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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邹旅顺口大型画传2023-03-1508:03

营城子自汉代起就是沓氏县南部地区的中心城邑。处在襄平（今辽阳）至沓津（旅顺）交通干线上，西海有港，可通达四方，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否则就不会有汉墓群的存在。

营城子名称的来历大体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是“周回庙宇”说。据《东北名胜古迹轶闻》记载：“旅顺北数十里，有古刹曰永兴寺。寺院甚大，为金州城西第一庙宇。有如来大殿、弥勒殿、观音阁、关帝庙、天后宫等。院内松柏苍苍，古碑甚多，考其碑志，系唐时尉迟敬德饰工建筑。当初均系铜像，后因屡遭兵燹，以致不完，今则全易泥塑矣。”于是有人认为，当年老百姓围绕庙宇而居为“营”，内居曰“城”，故名营城子。

二是兵营古城说。传说唐代曾在这里建有古城和兵营，故名。在一般情况下，居民围绕一处庙宇居住很少有称“营”的，“营”除了有“谋求”和“经营”之意外，多与驻军有关。

三是“茔城”谐音说。大连古代历史曾有三个辉煌时期。分别发生在青铜时期、汉代、明清。秦灭亡后，西汉及之后的东汉王朝对辽东地区实施了卓有成效的统治。一是按中原形制设置地方政权——沓氏县，统治机构健全；二是派遣常驻军队镇守，保持地方安宁；三是修筑旅顺至襄平间的通道时称“驰道”，发展海运贸易事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营城子地区处在沓县城与沓津的驰道上，农业、商贸及建筑业均十分发达。按汉代的郡县设置规则，县之下设“邑”，即相当于今中心镇一级的机构。

西汉自武帝起，大批向辽东移民并设郡建县，打通了山东与辽东间的航线，今大连地区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这种社会形态在汉墓中出土的铜印、五铢货币、铜镜、提梁铜壶、铁镢、车马饰件等文物中得到印证，充分证明汉代营城子地区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生产一度萧条，至东汉初，通过改革，社会经济重新振兴，今营城子地区便出现一批名门望族和富商大贾。汉代盛行谶纬神学和天人感应等思想，并由此产生追求长生不死、死而不朽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厚葬之风。按中国人的风俗，墓地多是选在城池之西部，且不宜距城过近，以免人鬼共居一地。俗信人死之后，灵魂将至西天圣界。

为防止牲畜进入墓地对先人不敬，一些富户便在墓区周边围筑环状土墙，使墓地俨然成为一座小城，时人称为“茔城”，这个“茔”是坟茔的“茔”，而非兵营的“营”。这是因为当地人称坟冢为“茔”。直到现代当地人仍称墓地为“坟茔地”。汉灭亡后，至三国魏晋时期，东北部族高句丽于公元404年将势力扩展至辽东半岛全境，并割据两个半世纪，再之后是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相继控制辽东，营城子地区汉代的繁荣已成昔时黄花，“茔城”随之破败湮没并辟为牧场。至明代随着又一个盛世的到来，旧时的“茔城”渐被辟为耕地，居民增多，渐成村落。因茔是埋葬死人之地不吉，人们便谐其音将“茔城子”改为“营城子”。至于“子”，是地名常用的一种后缀，如辛寨子、土城子、马桥子、三家子等。

▎本文由甘井子区委党研室编辑整理

2008年5月，随着最后一座汉代砖室墓的发掘工作的完成，为期近5年的大连营城子两汉墓群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经过一年多来对墓葬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我国东北地区一处规模宏大、形制多样、内涵丰富的两汉时代墓群，逐步显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辽南乃至东北地区两汉墓葬考古的重大发现。墓群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辖内。整个墓群东起牧城驿，西至双台沟，绵延10公里。今旅(顺)大(连)公路和铁路线平行穿过墓群的中部和北部区域。这次考古发掘主要是在属于墓群“第二地点”的营城子村东南区域进行，是一次为避免因当地工业园区工程建设而暴露的墓葬遭到损毁所进行的抢救性发掘。近5年时间，考古队先后共发掘清理了两汉时期不同形制的墓葬198座，出土各类随葬器物2300余件(套)。

贝、砖、石等多种形制墓葬共处一地，内涵丰富

依据墓葬的形制和构筑材料，这批墓葬可以分为贝墓、贝石合筑墓、贝瓦石合筑墓、石墓、贝砖合筑墓、砖室墓、花纹砖墓、石板墓等多种类型。就其形制来看，贝墓以及贝石、贝瓦石、贝砖合筑墓多为单室。砖室墓除单室外，另有双室、三室和四室；花纹砖墓和石板墓以双室和三室居多。贝墓63座。分为单人单室和夫妻同室合葬墓，单人单室墓略小。墓向多坐北向南，墓底距今地表2～5米左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或近方形，一般为3．2x2．8平方米，最大的约为5×5平方米。墓室的基本构造是：以掘挖的方形土坑为圹，圹之四壁经修整使之垂直于圹底表面，圹底夯实铺垫贝壳；其后置装椁板于圹中以成椁室，椁室与土圹四周预留30一50厘米不等的空间以填充贝壳，并分层夯实。所用贝壳多为本地沿海一带所产的牡蛎壳，间有螺类、文蛤等海生贝壳。墓主人入葬后，覆盖顶板并加铺贝壳，其厚度略等于土圹与椁板之间所填贝壳的厚度，最后封土成冢。从剖面看，整个墓室如同一个四周包裹贝壳的密封方箱。为御潮湿，圹底铺垫的贝壳层下，往往开有1～3条不等的排水沟槽。有的贝墓有墓道。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主要有壶、盘、罐、博山炉、尊、鼎、灯等。铜器有镜、车马具(模型)以及各类饰件。发掘时发现贝墓早年均已坍塌，但墓中的随葬器物在厚厚的贝壳层的保护下。保存相对完好。贝瓦墓、贝瓦石和贝石合筑墓24座。其中，贝瓦墓3座，贝瓦石墓1座，贝石墓20座。这三种墓葬，从构筑材料看，均是以贝壳为主，同时分别添加碎瓦片、碎瓦砾和石块作为贝壳的补充材料。墓葬的构建方法和整体结构形式略同于贝墓；随葬器物的种类也与贝墓大体相同。石墓8座。这类墓葬是于墓圹四壁以不规则的大小石块筑砌墓室。有的墓底铺垫碎石或卵石，随葬的器物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贝砖墓13座。这类墓葬是一种以贝壳包裹砖室四壁的砖木混筑的墓葬。墓向不一，大小不同。墓平面呈长方形或近方形，较大型的墓室墓壁开凹槽附设木柱以支撑墓顶盖板，盖板上铺贝壳。墓室一般长3～6米，宽2．5～5．5米。筑墓所用青砖，皆素面体薄，其砌法，多“顺砖平砌通缝”，因此极易坍塌。墓底铺有贝壳，并辟有排水沟槽。有墓门，斜坡式墓道，墓门以砖或贝壳封堵。此类墓多合葬，也有多人葬。墓葬的随葬器物数量一般较多。主要陶器有壶、罐、洗、盆、灯、博山炉、灶、井、鼎、炉等；铜器有镜、兽面铺首和器物的蹲熊足等饰件。其中，M76出土的金“十龙”带扣、铜“承旋”和玉剑琨，是此次发掘的重大发现。砖室墓82座。分为单室、双室、三室和四室4种。其中，单室墓72座，双室墓7座，三室2座，四室1座。这些砖室墓墓向不同，头向不一。其共同特点是：均为穹窿顶，且具有起券的墓门和斜坡式墓道；墓底铺砖。墓壁广泛采用错缝砌法，大多为“三顺一丁”。单室墓大致为2．8x2．4平方米，随葬的器物一般不多。双室墓为前后两室组成；其后室侧壁开辟一耳室即成三室。此次发掘的四室墓极为罕见：该墓坐东向西，东西长7．4米，南北宽5米。整个墓葬由1个前堂、2个并列的主室和一个后室构成；前堂南侧辟有通往后室的回廊。两主室各开一门，隔壁开有孔洞。墓内有尸骨三具，分别位于两主室和回廊内。随葬器物多置于前堂和后室，有铜车马具(模型)、陶灶、陶耳杯等。花纹砖墓6座。其中，双室4座(包括1座花纹砖与素面砖合筑墓)，单室和三室各一座。这三种花纹砖墓，就其墓葬规模、结构以及砌筑方法来看，分别与上述砖室墓的单、双、三室墓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墓室均采用多种花纹图案的花纹砖和画像砖构筑。通过不同花纹和画像砖的层层组合，再于其表面施以色彩，使得整个墓室显得富丽堂皇。花纹和画像图案除了常见的各种几何纹饰外，另发现有螃蟹、鸟禽、鱼类等动物花纹和画像。随葬器物多陶器，除罐、鼎、炉、灶、耳杯外，还有陶俑以及陶狗、陶猪等。石板墓2座。双室和三室各一。均为南向，以扁平不规则石板构筑，穹窿顶。双室石板墓由前后两室组成，葬有8人，随葬器物有套尊、罐、灶、井等。三室石板墓平面呈“品”字形，前室南开墓门，其北壁开两门以连通两北室。此墓早年被盗，仅存陶片和人骨残迹。

择其要者，简述如下。“十龙”带扣1件。金质。M76：24，平面前圆后方，略呈马蹄形。最大长度9．5厘米、最大宽度6．6厘米，表面凸起，重38．25克。带扣前端开弧形带孔，孔中间装有活动的扣针。边缘内折，折边穿有19个针孔。带扣表面饰有10条龙：一条大龙盘踞中间，九条小龙环绕其周。扣之周边及群龙之间镶嵌有绿松石。整个带扣构图生动，工艺精湛，堪称汉代金器精品。承旋1件。青铜质。M76：17，状似圆案，直径43厘米。有三足，为三个同模的铜质人物雕像，作蹲坐顶案状。案面阴刻《仙人神兽瑞禽图》。图分二区：内区以柿蒂形图案为中心，环刻四神；外区刻有人面兽身、兽面人身、蹄足翼龙、斑斓猛虎、以及鹿、野猪、禽鸟等各种珍禽异兽。此件承旋，甚为罕见。尊1件。青铜质。M76：19，径21厘米、通高21厘米。体薄，素面，直壁，平底。口沿下表面有对称兽面衔环铺首。有三足，作蹄形。出土时斜压于上述承旋之上。泥筩1件。M12：27，青铜质。径3．7厘米、通高10．6厘米。圆柱形，平底。有盖。盖面微凸，中有穿孔圆钮，与筩身上侧所附穿孔圆钮相同，用以穿链。链失。铜印2件。M43：12，龟钮，方形。边长1厘米。印文为“绵鸿”。铜镜10件。M43：12，径11厘米、缘宽2．4厘米、厚0．7厘米。圆钮。内区为凸起的弦文和十二内向弦纹带；外区两弦纹间铭文曰：“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每字之后加一“而”字。玉剑璏2件。M76：20，平面略呈长方形，长7．6厘米、宽3．6厘米、厚1．3厘米。表面饰浮雕神兽图案；璏之两端向内翻卷。背面有长方形的穿带之孔。陶盆M74：14，灰陶质。敞口，平沿，斜直腹，圜底。口沿朱书“鸡豚月”三字。“月”，同“肉”。该盆出土时，盆内盛装动物骨。此外，其他随葬的陶盆、陶鼎和陶井上，分别书有“蹄月”“脾”“井”“羹”等朱书文字。这些文字结体优美，书法道劲，具有典型的“汉隶”风格。

首先，此次发掘的墓葬几乎囊括了此前大连地区发现的所有类型的两汉时代的墓葬。从营城子墓群的墓葬类型及其发展总趋势看，大体经历了贝墓(贝瓦、贝石、贝瓦石)——贝砖墓——砖室墓——花纹砖墓——石板墓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其延续时间,几乎与400余年的两汉时代相始终。如果结合上述不同类型墓葬的形制、葬俗、随葬器物的组合以及器型的演变资料作一系统的分析研究，有希望对上述两汉时代墓葬作出若干个历史分期，从而逐步建立起大连两汉时代墓葬的编年序列。比如，就贝墓而言，形制上有规模大小和墓道的有无之别，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单人单室、夫妻分室合葬和夫妻同室合葬的不同；随葬器物的组合以及器物种类与数量，也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虽然同为西汉墓，但它们之间存在的早晚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如，此次发掘资料显示，贝砖墓对于两汉时代的墓葬分期至关重要。这种类型墓葬中出现的长方、扁平青灰色小条砖，是为大连汉代砖室墓的初级阶段：贝砖墓在贝墓向着砖室墓的过渡和转变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国关中和中原地区的砖室墓的产生和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营城子墓群的发掘反映了两汉时期“汉文化”在东北地区的逐渐发展和繁荣的历史。特别是西汉末以来，作为汉“辽东郡”南部地区的大连，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不断接受并保持着来自中原的先进文化，从而体现了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性和共同性。关于这一点，可以在对营城子汉代墓葬资料进行全面的深入分析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论证。

历来称营城子，一般指营城子镇域，面积110平方公里。

营城子历史悠久，早在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先人们就聚居于今黄龙尾半岛营城子、牧城子海湾的文家村一带，过着原始部落生活，与山东龙山、大汶口文化同期。这里山川秀丽，文物古迹遍布。早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开始生息、劳动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用汗水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特别是沙岗子汉代壁画墓以及其他汉代遗址、墓葬的发现，更加证明了秦汉以来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几千年来，由于民族角逐，战乱不断，以至帝国主义47年的殖民统治，文物古迹遭受到掠夺和破坏。解放后文物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得到很好的保护。

这里的古遗迹包括以下重要方面：

（1）文家屯遗址：经考古采集到陶器、石器、骨器等。年代约6000多年。

（2）双坨子遗址：发掘出早期房址3座，晚期房址14座，窑穴10个。

专家推测这里是大连地区青铜文化编年标杆。根据地层和内涵分：

三期文化的房址，主要是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地穴中四壁均为天然石块贴砌，石墙高为1米左右。年代约3100年左右。1979年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城山山城遗址：山城城遗址保存比较完整。城墙残高2米，山城南面有高台，原为烽火台，据《辽志》称：此山烽火台名为“伯母山墩。”此城属金元时代，明代在这里建烽火台。

（4）望鱼山遗址：在遗址中采集有石斧、石锛、石刀等，属双坨子一、三期文化，1982年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5）营城子遗址：发现有“五珠”和“货泉”等货币，是大连地区发现的规模较大的汉代遗址。

（6）牧城驿城：它是明朝的金州卫与旅顺之间的一座驿站城堡。该城为南宽北窄的梯形城堡。南北二门，现存南门及附近部分城墙。1982年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双涧堡遗址等。

（1）四平山积石墓：在南北峰主脉和两条支脉发现60座积石墓。其中以北峰顶36号墓为最大，长达120米，墓葬结构均为用石块筑砌方形或长方形墓室，多为多室墓。

文化特点：当属小珠山上层文化，年代大约在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末期。是文家屯遗址上层先民的公共墓地。1997年1月28日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岗上青铜短剑墓地遗址：墓地结构是用黑土杂砾石封筑。墓葬为长方形，南北向，共计23座，分别为：大石板底墓、石棺墓、烧土块墓、砾石墓、土坑墓五种。在23座墓中有20座墓为火葬。随葬品有青铜短剑、铜矛、铜铃、铜镞、环状剑柄端；还有装饰用的铜钏、环和用玛瑙、石、骨、贝、陶制成的珠饰品等。

岗上青铜剑墓地属春秋时期。墓地年代距今3100年左右。1979年6月6日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月28日晋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楼上青铜剑墓葬地遗址：墓地共有10座墓，分为石棺墓、石板底墓、砾石墓三种。位于墓地中心的三座墓，规模较大。随葬品有：曲刃剑有宽叶和窄叶两种，均有“T”形铜柄。还有铜斧、凿、镞、马饰、刀、锥、铃等；……楼上墓地出土的早晚青铜短剑，其下限年代大约在战国晚期。

（4）营城子贝墓群遗址：1954年在营城子村东南路基内清理贝墓41座。出土随葬品极丰，有陶器和铜器。铜器有：半两钱、昭明铜镜、日光铜镜、凤鸣铜镜、五珠钱等。贝墓年代大约在西汉早、中期到晚期出现贝石和贝砖墓。

（5）双台沟贝墓群遗址：1979年选择一座贝墓发掘，发现贝墓是以牡蛎、海螺以及各种蛤蜊壳筑成的坚穴土矿木椁贝墓。贝墓出土文物有：陶罐、彩陶罐等，其年代为西汉。

（6）沙岗子村南木椁砖墓：棺木及人骨均已腐烂成为粉末。夫妻合葬，头向东，有皮革状棺盖，上面有若干柿蒂形装饰。墓内随葬品有博山炉等还有铜镜、柿蒂形铜泡钉制棺饰以及木鞘铁剑，还有三颗红色秀明玛瑙饰品和铜车马具模型等。这种砖木结构的墓在我市还是首次发现。其年代距今2000多年前的西汉晚期。

（7）沙岗子砖墓：位于沙岗子村北的沙丘北端，1988年对其中损坏严重的两座墓进行发掘。两墓东西排列，相距5.85米，均为砖墓。以室内存的两具人骨分析，此墓为夫妻合葬墓。两墓出土随葬器物27件。

两座砖墓出土的陶器和“八乳铜镜”等物都印证是大连地区东汉初期墓葬特点。故这两座墓定为东汉初期。

（8）营城子壁画墓：1931年发掘。主室居中，券顶内高3.15米，底边长2.87米，宽2.88米。墓室内壁画分别绘于室的东、南、北三壁和南、东、西券门外的白灰墙面上。计有人物、朱雀、怪兽、白虎及流云等图案。主室为“祈祷升天”图，中间一个佩剑加冠的“贵人”，后面有一侍者跟随。…………

壁画线条清晰，奔放有力，层次分明，神态逼真，独有特色，为研究汉晚期墓葬习俗和绘画艺术提供了真实资料。

另外，还有营城子石板墓遗址。年代为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还有对门沟火葬墓遗址等。

据了解大连市近年来又对营城子汉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收获丰厚。并出土了铜器、铁器、玉器以及金质“十龙带扣”。

营城子地区墓址的挖掘，已成为研究大连地区墓葬分期，丧葬制度的宝贵资料。

3、千年银杏树见证永兴寺古刹历史

座落于营城子村的永兴寺相传始建于唐代。到明代永兴寺拥有殿堂三进，均为硬山式建筑。正殿五楹，如来佛居正位，左右为十八罗汉，护法神立两侧，如来佛背后有观音、普贤、文殊、姜太公面北而坐。中殿三楹，四大天王立两侧。东殿三楹，关帝居中，左右为关平、周仓二将。西殿为娘娘庙。外有阎王殿三楹、灵神殿二楹、神堂二间，焚香池二间，钟、鼓楼各一间，石碑十几通。

永兴寺在大清雍正、乾隆、嘉靖、道光、同治、民国年间都曾重修。心桐、悦孔等和尚先后驻于此。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为庙会之日，香火极盛。

因诸多因素，永兴寺神像被毁。永兴寺尽管被毁重建，但那棵至今枝叶茂密的有1370年历史的银杏树见证永兴寺的历史。至今生长永兴寺大殿后院的银杏树为雄性，按1999年实测，树高28.9米，树干直径1.95米，根底围长9.5米，树冠直径28.5米。探其树龄，据史绩推测，此树当属唐贞观年间，尉其恭（字敬德）元帅在建永兴寺时所栽植，至1999年树龄约为1360年，至2009年约为1370年。2003年国家银杏研究会诸多专家来此论证，此树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亦属罕见。因此，冠于“东北树王”之美誉决不为过。是极其宝贵的自然遗产，与永兴寺同被列为大连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百年来沧桑岁月所留下的美丽传说，更为千年古刹增添了神秘的色彩，银杏树的存在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祈福求祥的象征！

据典籍记载：银杏中国独有。银杏目起源于二叠纪（2.5亿年）以前，银杏起源于1.9亿年前的侏罗纪早期。现存的银杏可追溯到7000万年以前的古新世（第三纪早期）。第四纪冰川之后，在中欧及北美等地的银杏全部灭绝，只有在中国保存一种。银杏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坚强地生存下来，更重要的是它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保持该物种的遗传稳定。在永兴寺东边相距百米处，一居民院内还有一棵雌性银杏树，经实测高17.54米，直径0.78米，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经政府批准，重修永兴寺，各界人士以保护中华历史文化古迹为荣，鼎立相助，终于重修告竣。重修之永兴寺占地11000平方米，15座主体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栋宇维新，华堂增辉，法像雄伟，神态安然，栩栩如生。满院松柏常青，千年银杏更加沧桑挺拔，再现千年古刹，气势恢宏巍峨，历史名胜，千秋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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