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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市曹武镇上王冲村的大月山下，有一个名为大屋基的自然村。这个湾里的王姓在明朝中期一家两代出了四个进士，不仅一时轰动了京山，在全省都是稀罕事。

根据李维桢为王格所撰的《太仆寺少卿王公行状》介绍，王家的祖先王安是山东曲阜人，元朝末年为德安（今安陆）路总管。红巾起义时，天下大乱，元王朝岌岌可危，故“留家于京山东马耳山”。传到第六代的王大韶，生了三个儿子即王桥、王棠、王格。李维桢和王家是“密戚”，其父李淑的原配王夫人是王格“从女弟”即堂妹。李维桢的夫人是王桥长子王宗茂次女，他对大月山王家的情况非常清楚，叙述的比族谱还细致，是可信的。只是文中的“京山东马耳山”是不是大月山的别名，尚需考证。

先说一下王大韶。现据光绪版《京山县志?隐逸》介绍如下：王大韶，字叙之。幼聪慧，喜读书。父虽钟爱，而家境不甚富裕，连吃饭都很为难。兄弟们也不愿意爱读书的大韶外出游学，百般阻拦。大韶偷偷地背着书籍行囊来到景陵（天门）谭家（可能是解元谭元春的老家）。谭家一见大韶气宇不凡，知其非庸人之辈，很乐意地将他收下，与谭家子弟一起课读。两年之间进步很大。大韶的父亲终于将他找了回来，在人们的劝说下同意他备考应试。可是时乖运蹇，两次赴省乡试都失败。典学使爱其才，以廪生的资格送州学深造。然而大韶生性闲散，又嫌太远，遂谢绝了好意，隐居于大月山，闭门授徒。长子王桥从启蒙到十来岁“未尝一日离膝下”。次子王格，七、八岁时大韶背进背出，口授经书。后应乡人聘请，大韶到不远的归德寺庙里开办私塾。正殿墙壁上有一幅梅花图，大韶题诗于其上：“挺挺疏花带雪开，世人休讶是寒梅。会看结就枝间实，神鼎调羹取次来。”会意的人看得出他是寄希望于后辈人。果然以后王桥、王格同一年举进士，父以子贵赠河南佥事，入乡贤祠。以后王桥的儿子王宗茂、王宗蓁也先后中进士，这就是“大月山下四进士”。简介如下：

王桥，字汝齐。嘉靖丙戌与弟王格同举进士。桥除钱塘县令，后召为陕西道御史，居五年，始移淮安通判。后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在任期间严刑峻法颇有政绩，离任时百姓挽留哭送，刻碑记其功德。因王宗茂弹劾严嵩罪受牵连，被以年衰为由革职，67岁卒含恨而逝。

王格，字汝化。中进士后迁翰林院庶吉士，颇负才名。后出任湖南永新知县。不久迁升户部主事，再升任四川佥事，补河南佥事，分巡河北。一次，皇帝南巡至卫辉，行宫失火，宦官以此要挟抚台并索贿，格大怒且痛斥。宦官怀恨造谣中伤，皇帝下旨，将格等七人逮捕，杖刑后撤职回家。十年后湖北巡抚聘请王格参与修《兴都志.》。67岁时穆宗授太仆寺少卿，未赴任。居家50余年吟咏著述不衰，著诗文百卷。享年94岁。

王宗茂，字时育，号虹塘。嘉靖丁未进士，为御史。因弹劾严嵩父子八大罪状遭到迫害，贬为平阳令后继续反对严嵩，被撤职归田。严嵩父子罢官后，宗茂因高兴过度不幸去世。后赠光禄寺少卿。

王宗蓁，字良川。万历丙戌进士，授行人。为官清廉，历任礼部仪制司主事。著有《正三纲建储疏》声满中外。后因属下失误东封（为皇帝举办的封禅大典）削职归里。81岁卒。

王大韶子孙中有功名并上了光绪八年版《京山县志》的共有13人，其中进士4人，举人2人，贡生7人。估计秀才不少，因为秀才地位太低没有特殊贡献是不能上县志的。

在县志上找到的13人中除王宗茂外，其他人都注明了与王家的承传关系，如“桥子”、“格子”等。县志上虽有王宗茂的“传”，但没有这种“说明”，故一直不能肯定“王宗茂是王桥的儿子”，甚至对王宗茂是否为曹武人也颇怀疑。这次通过考察，基本上可以肯定他是王桥的儿子。其理由如下：

1、据台湾出版的一本记载大陆较有名望的进士的书中有：“如京山王氏伯珍台地……葬后出希旦公，登进士，官佥宪。曰桥，进士，官方伯；曰格，进士，官少卿。方伯子宗茂，官侍御……今又宗载，登进士累官都宪。曰宗彦、宗蓁、宗楚。大本、大有皆诸公连登科甲人才，迭出富贵未艾。”这段文字明确指出“方伯子宗茂官侍御”，“方伯”就是布政使，王桥曾任广西布政使，宗茂为桥子无疑。这里要说明的是，王希旦是王大韶的叔父。王伯珍有两个儿子，长子王易，次子王希旦。王易是王大韶的父亲。《京山县志》记载：“王希旦，字景伯，其先兖州曲阜人，以成化丁未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进寺副，迁广东佥事……”他的曾孙王宗载也是进士。石桥铺现在还保存有“神道指示碑”距此不远的柏林地是王希旦的墓地。可见在明朝大月山一带出的进士不少，为了突出重点，此文只谈了王大韶家的“四进士”。

2、李维桢所撰的“王格行状”中有“先妣嫡夫人为公从女弟，亡妻为光禄公仲女。”“先妣嫡夫人”是指父亲李淑的原配夫人（非李维桢生母），是王格的堂妹。李维桢已去世的妻子是光禄公王宗茂的次女。说的多清楚啊。由此看来，王宗茂是李维桢的俵哥，李维桢又是王宗茂的女婿，这正如俗话所说的“亲上加亲”，“乱亲不乱族”。

3、2015年10月17日我陪同郑州学者张守明先生到大屋基进行考查时，村支部书记的父亲老黄带着我们看了湾前弃置于大路边被机动车辆磨损得模糊不清的一块残碑。碑长约80公分，宽约90公分，厚约12公分。中间只有“人陈氏”三个字，左上边有“御史王宗茂。廪生王宗蕃”字样，以下有几个“王宗×”、“王宗×”，就是看不清第三个字。这块碑应该是王大韶夫人的墓碑。查《京山县志?貤封》：“王大韶，桥、格父。嘉靖十二年以格赠户部主事，加赠河南佥事；母陈氏，以格赠安人，加赠宜人……”陈氏是诰命夫人，按当时的书写格式应为“大明诰封孺人王门陈氏之墓”。从残存的“人陈氏”判断，残碑应是中间的一部分，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陈夫人是桥、格之母，宗茂祖母，因碑不完整且大部分字迹模糊，不可能看出王桥、王格的名字，但却进一步说明了王宗茂是大屋基王家的人，是王大韶的孙子。据李维桢所述，王格出生于弘治壬戌（1502年），11岁时(1513年)父母俱卒，可见这块碑有500多年了。

4、从中进士的时间判断。王桥是嘉靖丙戌（1526）进士，王宗茂是嘉靖丁未（1547）进士，相隔21年，合乎父子的年龄差。

5、从王桥四个儿子的名字判断。他的四个儿子是宗茂、宗蓁、宗蕃、宗荫，都是“草”字头，合乎普遍的命名习惯。

由此看来，桥、格兄弟两代共出了4个进士，其中王桥一家父子三进士。整个明朝200多年，京山共出了43个进士，而王家就占了4个，几乎十分之一。如果加上王希旦、王宗载就是6个，占京山县的12%，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我只听说过天门干驿出人才，有“五里三状元，一巷两尚书，对面一天官，坐后一祭酒，挂角一都堂。”之说，可那是在方圆五里范围内，而大月山却是一家出了四个进士。且“三状元”纯属吹牛，蒋家五代实际上只出了一个状元，一个探花，三个进士。京山王家与天门蒋家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大月山王家在明清两朝可谓人才辈出，既有两袖清风、政绩卓著的廉官，也有犯颜进谏为人景仰的骨鲠之臣。且都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留下了大量的清词丽句和锦章宏文。既是曲阜圣人文脉的传承，也是大月山的青山绿水孕育出了他们的灵气。

上王冲村王姓是大姓，大多是王桥、王格的后人。大屋基有四、五户人家，都做了楼房。王家当年的兴旺早已在岁月的尘埃中湮没，但仍有两颗依稀闪光的“砂砾”尚可折射出昔日的辉煌。除半块祖碑外，还有一副条石门框，因人们的迷信才阴差阳错地保留了下来。人们做房子时都认为那是“圣物”，动了它会降灾惹祸的，就紧挨石门框砌墙，在两栋楼房间留下了一个“六尺巷”。石门框高2米多，宽接近2米，风化的很厉害，还依稀可以看出镂刻的花纹。不知是哪一代王家的大门。

还有没被岁月抹平泉水，就是王格《泉北歌》诗中描写的“大月山下有寒泉，灌园种秫诸事便”的“寒泉”。清澈的泉水潺潺流淌，灌溉着1000多亩农田。紧临泉水处有一个面积约五亩的长方形水塘，水清见底，四周绿树掩映，别有一番情趣。一中年妇女正在塘边洗衣服，她说这是过去王家花园里的一个池塘。

残碑，门框，池塘……这是王家“四进士”留给今人的一点断断续续的记忆。但大屋基的子民对他们曾经显赫一时的先祖不仅冷漠，更是无知。我问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你知道这里过去出过大人物吗?”他说：“知道，不就是王匡、王凤吗？”可悲啊，他们连自己的祖宗也搞错了。

清朝王家出了什么名人还有待考证挖掘，民国以来还出了几个可圈可点的人物。一是王家吉，解放后曾先后任京山县委书记、孝感地委书记、武汉市副市长。另一个是国军中将、曾任台湾高雄警备司令王洁。听说他家的一块祖碑在大搞水利建设时砌在了一个建筑物上，他知道后派人回来花几千元请人抠下予以保存。如果王洁知道陈老夫人的墓碑还在，他花一万元也是要保护起来的。可是这块珍贵的墓碑仍然躺在荒草丛中继续承受着日晒风吹雨打，这可是曾养育出四个进士受到皇帝诰封的一个了不起的母亲的墓碑啊……

临别时，我们嘱咐老黄一定要和他的书记儿子商量，将这块碑搞到村委会保护起来，这是这个村的珍贵文物和历史的骄傲。要是他和书记儿子果真将此碑保护起来了，就功莫大焉令人刮目相看了。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光绪版《京山县志》、李维桢《太仆寺少卿王公行状》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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