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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周边所见短柄石棒来源及功能蠡测*

一、新疆出土的短柄石棒

1963年，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克尔木齐镇[1]附近的草原上发掘一批石棺葬。其中，在21号墓出土1件雕有人面的石棒（M21：1）。在石棒顶部用减地手法浮雕一人面及五官轮廓，形象为弯眉，圆眼，高鼻，厚唇，耳部不明显。人头像以下为圆棍手柄，底部近圆锥状。棒长16厘米（图一：1）。[2]

除此之外，新疆其他地区也有类似遗物的发现。

新疆东北部的富蕴县出土3件。1件在喀拉通克乡采集，现藏布尔津市。棒顶浮雕一人面，头顶似戴圆帽（或表现发际），面部轮廓清晰，瓜子脸，双目凿成两个圆形孔洞，塌鼻，厚唇，口微张。石棒长21.5、直径3～4厘米，重470克（图一：2）。[3]1件出自吐尔兴乡阔克塔勒村，棒顶圆雕人头，人面脸型瘦削，五官略显朦胧，眉骨较高，深目，高鼻，薄唇，大耳。其形象带有明显的印欧人种特征。石棒长24.5、直径4.5厘米（图一：3）。[4]还有1件出自一座古墓，棒顶浅浮雕人面，圆脸，弯眉，小圆眼，高鼻，小嘴。石棒长35、直径4.4厘米（图一：4）。[5]

1992年，呼图壁市博物馆在阿魏滩古城遗址采集1件，棒顶浮雕人面，头顶似戴小圆帽，用减地手法浮雕人面，五官清晰，弯眉，圆眼，高鼻，大嘴。与前述几件不同，在人像的上身位置简洁地雕刻衣领和双臂轮廓，双手合于腹部。石棒长31.3、直径4.3厘米（图一：5）。[6]

在新疆西部的博尔塔拉州农五师八十一团黑水沟出土1件，杖顶浮雕人面，五官清晰，头顶较平，圆脸，一对溜圆的深目，像戴了副眼镜，高鼻，嘴微启，圆耳。石棒长30、直径4.8厘米（图一：6）。在该州的哈日布呼镇还有1件采集品，棒顶浮雕绵羊头，双眼大而突鼓，弧状的大羊角从头顶向下弯曲至腮边。石棒长29.4、直径4.8厘米（图一：7），这是目前在新疆唯一所见雕刻动物头像的石棒。[7]

1.新疆阿勒泰2～4.富蕴5.呼图壁6、7.博尔塔拉

在天山北侧的奇台县有1件征集品。棒顶部雕刻一圈突棱，表现人的面部轮廓和眼眉，再减地刻划五官，双目圆睁，直鼻，小口。杖柄圆柱状，长67、直径4.2厘米，为目前新疆所见石棒中最长者（图二：1）。[8]另在奇台县西地乡出土1件石棒残件，仅残存棒顶的浮雕人面，瓜子脸，眉、眼、鼻、口俱全。头顶圆锥状，似戴风帽。残长12、直径5.6厘米（图二：2）。[9]

以上短柄石棒的共同特点是，在石棒顶部浮雕或圆雕人面、人头或羊头，下接圆形或椭圆形器柄，底部为圆锥或圆弧，器表打磨光滑。除奇台县征集的1件较长外，其余的长度都在20～30厘米上下。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表明此类遗存主要出自新疆北部、西北部，即准噶尔盆地的外缘周边，包括阿勒泰、博乐等地。

根据克尔木齐墓地的发掘，可确定此类遗存应属切木尔切克文化，绝对年代为公元前两千纪初，属青铜时代早期。[10]但也有一些器物年代定的较晚，如奇台县出土2件被定为青铜时代晚期，考虑到以往在奇台曾发现切木尔切克文化的暗色压印纹陶器，[11]这两件石棒也应属切木尔切克文化，不会太晚。

二、西伯利亚出土的短柄石棒

相同的短柄石棒在俄罗斯和蒙古高原也有发现。在西伯利亚西南部的鄂毕河（Обь）与额尔齐斯河（Иртыш）流域的草原和森林草原以及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Минусинск）盆地发现一批相似的器物，俄国有学者将此类遗存称为“便携式艺术品”。[12]另在上述地点相邻的东哈萨克斯坦及图瓦和蒙古也有少量发现。按雕刻内容差异可将此类遗存分为两大类。

所见大多为侧视的马头和羊头圆雕。其中，马头圆雕石棒全部出自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石棒顶部圆雕一马头，手法写实，五官和颈部鬃毛刻画精细。在前苏联的谢米帕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遗址[13]出土1件，马头较瘦长，昂首，环眼突鼓，长吻，立耳向上，杖柄中部稍粗，底部圆锥状。石棒长21、直径4.4厘米（图三：1）。[14]在施普诺沃5号（ShipunovoV）遗址出土1件。马头短粗，平视，立耳向上，短吻，圆柱器柄，底部圆钝。石棒长21.5、直径3厘米（图三：3）。[15]在鄂木斯克（Omsk）出土1件，马头粗短，环眼，平视，短吻，立耳朝前。马颈部圆弧弯曲，头顶和颈部鬃毛繁茂，器柄下部折断。残长12、直径2.5厘米（图三：4）。[16]

在哈萨克斯坦东部的乌斯特—卡梅诺戈尔斯克（Ust-Kamenogorsk）遗址出土2件。一件马头匀称，环眼，平视，立耳朝前，器柄粗细一致，底部圆弧。石棒长20、直径3.5厘米（图三：2）。一件马头粗短，环眼，平视，立耳向上，头顶和颈部鬃毛繁茂。长度不详，器柄直径约5厘米（图三：5）。[17]

图三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域出土圆雕马头石棒

1.谢米帕拉金斯克2、5.乌斯特-卡梅诺戈尔斯克3.施普诺沃5号遗址4.鄂木斯克

还有部分石棒顶部圆雕公羊头，刻画羊角和五官，器柄圆形或扁圆形。在施普诺沃5号遗址出土1件。棒顶圆雕羊头，五官较朦胧，仅浮雕出盘曲的大羊角，颈下有一周突棱，下接圆柱状手柄，底部圆锥状。石棒长40、直径5.5厘米（图四：1）。[18]

在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出土3件，棒顶的羊头和五官雕刻较细。1件羊口微张，椭圆眼，浮雕羊角和小耳。羊角沿颈部下垂再折曲向后，器柄扁圆形。石棒长22.5、直径3厘米（图四：2）。[19]1件出自阿巴坎城（г.Абакан）。环眼，椭圆耳，羊角沿颈部下垂再朝后折曲。尺寸不详（图四：3）。另1件出于塔尔拉什肯（Тарлашкын）遗址。环眼，尖小耳，羊角沿颈部下垂至腮边。器柄下部有少量剥落。尺寸不详（图四：4）。[20]

在与中国新疆东北部接壤的蒙古国科布多出土2件，棒顶圆雕羊头及五官形象与南西伯利亚所出相似。1件出自阿伊马克（аймак）遗址。圜眼，尖小耳，羊角垂向前方腮边再后折。尺寸不详（图四：5）。[21]另1件出自满汗苏木遗址，小圆眼，尖耳，羊角向下沿腮边前伸再后折。石棒长31.5、直径1.4～4厘米（图四：6）。[22]类似的圆雕羊头石棒在图瓦也有发现，仅残存顶部的羊头。[23]

有少量石棒顶部雕刻野生动物的头像。在伊特库里（Иткуль）遗址出土1件，棒顶雕刻熊头，五官不很清晰。在卜喇茨卡（Братска）附近和塔纳伊-4A（Танай-4A）这两处地点还发现有雕刻熊头和鹿头的石棒。[24]在施普诺沃5号遗址出土1件棒顶雕有竖列和横列突棱，较抽象。还有的雕刻鸟头。[25]

图四西伯利亚和蒙古出土的圆雕羊头石棒

1.施普诺沃5号遗址2～4.米奴辛斯克盆地5、6.蒙古科布多

此类多采用圆雕或高浮雕手法刻画人面及五官，石棒长10～15厘米，较前一类稍短。在伊尔河（р.Ир）[26]出土1件，棒顶圆雕两个人头，造型相同，相背，脸型瘦削，环眼，高鼻，尖下颏，长相带有明显的印欧人种特征。石棒长18、直径约4厘米（图五：1）。[27]在谢米帕拉廷斯克遗址出土2件。1件棒顶圆雕一人头，头戴形似趴卧野兽的皮帽，人面瘦削，深目，高鼻，颧骨较高，也是印欧人种的长相。石棒长9、直径4厘米（图五：2）。另1件头像为圆脸，面部扁平，短发，高颧骨，塌鼻，系典型的蒙古人种形象。棒长13、直径6厘米（图五：3）。[28]在图瓦的阿尔然（Аржан）一号王陵出有1件，棒顶雕刻一光头人像，长脸，厚唇，器柄下部残断（图五：4）。[29]

图五西伯利亚和图瓦出土的人头圆雕石棒

1.伊尔河，2、3.谢米帕拉金斯克遗址，4.图瓦阿尔然一号王陵

三、时代及区域特征

蒙古学者将科布多出土的石棒定为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三千纪初），但并未交代这一推测的依据。[30]在西伯利亚，从鄂毕河上游到南西伯利亚之间，仅有鲍里什梅斯卡（Большемысская）文化[31]和阿凡纳谢沃（Афанасьевo）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但这两支文化均未发现此类石棒，可见对科布多石棒的年代推测有些过于乐观。俄罗斯学者将此类石棒的年代断在青铜时代早中期（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或稍晚）。[32]此前，曾在鄂毕河上游的叶鲁尼诺（Елунинo）文化发现有此类石棒，该文化的年代恰好为青铜时代的早中期（公元前2500～前1700年）。[33]显然，后者的年代依据更为可信。

截至目前为止，发现短柄石棒的地点西起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流域，东至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北抵森林草原，南达中国新疆的天山以北和蒙古国西部。青铜时代早中期，在鄂毕河上游分布有叶鲁尼诺（Елунинo）文化，在南西伯利亚分布有奥库涅夫（Oкуневo）文化，在新疆北部至蒙古西部分布有切木尔切克文化。这几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均发现有此类石棒，可见生活在这一广阔空间的不同文化族群交往密切，并形成了一些共有的文化习俗。

不过，各地出土的石棒也有一些差异，这主要表现在雕刻内容上。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流域的石棒多雕刻马头、人头像。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含图瓦和蒙古）则雕刻羊头。新疆北部则以人面雕像为主，也有个别雕刻羊头。从石棒出现的时间看，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要更早一些，并进而影响到南西伯利亚和新疆地区。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现象是，在青铜时代早期，家马在欧亚大草原刚被驯化不久，此时豢养家马的区域主要是在东欧草原和乌拉尔山以东的中亚草原，与后者毗邻的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流域应是最早受到影响的地区，这也导致了雕刻马头的石棒率先出现在这一区域。由于家马传入南西伯利亚和新疆北部的时间要晚一个时段，这里的石棒雕刻主要表现的是更早阶段传入的家羊。

我们注意到，此类雕刻石棒的造型和艺术表现手法非常规范，趋于程式化，尤以马和羊的表现最为明显和充分，这也暗示，当时在西伯利亚、新疆和蒙古高原这一广阔区域内，活跃着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雕刻工匠，并遵循一定的规范来生产制作此类有着某种特殊用途的器具。

俄罗斯学者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在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流域，凡雕刻有马、羊的石棒，其出土地点均位于草原景观区域；反之，雕刻鸟、熊、鹿等野生动物的石棒则多见于森林草原区或林区。可见，生态环境的差异不仅决定了西伯利亚地区原始居民的生业取向，也影响到他们的艺术表现对象。从更深层次分析，在石棒上雕刻马和羊这两类家畜，充分显示出在经营畜牧业民族中，马和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这或许是创造此类雕刻石棒的深层原因。俄罗斯学者就此进而推测，“马崇拜”的习俗是在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流域产生的。[34]

四、来源及功能分析

对于此类文化特质的来源和功能，只能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展开。

由此联想到，在东南欧喀尔巴阡盆地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和多瑙河（Danube）流域，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出现一种造型独特的石权杖头。在诺乌尔斯克（Novoorsk）遗址出有圆雕马首杖头，颈部有纵向穿孔，可纳柲。马头长17、宽8厘米（图六：1）。在苏沃洛沃（Suvorovo）遗址出有颈部雕刻突棱凹槽的马首杖头，后部钻有小孔，可将杖头与木柄捆绑固定。马头长15、厚3厘米（图六：2）。[35]与此同时，在东欧草原还发现了一批与驯化家马有关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处，一处是位于第聂伯河下游的捷列夫卡（Dereivka）遗址，一处是位于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波太（Botai）遗址。[36]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家马最早在黑海北岸至乌拉尔山东部的欧亚草原被驯化，这里才是“马崇拜”最早出现的地区。尽管还无法证实西伯利亚的圆雕马头石棒与东南欧的马首石权杖头之间是否存在源流关系，但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这个地区的居民曾先后向西伯利亚一带大规模迁徙殖民，家马和“马崇拜”的习俗也必然会随着这些人的迁徙而东传，这很有可能是雕刻石棒出现在西伯利亚的缘由。

图六东南欧喀尔巴阡盆地的石雕马头权杖头

1.诺乌尔斯克遗址2.苏沃洛沃遗址

若再向前追溯，最早的短柄石棒出现在近东地区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0000～前7000年）。在安纳托利亚的哥贝克力丘曾出有类似短柄石棒，有的雕凿成人形，有的在棒顶雕刻鸟首（图七：左）。[37]在土耳其的哈兰—切米丘（Hallan?emiTepesi）出有顶部雕刻兽首的石棒。[38]在伊拉克的尼姆瑞克（Nemrik）遗址出有雕刻人头、鹰首、兽首或兽蹄的短柄石棒。所见多雕刻鹰头，造型有的写实，有的抽象朦胧，鹰鸟的勾喙刻画的硕大夸张。也有的在杖首雕刻人头像和简洁的五官。此类石棒完整者长20、直径4厘米左右（图七：右）。[39]以上遗存的年代均可早到距今10000年前后或更早。

图七近东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的短柄石棒

近东出土的此类短柄石棒与西伯利亚的同类器非常相似，但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时空缺环，很难说它们之间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相关的问题是，假如近东的这些短柄石棒是作为权杖出现的，那么，西伯利亚的短柄石棒是否也具有同样的功能？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考虑到近东和埃及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以后，社会上层普遍流行将制作精美的权杖（头）作为祭品奉献给神庙，希望通过权杖这一媒介将人间的王权与天上的神权结合起来，达到君权神授的政治目的。在西伯利亚地区，很早就盛行萨满教。作为萨满，他们是一些具有超常能力的人，不仅可操控超自然力，还能沟通天地神灵，为氏族成员祈福、禳灾、驱魔、除病、慰藉心灵，同时也有嫁祸于敌对族群的超常能力。推测西伯利亚的这类短柄石棒可作为萨满做法时所持的器具，更有可能作为部落首领或军事首脑大权在握的身份象征。

[1]克尔木齐后依地名标准化改译的新地名为切木尔切克。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

[2]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

[3]这件器物经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建军先生核实系富蕴县采集品。见祁小山、王博主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续）》，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年，322页。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丝路瑰宝：新疆馆藏文物精品图录》，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286页。

[5]祁小山、王博主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229页。

[6]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编：《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文物出版社，2014年，82页。

[7]祁小山、王博主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236页。

[8]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编：《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

[9]祁小山、王博主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72页。

[10]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科学出版社，2018年。

[11]奇台县文化馆：《新疆奇台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与古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集刊》第2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2-24页。

[12]Kiryushin,Y.F.,S.P.Grushin,EarlyandMiddleBronzeAgePortableArtPiecesfromtheForest-steppezoneoftheOb-IrtyshRegion,Archaeology,Ethnology&AnthropologyofEurasia,Vol.37:4(2009).

[13]这座遗址所在位置现属哈萨克斯坦，遗址名字改为塞米伊（Semey）。

[14]Черников,С.С.,ВосточныйКазахстанвэпохубронзы.Материалыи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поархеологииСССР,№88.М,АНСССР,1960.

[15]Кирюшин,Ю.Ф.,ЭнеолитиранняябронзаюгаЗападнойСибири.Барнаул:Изд-воАлт.ун-та,2002.

[16]Мошинская,В.И.,ОнекоторыхкаменныхскульптурахПрииртышья.КСИИМК43:45-54,1952.

[17]Славнин,П.П.,Каменныйжезлсголовойконя.КСИИМК25:125–126,1949.

[18]Кирюшин,Ю.Ф.,ЭнеолитиранняябронзаюгаЗападнойСибири.Барнаул:Изд-воАлт.ун-та,2002.

[19]Иванова,Н.О.,Древностиурало-казахстанскихстепей:Каталогвыставки"Красотаидуховностьмиравещей".Челябинск:б/и,1991.

[20]Михайлов,Ю.И.,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древниховществюгаЗападнойСибири(эпохабронзы).Кемирово:Кузбассвузиздат,2001.

[22][蒙古]D.策温道尔吉等著，潘玲等译，杨建华校：《蒙古考古》，67～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23]Михайлов,Ю.И.,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древниховществюгаЗападнойСибири(эпохабронзы).Кемирово:Кузбассвузиздат,2001.

[24]Кирюшин,Ю.Ф.иА.А.Тишкин(подред.).2002.СевернаяЕвразиявэпохубронзы: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время,культура.Барнаул: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лтайсков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6]Кирюшин,Ю.Ф.,ЭнеолитиранняябронзаюгаЗападнойСибири.Барнаул:Изд-воАлт.ун-та,2002.

[27]Мошинская,В.И.,ОнекоторыхкаменныхскульптурахПрииртышья.КСИИМК43:45-54,1952.

[28]Маргулан,А.Х.,Бегазы-дандыбаевскаякультураЦентральногоКазахстана.Алма-Ата:НаукаКазССР,1979.

[29]Марсадолов,Л.С.,Курганипамятникиэпохибронзы.СевернаяЕвразиявэпохубронзы: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время,культура—сборникнаучныхтрудовподред.Ю.Ф.КирюшинаиА.А.Тишкина.Барнаул: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лтайсков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2.

[30][蒙古]D.策温道尔吉等著，潘玲等译，杨建华校：《蒙古考古》，67～68页。

[31]鲍里什梅斯卡文化主要分布在鄂毕河上游。见：

Кирюшин,Ю.Ф.ЭнеолитиранняябронзаюгаЗападнойСибири.Барнаул:Изд-воАлт.ун-та,2002.

[33]Кирюшин,Ю.Ф.,ЭнеолитиранняябронзаюгаЗападнойСибири.Барнаул:Изд-воАлт.ун-та,2002.

[35]AnthonyDavidW,TheHorsetheWheelandLanguage:HowBronze-AgeRidersfromtheEurasianSteppesShapedtheModernWorld.PrincetonandOxford:UniversityofPrincetonPress,2007,p.235

[36]a.VeraWarmuth,etal.,ReconstructingtheoriginandspreadofhorsedomesticationintheEurasiansteppe,PNAS,Vol.109:21(2012);b.AnthonyDavidW,TheHorsetheWheelandLanguage:HowBronze-AgeRidersfromtheEurasianSteppesShapedtheModernWorld,p.235.

[37]OliverDietrich,etal.,TheroleofcultandfeastingintheemergenceofNeolithiccommunities:NewevidencefromG?bekliTepe,south-easternTurkey,Antiquity,Vol.333:86(2012).

[38]a.Rosenberg,M,Hallan?emiTepesi,SomeFurtherObservationsConcerningStratigraphyandMaterialCulture.Anatolia,20(1999)；b.RosenbergM,RWRedding,Hallan?emiandearlyvillageorganizationineasternAnatolia,inI.Kuijt(ed.)LifeinNeolithicfarmingcommunities.Socialorganization,identityanddifferentiation,NewYork:KluwerAcademic/Plenum,2000,p.39-61.

[39]Koz?owski,StefanKarol,NEMRIK:AnAceramicVillageinNorthernIraq.Warsaw:InstituteofArchaeologyWarsawUniversity,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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