略浅。口径13.6、腹径19.2、通高16.4厘米（图五∶3、一四）。标本M15∶7，残存器盖，盖顶模印双龙纹和三乳突，之外模印走兽。

盒盖1件（M15∶16）。泥质红陶，器表施酱黄釉，仅存残片，无法复原。覆钵形，顶有圈足形捉手。

壶1件（M15∶17），泥质红陶，器表施绿釉。仅存部分口沿、腹壁、假圈足残片，无法复原。

小罐121件（M15北∶1～3、7～9、15、16、19～26、28、29、3～36、38、39、41～47；M15南∶1、3～7、9、1～13、18、19、29～31、3～35、41、42、4、46～50、53、60～6、68、73～79、81、86～10、12～127、129、130、135～138）。泥质灰陶，轮制，北耳室38件器表装饰朱彩图案，3件（M15北∶3、4、46）体较小，形制基本相同。侈口，圆唇，短束颈，溜肩，鼓腹，低矮圈足。标本M15北∶36，体略大，器表装饰朱彩图案，口沿下饰倒三角纹，三角纹内饰花叶纹，腹饰四组（每组两周）弦纹，上下两组弦纹之间装饰几何形目纹，圈足饰弦纹一周。口径9.6、腹径18、底径10、高19.4厘米（图五∶5、一五）。标本M15北∶3，体较小，器表朱彩图案与M15北∶36相同。口径6.4、腹径13.6、底径7.2、高13.6厘米（图五∶6）。标本M15南∶3，体略大，鼓腹，器表无朱彩图案。口径9.6、腹径17.6、底径9.6、高19.2厘米（图六∶1、一六）。标本M15北∶39，体略大，圆鼓腹，器表无朱彩图案。口径8.8、腹径17.6、底径9.6、高18.2厘米（图六∶2、一七）。

大罐2件（M15南∶8、45）。泥质灰陶，轮制，形制相同。口微敛，方唇，矮领稍内束，弧肩，圆鼓腹，平底内凹。标本M15南∶8，口径17.5、腹径29.5、底径13.5、高29厘米（图五∶4、一八）。

仓1件（M15∶2）。泥质红陶，器表施绿釉，仅存仓顶、腹部残片和一足，无法复原。直口，圆唇，矮领，斜肩出檐，绕口一周环状台面，之下均匀布置放射状瓦楞和四道粗短凸棱，瓦楞间模印出板瓦，兽形足。

灯1件（M15∶15）。泥质灰陶，合模制，胎体厚重。灯盘残，盘底近平，实心柱状柄较粗，实心圆饼形底座。座面模印三角几何纹和三乳突。底径8.8、残高8厘米（图六∶3）。

筒形器3件（M15南∶10、27、28）。泥质红陶，轮制，器表施浅绿色釉，部分已脱落，形制、大小相同。子口，筒形腹，平底，底边附三扁足。口沿下装饰一周凸面宽带，腹部浅刻卷云纹图案。标本M15南∶28，口径10.4、底径10.2、通高20.4厘米（图五∶7、二○、三一）。瓦当1件（M15∶1），泥质灰陶，残存四分之一。圆形，边缘凸起，当面中心之外凸弦纹两周，间有4字，现残存一“疆”字。直径17.4、厚1.4厘米（图三二）。

鼎5件（M15南∶14、16、17、2、23）。体大，子口内敛，口沿两侧附对称方穿耳，耳稍外撇，扁球形腹，圜底，底附三蹄形足，足跟略鼓，内侧平直，断面呈半圆形，着地处有窄台棱。腹中部饰凸棱一周，上腹凸弦纹两周，间饰窃曲纹。鼎原有木质盖，已朽不存，仅存铜质握手和银扣边，鼎内淤土中有大量朱彩印迹。器表打磨光滑，不见范痕（封面）。标本M15南∶16，口径28.2、腹径36.6、通高45厘米（图一九、二九∶1、三三∶1）。

筒形器3件（M15南∶15、20、21）。器表有绿色和红褐色锈，形制、大小相同。直口，筒形腹，平底，底边附三矮足，足外侧较平直，内侧圆弧，断面近半圆形。口沿下饰凸面宽带一周。标本M15南∶20，口径10.4、底径10、通高18.4厘米（图二一、二九∶4）。

蒸馏器3件1组（M15北∶4、5、48）。由筒形器、、盖三部分组成，出土时置于筒形器内，盖置于上，器表均有绿色和蓝色锈（图二二）。

标本M15北∶4，为器盖。整体形似一灯，上部呈浅盘形，敞口，平沿外折，方唇，沿面附对称衔环，浅腹，圜底近平，实心柱状柄，柄由上下两段组成，中间相接处为榫卯结构，之间以铆钉相连，底座呈覆钵形。座底有气泡修补痕，器表打磨光滑，不见范痕。盘口径23.2、沿宽2、底径16.8、通高18.8厘米（图六∶6、二三）。

标本M15北∶5，为筒形器。平沿外折，方唇，筒形腹，下部稍内收，上腹有一周凸面宽带，宽带上有一周凸棱，并附对称铺首衔环，平底稍内凹，底边一侧有一小而短的管状流，底中心中空，上置一米格孔形箅，箅中心附一衔环，底下外凸一圈足，圈足向下稍内收，底端有一周凸棱，凸棱断面呈三角形，使用时方便与其他器物相套接。器表口沿下铺首上方刻一“大”字，底外侧隐约可见对称范线。口径23.4、沿宽1.8、底径2.8、圈足径12、通高35厘米（图六∶4、5，二四）。

标本M15北∶48，为铜。敛口，圆唇，平沿，口沿两侧附对称衔环，扁球形腹，中部出檐，檐上翘与腹壁形成凹槽，檐一侧有一流口，圜底，底附三矮蹄形足，足跟外鼓，着地处有台棱一周，内侧平直，断面呈半圆形。外底有打磨痕，器表不见范痕，檐下腹侧刻一“甲”字符号。口径12.4、腹径16.4、檐径2.4、通高9.6厘米（图六∶7、二五）。

器盖握手10件（M15南∶36、39、40、43、51、57、67、11、132、134）。其中5件（M15南∶39、40、43、51、67）体较大，形制、大小相同。圆形，上部大，下部小，中空。小端有一周朱漆弦纹，出土时内有朽木，且部分置于铜鼎中，推测其应为铜鼎木质器盖的握手。标本M15南∶43，直径6～13.8、高6.3厘米（图二六、二九∶2）。另5件（M15南∶36、57、11、132、134）体较小，形制、大小相同。圆形，上部大，平顶封闭，顶下内束，下部小，中空。小端有一周朱漆弦纹，出土时内有朽木，推测其应为漆木器器盖的握手。标本M15南∶134，直径6～8.8、通高4厘米（图二七、二九∶3）。

环形构件10件（M15南∶52、54～56、58、69～72、13）。其中4件（M15南∶52、5、69、13）形制、大小相同。圆环形，上部凸起圆形子口，应为漆木器口沿铜扣。标本M15南∶52，直径19.2、口径17.2、高1.8厘米（图三○∶1）。另4件（M15南∶54、56、58、70）形制、大小相同。扁平状圆环形，两侧边缘上折，未折处一侧呈葵花形，应为漆木器底边铜扣。标本M15南∶56，直径19.2、高1.2厘米（图三○∶2）。标本M15南∶72，器略呈方形环状，四侧中部外弧，内侧凸起圆形子口，内侧残存黑色炭灰和零星朱漆印迹，应为一漆木器口沿铜扣。直径19.6、口径15.6、高2厘米（图三○∶3）。标本M15南∶71，圆角方形环状，四侧中部外弧，两侧边缘上折，内侧残存零星朱漆印迹，应与M15南∶72为同一漆木器铜构件，此为底边铜扣。直径19.6、高1.6厘米（图三○∶4）。

月牙形构件10件（M15南∶25、26、59、80、82～84、128、131、139）。形制基本相同，两件一组，每组中一件稍窄长。体似月牙形，正、背两面形成夹角，正面凸起简化兽面纹，背面边缘有朱漆窄条带。应为漆木器构件。其中5件（M15南∶59、80、82～84）面稍宽，兽面鼻梁呈乳突形。标本M15南∶80，长13.5厘米（图二九∶6）。另5件（M15南∶25、26、128、131、139）面稍窄，兽面鼻梁呈条形。标本M15南∶128，长15.3厘米（图二九∶5）。

盖弓帽2件（M15∶3、4）。形制、大小相同。管状，顶端封闭，略细，中部伸出一刺，刺先平伸，而后上折，断面近三角形。标本M15∶3，直径1.2～1.6、长10.6厘米（图二八、二九∶7）。

环2件（M15北∶1、M15∶12）。形制相同，圆环形，断面呈圆形，一侧有接痕，原应为其他器物的提环或铺首衔环。标本M15∶12，外径3.3、内径2.5、断面径0.4厘米（图二九∶8）。

钩形饰1件（M15北∶10），钩首呈兽首，柄呈长条状三角凹槽形，内残存朽木黑灰。长1厘米（图二九∶9）。

铜钱1枚（M15∶6）。圆形方穿，两面内外均有郭，篆书“大泉五十”4字。钱径2.76厘米，重6.82克（图三四）。

筒形器1件（M15∶5），残存一半。圆筒形，敞口，平底。口径9、底径8.6、高7.6厘米（图三○∶5）。

另外1件（M15南∶38）锈蚀残碎成小渣，无法复原，器形不详。

4.铅器1组（M15南∶85－1～15）。为小方铅块，大小略有不同。标本M15南∶85－1，边长1.4厘米（图三○∶6）。标本M15南∶85－13，边长1.1厘米（图三○∶7）。

M15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圹砖室墓，墓室积沙，墓道有耳室。关中地区长斜坡墓道竖穴土圹单室墓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西汉时期继续沿用，东汉时期趋于消失，是大中型墓葬的主要形制。春秋战国至西汉早中期土圹内为木构棺椁，且部分木椁与土圹之间积沙或积炭，如西安尤家庄交校西汉积沙墓[1]、咸阳杨家湾西汉早期墓（积炭）[2]、西安新安砖厂汉初积炭墓[3]、西安枣园西汉早期积炭墓[4]等，至西汉晚期砖室墓流行起来之后就由木椁改为砖室，积炭墓比较少见，但积沙墓仍然存在。墓葬出土的绿釉小陶鼎多见于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墓葬中，其中出土的附耳绿釉小陶鼎多见于《长安汉墓》[5]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墓葬中，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基本不见此类陶鼎[6]。出土的侈口短束颈矮圈足小陶罐在两汉墓葬中比较少见，与西安地区雅荷M30、交校M3、电信M10、理工M9、曲花M9出土的圈足小陶壶形制相近或相同，而后者中前三座墓的时代均为西汉晚期[7]，后两座墓的时代为新莽至东汉初期[8]。此墓出土有1枚大泉五十钱，大泉五十钱为王莽居摄二年（7年）改制所始铸，终止于地皇元年（20年）。另外，此墓出土的铜鼎形制与江苏邗江县杨寿乡宝女墩新莽时期墓葬M104[9]出土的铜鼎形制基本相同，唯耳部不同，并且M15铜鼎所饰窃曲纹具有明显的仿古意味，这种铜鼎的产生应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因此，综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我们认为M15的年代应为新莽时期。

M15上方原有封土，带封土的墓葬目前在西安地区主要见于帝王陵和高级贵族墓葬，而且此墓周围就现存多处封土冢。此墓规模较大，其中现墓道开口宽达3.4米，而同期的小型墓葬墓道则宽约为1米。墓室先开挖土圹（残长10.6、残宽4.8米），然后其内砌筑砖室（长7.1米），墓道和墓室土圹均有二层台，墓室平面呈“甲”字形，且墓道两侧或一侧有形制较大的耳室或侧室。这种形制与西安枣园西汉积炭墓[10]、长安邮电学院列侯墓[1]、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12]等基本相同，而这三座墓葬均为贵族或列侯墓葬，因此，M115墓主身份也应与这三座墓的墓主身份相当。此墓出土器物达20多件，其中有5件大铜鼎和4件大釉陶鼎的九鼎组合，据文献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此墓出土九鼎数量上虽为礼制中的天子级别，但墓葬规模却较小，我们推测墓主应属高级贵族，至少应为卿大夫，其地位也可能高至列侯。

M15出土的5件铜鼎，形制、纹饰完全相同，应为一套列鼎，其形制为西汉晚期，所饰窃曲纹则是仿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纹饰。西汉中、晚期不再流行随葬铜礼器，出土的少量铜器，多为实用器，器形也较小。此次出土的铜鼎体大，较之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有明确纪年的西汉铜鼎[13]还要大许多，铜鼎保存完好且无使用痕迹，说明其并非实用器，应是用于享祀的青铜重器。此墓出土的铜蒸馏器造型复杂而奇特，应为一件实用器。有关铜蒸馏器，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马承源先生对其工作原理做过详细的论证[14]，但M15出土的由筒形器、盖组合的蒸馏器之前从未发现过，从构造来看，可能用作蒸馏药、酒之器，它的出土为汉代饮食和医药技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详细工作原理则需进一步的研究。出土的10件环形构件，应为5件漆木器口沿和底边的铜扣，由环形构件形状来看，其中4件漆木器呈圆筒形，可能为漆奁，余1件横断面近方形，四壁略向外弧，可能是漆方盒。出土的10件月牙形构件，出土时2件成对置于一处，其中1件面稍窄，1件稍宽，形制非常少见，但从其结构来看，可能为某种漆木器的构件，最有可能是和南耳室内的5件漆奁或漆盒相配。

M15的时代明确，出土的铜鼎和大釉陶鼎以及由其形成的九鼎组合，在两汉墓葬中应为首次发现。秦汉时期，墓葬中已不再流行随葬青铜礼器，王莽时期实行托古改制，其中包括依托《周礼》进行礼制方面的改革，但仅见于文献记载，缺少考古材料，此墓随葬的九鼎应是王莽礼制改革的一个例证。这一墓葬的发现，为我们对新莽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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