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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与刻石均是一种最古老的传统手工艺术，它是在发明文字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诞生了。而新石器时代的石具刻石就有着相当高的艺术性与价值。

博山曾在新石器时期的泉河头村，东高、盆泉、蛟龙、杨峪以及南博山等村庄出土了石凿、石镰、石斗、石镞等石具类文物。1960年在石马水库出土了石斧、陶片等文物，经考古专家鉴定为龙山文化遗址。

随着年代的远去，自古沿袭而来的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石器：石碾、石磨、碌碡、石槽、石鼓、石蒜臼以及度量粮食的石斗等石器具，还流传散存于偏僻的乡村民间中。

如石碾还在部分乡村中碾压谷类、饲料等；石磨推出来的磨糊而摊成的煎饼富有特色风味；蒜臼子捣出来的蒜泥又香又辣；而碌碡仍在一些场圆里滚压小麦、豆谷类作物——这些石器具还在继续发挥着它那特有的作用与功能。

刻石则是代表一个地域人文历史的重要物证。龟曾是中国古代的尤物。据《史记》载，唐虞之前就用龟甲卜筮吉凶了。

直到宋元时期，它还是身着绿衣的天神信使。统治者一直把象征权力和功业的石碑交给千年长寿的“神龟”来驮负，并设有碑座叫“鳌座”，俗称“龟趺”。自明朝以来，人们对龟的崇拜渐而淡化。而它的代名词“王八”，渐而演变为不好行为的人是戴绿帽子的乌龟王八蛋，所以乌龟便从九天之上跌落市井，由神圣转变为卑物。

博山古代有一尊石卧龟，座落于龙家胡同与北岭街之间的窑神庙内，系明代弘治八年（即1496年）建庙。北宋熙宁年间，即1068至1077年，为博山窑业兴盛时期，故此在髙埠之处建一窑神庙。大院东南向植于一古槐，树下卧一青石龟，坐北朝南，期望陶业兴盛，驮负一方天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博山进行旧城改造时兴高潮，窑神庙无奈被拆除。现只留下石龟遗存于高台之上，也只有它作为窑神庙旧址的历史见证而孤独的仰望着世间的变迁。

古代墓地刻石不仅是一种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一种民间传统工艺艺术。由于认为的损坏和保护意识淡泊，致使博山墓地的重要刻石面临失遗。据有关资料显示，博山历史上现存的名人古墓主要有王让和翟凤翀等谕葬刻石。

明初，博山地区最早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文官王让，其墓地在博山南庄的博沂路西侧王家林，其墓间置有刻石回头马，已被树木掩映无法识面，石兽，残羊已被土掩埋，博山地区最大的龟趺也被土石覆压难窥全貌。

明万历年间，甲辰进士，兵部侍郎翟凤翀其墓在博山郭庄村南的田间。

由于“文革”、整修大寨田等因素的破坏而变迁，期间还有几种刻石幸存散落在田间，但有的刻石已经面目全非或严重损坏。

现存人物石刻秦汉翁仲，只残留头部，原尊高2.6米，腰围2.2米，座高0.20米；石绵羊，高一米，长1.45米，腰围1.8米，座高0.25米；石马，高1.6米，长2.55米，马身刻有马衣、马勒、马鞍、马镫等。这些古代刻石造型逼真，栩栩如生，系明代崇祯年间雕刻。

牛是人类的朋友既是耕作的助手。原始社会曾产生对牛的崇拜，而青牛尤其有地位。自明朝以后由石牛多改为铁牛。而汉代石牛则是博山最早的刻石之一。它坐落于城区西南向“永济桥”右侧，长2.2米，卧高1米，重4.5吨，实为大型石牛。该石牛呈卧式左侧头，带一副温善性情，已在此卧踞久世。其刻制朝代经有关专家推断，据多方面论证系起源于距今逾两千年的汉代产物。

据史料载，自1647年（清顺治4年）至1945年（民国34年）期间曾发生过大水23次，又在1951年水患中石牛被深深地淤埋入孝婦河河床之下。直到1988年4月孝妇河大规模治理时将石牛出土重见天日。致使民间轰动了远近的百姓，视石牛为“神牛”，纷纷触摸石牛周身以期达到疗百病的心愿。

为重点文物的妥善管理，从1989年5月将石牛运迁至碧霞元君行宫后院供游人观赏。为了长居久安，又于2000年4月将石牛安置于红门内，新建了石牛亭并立碑永存。

总之，无论石器还是刻石在人们漫长的生活环境中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作用。文物的出土发现或是民用石器具的保护和沿用，它不仅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对于社会的演绎与变迁，均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启蒙作用和考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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