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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青铜食器起源甚早，源远流长，经夏商周三代而臻于隆盛。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曾出土一件距今3500多年的平底圆鼎。商代之后，青铜食器逐渐作为主角登上历史舞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杜岭方鼎，就是目前所见商代前期形体最大的青铜鼎。商代后期也就是殷墟时期，青铜食器开始以特定的组合方式出现，不但规模数量大幅度提升，而且面貌各异，精品迭出。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后母戊鼎(图③)，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达832.84公斤，造型雄伟，气势恢宏，1939年一经发现就备受瞩目，如今已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代表性珍藏之一。

青铜食器按其功能可以细分为烹煮器、盛食器、挹取器、切肉器等，其中烹煮盛食器种类数量最多，像鼎、簋(guǐ)、鬲(lì)、豆等都是后人耳熟能详的门类。

烹煮器主要有鼎、鬲、甗(yǎn)。

鼎是殷周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地位最重要的器类，主要用来烹煮肉食。商周墓葬出土的铜鼎内往往存有牛、羊、猪、鱼、鸡等各种动物遗骨，考古资料也证实了鼎的确切用途。

鬲的功能和鼎相似，也是烹煮肉食的(图①：西周戜(dié)伯鬲)。这点由东周随葬陶鬲中发现有豚骨可推知。

甗的上半部分为甑(zèng)，下半部分为鬲(也有作鼎形的)，中间有箄(bǐ)，箄上有孔，甑置食物，鬲盛水，下举火煮水，以蒸汽加热食物，作用同于现在的蒸锅。著名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图⑥)，由三个甑和一个长方形案状的鬲组成，案上有三个圈形孔灶，用来承置甑体，不仅放置稳当，而且一次能加温蒸好三份饭，构思非常奇巧。

盛食器则主要包括簋、盨(xǔ)(图⑦：西周鲁司徒伯吴盨)、簠(fǔ)(图④：春秋卷曲夔纹簠)、敦(duì)、豆，主要用于盛放黍稷稻粱等主食。豆还可以盛放肉酱、肉汁、酱菜等食品，相当于今天的菜盘(图②：战国嵌红铜兽纹豆)。

挹取器指的是匕，多放置于鼎、鬲、甗等器中，主要用来取肉食、饭食。切肉器指的是俎，是切肉用的几案，俎面上多有镂孔，便于在切肉时挤压出的肉汁渗流。(图⑤：春秋王子臣俎)从功能上看，这些食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比如鼎、俎、匕就是一套完整处理肉食的装备，用匕将肉从鼎中取出，放置在俎上切分，用于祭祀和宴飨。

西周以降，周人重食，鼎簋等食器进而升级成为青铜礼器的核心，鼎为奇数、簋为偶数，形成“列鼎”的器用制度，即所谓“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某些情况下盨、簠也可以代替簋的位置。这种青铜食器礼器化的场景，还被频频载入诗歌。《诗经·周颂·丝衣》云“鼐(nài)鼎及鼒(zī)，兕(sì，古代犀牛一类的兽名)觥(gōng)其觩(qiú)”，描绘的正是周王祭祀行礼时的盛况，鼐指大鼎，鼒为小鼎，“鼐鼎及鼒”的意思就是尺寸大小有等差的一套鼎。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描述。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八号墓出土有五件晋侯苏鼎，它们造型、纹样、铭文全部相同，仅大小尺寸呈递减陈设，这组晋侯苏列鼎显然是《丝衣》这首古诗生动的注脚。

由此看来，古代中国青铜食器不仅单纯作为实用器，而且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彰显的是尊卑贵贱的社会地位，是等级身份和行为规范的标志，由此形成独特的礼器体系，正所谓“藏礼于器”。

例如1978年陕西扶风齐村出土的簋，体量巨大，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重达60公斤，是存世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而它的主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周厉王。《诗经·小雅·伐木》云“於(wū)粲洒埽，陈馈八簋”，说的是天子九鼎八簋，通过这一件器物，我们就可以遥想西周天子气象是何等的恢弘磅礴。西周青铜食器高度发达，还出现了很多新的器型，如簠、盨等。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内史盨，便是年代最早的青铜盨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名器西周大盂鼎，鼎内铸有铭文291字，其中一段铭文记载的是商人因纵酒误国，以致亡国的史实，使我们不由联想到商纣王“以酒为池”的恶迹，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有关商人纵酒亡国的实物证据。

东周时期，列国诸侯纷争不休，青铜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青铜食器也不例外，显得争奇斗艳。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出土的七件王子午鼎是一套列鼎，器主是楚庄王之子王子午，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7.4厘米、口径66厘米、重110.4公斤，出土时还附有一铜匕，是挹取鼎中之肉的工具。这种平底束腰形制的鼎，是东周时期楚文化的代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长江下游乃至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则流行一种被称作“越式鼎”的三足细瘦外撇的铜鼎，极具地方特色。至于河北、北京一带，则常见一种世称“燕式豆”的铜豆，同样别具一格。由此可见，东周时期铜豆的地位上升，常与鼎作为固定组合出现。

历经数千年的沧桑，那些觥筹交错的场面早已湮没于历史深处，但留存至今的一件件青铜食器足以让我们浮想联翩，去回味那个钟鸣鼎食的时代。毋庸置疑，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青铜食器，早已脱离了其本身的实用意义，演变为国家政权、社稷秩序的象征，进而又演变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并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本报记者王珏整理。图片由国家博物馆提供)

《人民日报》(2020年01月25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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