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大张村公墓价格，汶上张泽泊大张村遗迹即大宅子考证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汶上张泽泊大张村遗迹即大宅子考证

曾在四五十年代间辟为平原省（省会今河南新乡市）南旺县城、现为嘉祥县梁宝寺镇驻地的曹家庄，是元代汉族人翰林院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曹元用（1268－1330）的后人聚族而居之地。因元用公逝世后谥号“文献”，后世族人世称“文献世家”。以曹家庄为中心，相邻县市“文献世家”后人也广为分布，成为本地区的名门望族。当曹氏族人每年来曹家庄“文献世家”宗祠拜祖，谈起本族迁徙繁衍历史，一个名叫“大张村”的古村落，总是绕不开的话题。因为他们的先祖从这里迁出，并在这里书写了一部光耀族庭、令后人为之骄傲的历史传奇，她是后世子孙心中向往的“圣地”！

对于这样一个令人难忘、值得追忆的“大张村”，由于沉泯已久而致地址在何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基于对先祖的崇敬，多年来留心查阅官方资料，求证本族族谱记载，得出了现距梁宝寺镇驻地东北约十二里“大宅子”就是“古大张村”遗址的结论，现将考证情况叙述如下：

一、首证——“墓志铭”

1974年冬，当时的嘉祥县革命委员会响应济宁地区革委会号召，动员全县之力，开展了“北四湖””（相对南四湖而言，即为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马场湖，时已干涸）水利大会战。在梁宝寺公社辖区一个名叫“石林”的工地上（距安放元用公墓碑东北约10米处），民工因挖地下排水沟，发现一墓穴，出土两块“墓志铭”：一块书有“大元故翰林院侍讲学士通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曹公（元用）墓志铭（有序），门生中议大夫艺文太监检校书籍事宋本撰，光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王书”；一块书有“故曹文献公妻东平郡公郭夫人归袝志，门人汶阳韩叔元撰，任城段宽书”。经济宁地区、嘉祥县文物局考证后，存放于嘉祥县梁宝寺镇曹家庄“文献世家”宗祠内。曹公（元用）墓志铭曰：“公讳元用字子贞自号超然居士世阿城徙汶上……，公祔葬在汶上大张村之先茔。至顺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男伟等奉葬”。郭太夫人归祔志曰：“至元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袝葬于汶上大张里文献公墓”。

曹公元用墓志铭，现珍藏于曹庄大公堂家祠

以上墓志铭道出了三个关键之处：一是墓主人所葬之处，即在“大张村”；二是所葬之地不是独选墓地，而是“先茔”，意即葬在了“大张村”旁的先祖安葬的墓地里；三是道出了“大张村”就在其墓地不远的地方。按照当地对先人安葬的风俗，一般会在自己村居不远的地方，并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挑选一块“风水宝地”，做为本族的茔地。一可方便后代子孙“守庐”，二可便于后代子孙四时祭莫。

根据上述思路追寻，一个距元用公墓道东北约三里远、名叫“大宅子”的地方，引起了族人的注意。

二、寻证——“大宅子”

“大宅子”是曹家庄曹氏子孙祖辈相传对此地的称谓。“宅子”在当地有“家”“居住地”的含义。“大宅子”西边不足一里有“小宅子”。“大”与“小”是相对而言，在曹氏族人看来，其称谓含有“老宅子”“老家”之意。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跟着长辈去“陂里”种地，有一条自曹家庄北门向东北的土路，据传为去汶上城里的古官道。由于道路坎坷曲折，步行十分缓慢，到达的首站为“石林”，即曹公（元用）墓所在的地方，然后约一里是“小宅子”，再者是“磨碁子”，最后一站方为“大宅子”。行程约十二里，到达需两个小时左右。

曹庄大公堂八十六世曹务梅回忆“大宅子”

在所称“大宅子”的范围内，有一处约百亩不长庄稼、只生些许茅草的盐碱高阜，高卓之上堆满了大片粉碎青色砖瓦片。高阜之南约十米左右有一古井，族人称之为“古曹井”，为来此忙农活、住晌的人、畜主要取水之源。其井水清冽甘甜，煮出饭来令人回味。高阜向西不足二百米，称之为“磨碁子”，西边紧邻“小宅子”。

从“石林”至“小宅子”，到“磨碁子”，再到“大宅子＂，其范围大约两平方公里，约有三千余亩土地，为曹家庄族人所耕种，而且世代传承了八百余年，这在族谱均有记载，某些事件仍历历在目。故此地被曹氏族人称为“祖业田”

如果我们以“大宅子”为中心，把“大宅子”—“古曹井”—“磨碁子”—“小宅子”—“祖业田”—“曹氏墓群”这些名称连贯在一起，就会明确地勾勒出一幅古村落族人生产、生活的场景。加之，曹公（元用)在《上京次王继学韵》一诗中对自己的家乡曾有诗赞曰:“当辞天禄阁，归种汶阳田，晓日登山屐，秋风下濑船，芝兰云满地，龟鹤不知年。”所有这些信息综合在一起,曹公（元用)在世时“大张村”的鲜活的画面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三、查证——“家国史”

查阅金元明清国史、地方志，“古大张村”无有记载，只有在《曹氏族谱》叙述最详。曹庄大公堂《曹氏族谱》序言中曰：“朱氏后梁东都于开封之季，吾族先世由定陶履河东阿城卜筑，时西来黄河由澶州北流法口入于海，所居谓河之东，亦谓河之南。阿城本东阿县治，今隶于阳谷……，值金募民屯垦梁山泊、张泽泊，乃迁汶上耕读立家……。”

明永乐三年春六十九世祖英豪公在《重修族谱序》中曰：“金募民屯垦，吾族初居于张泽泊大张村，元制五十家为社，集为里，为大张里……。”

以上先祖记叙家族迁徙史与官方史料十分吻合。《辞海·梁山泊》释曰：“梁山泊在今山东梁山、郓城等县之间，南部梁山以南，本系大野泽部分，五代时，泽面北移，环梁山皆成巨浸，始称梁山泊。从五代到北宋，多次被溃决的黄河水灌入，面积逐新扩大，熙宁以后，周围八百里。入金后水退，渐涸为平地。”《金史·食货志》载：“大定二十一年，因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泊水退，地甚广，已尝遣史电田。”《梁山县水利志》引《淮系年表》说：“到了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由于黄河改道走淮、泗人海，梁山泊得不到黄河水补给，水退地广，金人尝遣史安置电田，民已恣意种之，至是‘官籍其地，豁免征租’。”

通过双方相互印证，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曹氏先祖是由金朝大定二十一年间（１１８１年间）由阿城迁居汶上大张村的。

再查阅族谱，吾六十世时尚祖作为屯垦张泽泊（实为梁山泊东南部）的移民，与其它移民一起，定居在张泽泊南沿，立村后定名为“大张村”。而“大宅子”在地理位置上也居“张泽泊”南沿，与“大张村”位置完全相吻合，故认定“大宅子”为“大张村”，证据充分，结论恰当。那么为什么选择此地作为定居之处呢？我们只有在有关地理史料中寻找答案。

四、佐证——“大野陂”

在嘉祥、梁山、郓城、汶上四县交汇区域，现在当地人仍有根据自己所居方位称居在“陂南”“陂北”“陂东”“陂西”的习惯，如“陂南曹庄、韩营”，“陂西黄垓、鲁店”，“陂北信楼、杨楼”等等，即使我们去“大宅子”种地，也称之曰“去陂里”。这里所说的“陂”，应该就是金元时代存在的“大野陂”。

根据《金史·地理志》载：“郓州辖汶上……，今汶上本名中都，贞元年更名为汶阳，泰和八年更今名，有汶上大野陂。”吾六十九世祖英豪公在明永乐三年《续修曹氏族譜序》中解释曰：“陂者何？覆以草木之土坡也，山丘状。按金史地理志，汶上有汶水大野陂。大野陂名缘于大野泽，突兀于大野泽、梁山泊、张泽泊、南旺湖汇域，石林曹庄居中……”

另据最近发表的大运河研究专家姜传岗绘制的《清明时期（1855年之前）沙湾运河形式图》中可以看出：从现梁宝寺镇驻地曹庄至开河之间，有一西南偏东北方向伸展高地，把梁山泊、张泽泊与南旺湖隔断开来，这一狭长的高坡，就是“大野陂”。“大野陂”形成年代无可查考，当为梁山泊、张泽泊、南旺湖、大野泽等较深水流长期相撞裹挟泥沙堆砌而形成。但到金元时期，其它湖水渐渐干涸以后，这里地面比之湖面干涸区域更高，故为当时屯垦湖田的移民提供了理想的安身定居之地。英豪公“石林曹庄居中”一语，更是提示了“大张村”的具体位置。梁宝寺居开河约二十五里，“大宅子”西距曹庄约十二里，距开河约为十二三里，所以正处于“大野陂”的中间地带。“石林”，即为“元用公墓地”，墓前有石牌坊、石炉、石案等，石猪、石判官分列墓道两旁，后人俗称“石林”。曹庄，应为曹氏先祖在这里经历了七世繁衍生息发展，已成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具备聚族立村的条件，故至明朝永乐初，后人便弃称“大张村”而改称“曹庄”了。

五、追忆——“辉煌史”

有谱可查，吾族先祖在“大张村”定居共历七世，从金大定二十一年间迁入至明洪武年迁出，历时近二百年。我祖虽为屯垦移民，在与大自然险恶环境的斗争中，仍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在艰难的劳作中坚持“忠义济世、崇文尚儒、耕读立家”的家训，通过七代人坚忍不拔的奋斗，终于孕育了令后人引以为荣的家族辉煌。

自六十世时尚祖带领全家迁居“大张村”后，经六十一世彦达祖的精心经营终成小康之家；六十二世荣德祖因带领当地居民兴修水利，疏浚牛头河而名声初显乡里；六十三世义祖成为当地首富；六十四世宗辅祖，南渡避乱，侨居吴越（宋金以准河为界分治，北人居其南者，谓之侨居，不同于乔迁），以湖州德清县主薄而初踏仕途。终于在六十五世如群星当空，光芒闪耀:元举祖官至湖广学副提举；元用祖初仕镇江路儒学正，累迁翰林侍讲学士、太子赞参、通奉大夫、知制造同修国史兼经筵官、礼部尚书。他们都以儒学见长，亦通礼仪,明经史显冠当时，光耀文坛。至顺元年，六十六世俣祖领创族谱，时状元顺州宋本同榜的翰林学土宜春夏镇（进士第八名）欣然为之序，“金亡避乱，侨居桑里（今江苏省扬州东南四十里，南朝宋大明三年沈庆之攻刘诞于广陵，于此筑烽火台）提举客授吾乡，公知本，镇最厚”“群从复归，声显汶阳”，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提举元举公、东平郡公元用公的感激和敬仰之情。一门初仕三儒正（元举、元用、俣祖初仕官职各为滕州儒学正、镇江路儒学正、大宁路儒学正）、一曲卓林庙典籍（七品街），何等荣光！元用公著述颇丰，有《超然集》四十卷留世，与济南张养浩、清河元明善号为“文坛三俊”。六十六世俣祖官大宁路儒学正、江南行台书吏；伟祖初仕曲阜林府典籍转随路都总管府照磨，升大兴尹迁河南江北行省书吏；仪祖赐国子监生员。如若未发生朝代更替，我曹氏族人未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后世子孙还将在中国政坛、文坛上走得更高、更远。

那么这样一处令人深切眷恋的土地——“大张村”，为什么又如流星一样划过天空而消失呢？

答案有三：一是当时吾曹氏族人在外地为官者居多，日久便在为官地安了家。如元举祖、俣祖父子二人由滕州经江西而湖广而关东为官，后世定居湖广、河北；二是朝代更替，明朝初建，朱氏政权对前朝产生巨大影响的家族，采取了一系列不开明政策，族人因惧株连而散避各地。查阅族谱，大多数外迁支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外迁的；三是黄河沿徐准故道经过百年淤积、河床抬高，到明朝后连连决口，原梁山泊地区辟为了蓄洪区，“水进成泊，水退为田”，“大张村”虽地势较高，但洪水泛滥频繁，居住条件极不稳定，故族人陆续迁往外地。唯元用祖后代一支因眷恋祖茔，留守祖业，但也不得不迁到离“大张村”西南约六里一处高阜定居，名日“洋北湖店”，即现在的“马场”“老窑”一带，“大张村”之名随之代以“曹家庄。

英豪祖在《续修曹氏族谐序》中载:“大张”里址，已南移“洋北湖店”，聚族新居为“曹家庄”。

六、解惑——“汶上志”

对于“元用公墓在大张村曹氏先茔”的话题，地址本应不存在任任疑义，但由于明万历三十六年修编的《汶上县志》，记载的“曹文献公元用墓在城西南七十里桑科集”一语，引起了包括本族后人在内求证者的疑惑和争论。万历志之前，汶上无志。在此志中，亦无“大张村”“大张里”之记载。需要更正之处甚多，例如“梁宝寺距汶上七十里”“桑科、马村俱七十里”。而事实是梁宝寺位于桑科集、马村之北，分距桑科集六里，马村二十五里。梁宝寺距汶上亦不过五十里。而县志却把三者同列在同一距离点上，可见其记载的粗糙之处。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补刻，但仍沿用前朝说法。本人认为，由于该志成书时间已距元用逝世近三百年，“大张村”消失亦260余年，再加上黄河决口连连，村落迁徙无定，信息不畅等原因，收罗资料可能有道听途说、张冠李戴之嫌。

清宣统三年续修《汶上县志》，更改说明

不过，好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再续《汶上县志》，其中对“元用公墓”方位作出了更正：“元曹文献公墓，旧志在桑科集有误，今于梁宝寺东北九里许，墓前有石门，墓陷得其墓志，故知旧志有误”。

综上所述，上文指出了“古大张村”就是“大宅子”的五项铁证：一是符合“曹公（元用）墓志铭”所述方位，这是铁证中的铁证，一切质疑应以此为准；二是“大宅子”遗迹尚在，“古曹井”尚存；三是“大宅子”及“元用公墓”周围土地乃是“大张村”先祖开垦，历经八百余年传承，现仍有嫡裔子孙所耕种；四是“元用公墓”前存一“古断碑”（因文革破坏，故为断碑），为清道光二十四年所立，碑文刻有元用公至玄孙五代先祖的姓名，其它旁系均无载名，让局外人一目了然；五是曹家庄大公堂族谱对八百余年本族迁徙史记载连贯有序，与官方史料相符，更与“曹公（元用）墓志铭”记载印证无误。故“古大张村”就在“大宅子”的论据确凿无疑。

对于“大张村”地址的考证，唯有吾曹元用公嫡传后裔最有发言权、解释权。可惜的是，长期以来，仍有人置诸多铁证于不顾，抱着已经自做更正的《汶上县志》一语不放，误导“古大张村”竟是“桑科集”（其实，“桑科集”是“古大张村”用语都是据传或传说，并没有真实史料记载）。亦如“曹元用字子贞，世居阿城”，在《新元史》和地方志都已明确为东阿县（今阳谷县阿城镇人）的情况下，非得说成是嘉祥阿城，即今嘉祥县纸坊镇离李村不远的的阿成铺，真是生拉硬扯，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用功利的眼光去篡改历史，那样的镜子将是一面哈哈镜。后人只有尊重历史，才可能从中汲取前进的动力，否则让人贻笑大方，罪莫大焉！

总之，对于“古大张村”的探索求证，是研究本区域历史文化的需要，也是吾“大张村”曹氏后人的责任。仅呈此文，正本清源，上慰先祖，昭告世人。让我们永远铭记先祖在汶上张泽泊大张村一带曾经创造的历史和辉煌！

1.宋濂等《元史·曹元用传》中华书局版1988年版。

2.柯邵忞《新元史·曹元用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3.《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元诗选》（清）顾制立编，中华书局1988年版。

5.嘉祥曹庄大公堂《曹氏族谱》，历修各版。

6.《续修汶上县志》宣统三年抄本，山东省图书馆藏。

7.（汶上县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8.《梁山县志》中州出版社1998年版。

9.《阳谷县志》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

关于大张村公墓价格，汶上张泽泊大张村遗迹即大宅子考证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