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端还有嫡系后裔吗

有的。

杨端是隋文帝杨坚的后裔

杨端是杨坚的后人。

永正南住村杨姓，系隋文帝杨坚后裔，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杨端、杨正、杨通三兄弟从祖地山西大同迁来，后分居榆林子乐兴、永和罗川、宫河代店等地，南住村杨氏的明代山西大槐树移民先祖为杨得春，至今600余年繁衍传承25代

如何看待偏安一隅几百年的播州杨氏

播州杨氏，偏安一隅数百年。绝非偶然！有其历史成因。

史上之播州，处于国家中央政权统治的神经末梢，朝廷对之既有遏制，又有仰仗。皆缘于朝廷“鞭长莫及”，或者因他事不宜大动干戈讨平。

此即典型的“土司文化”特征，系历史必然。

加之，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造就了其偏安的生态。

随着贵州建省，朝廷“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明朝廷对云南的控制，必然强化对贵州的经营。故播州杨氏偏安一隅终成历史。

同时，播州杨氏的“不识时务”，看不清历史大势和必然性，也是其终结的一大成因。

总之，“播州杨氏”是贵州人文历史上值得记载的一笔。

这是研究贵州历史不能忽略的一大山峰！

从元明土司制度谈起，聊聊明代播州杨氏为何屡屡反叛

杨氏历代统治播州，与民和善，但是时任四川总督的李化龙除增收国家税赋外，还私自增加播州的税赋，要求杨应龙长年向其进贡。但杨应龙不允，便派其子前往四川谈判，其子被杀，并将头悬挂于城门，杨应龙震怒，发兵讨伐李化龙。李化龙便向朝庭说杨应龙反叛，朝庭派兵，并钦点李化龙挂帅，对杨应龙部进行围囤。三月后，杨应龙兵败于海龙囤，所有与杨氏家族有关系的人均被诛杀，共二万余人，仅杨应龙幼子杨奉禄被一侍女所救，从海龙囤古堡后山崖逃脱。明朝政府为剿灭播州杨氏，起兵32万，耗费大量钱粮，就为了一个并无反心的土司，结果国家损耗巨大，为以后的萨尔浒大败，埋下了伏笔。

贵州的四大土司

土司又称土官、酋是古代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

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著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狭义的土司专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

翻开历史，贵州省的大多数县，在历史上都曾建立过“长官司”——一种兴起于元代的县一级政权。皇帝赐封当地酋长或上层贵族，世代掌管治理“土民”。这些大大小小的“土首领”，被统称为土司。这些土首领的品级，最高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最低则是一寨之主。

在群枭兼并仇杀、快意恩仇的土司时代，思州、思南田氏，播州杨氏，水西安氏与水东宋氏，四大土司各雄一方，纵横黔中大地。四大家的统治势力范围加起来，远比今天的贵州省面积大。

严格意义上说，在贵州没有建省的公元1413年前，除了水西水东之地外，思播田杨所在的势力地盘，还不能称为是贵州，那时的整个黔地在行政上分别隶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管辖。田杨安宋这四大土司各雄一方，互不统属，他们各自拥有军队，可以自己任命下级官吏。

贵州各地区的土官，在中央王朝的大法下，往往还有自己的一套“土法”和监狱。虽然还没有找到“土法”的成文法律，但关于土官的意志即是法的记载随处可见。这意味着，一些土司首领握有属地居民的生杀予夺大权，而不负任何责任。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一霸，自然是历代朝廷的心腹大患。但是贵州当时作为偏远地区，朝廷的影响实在有限。于是自唐宋以来，实行羁縻政策，对土司赐以官职治理“土民”。

这种政策到元时逐渐形成土司制度，土司酋长管理较为本民族接受，有利于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土司制度这个政策完善于明清，在民国时期才彻底消亡。

实际上，这个制度不仅只是在贵州存在。有学者统计，在元明清三代，全国共有土司二千余家。以今天地域看，分布于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青海等省区市，其中以川、云最多，贵州有二百余家。

在土司的统治下，百姓们的生活并不好过，因为土司间经常爆发兼并战争，农奴们往往要背负上繁重的兵役和徭役。此外土司领主还常以进贡之名，盘剥当地百姓，因此才有了“进贡一成，刮民百成”的说法。

例如在明清时期，贵州各地的大大小小土司们，掀起一场筑城风潮，府厅州县治所和卫所屯堡都有城，全省可谓无处不城。其中播州宣慰使杨辉修筑城墙，一次征调的民工就是5000人以上。

土司们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从来都不吝惜使用民工。据史料记载，都江厅一位土司小头目在夏天避暑，派人将其所到之处，都要让人用树叶搭成凉棚，并且树叶要保证新鲜，每天一换。

播州杨氏土司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唐朝政府废隋朝牂柯郡置播州，改原牂柯县为遵义县（治所在今遵义市绥阳县境），作为播州州治。后来属于黔中道。此后唐朝衰落，播州多次沦陷于南诏。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太原阳曲县人杨端率军击败占据播州的南诏，自立为主，成为一个世袭刺史的家族政权。

北宋，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杨实献其地归附宋朝，宋朝在其地分别置播州和遵义军，仍以杨氏为其首领。传至杨昭无子，以族子杨贵迁为养子。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一度废播州、遵义。

南宋，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复设播州安抚司。南宋末年，播州军为抗元主力之一。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下诏招抚播州。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杨邦宪降，元于其地仍置播州安抚司，以杨邦宪为安抚使。不久，杨邦宪卒，子杨汉英袭，元朝廷赐名杨赛因不花。

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升为播州宣抚司，统辖十九个长官司和诸苗族峒寨，范围遍及今贵州东北部和重庆綦江。元武宗大德七年（公元1301年），杨汉英为元平叛有功，进封资德大夫。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杨氏附明玉珍。

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杨氏降明，此后被视为苗疆土司。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杨应龙反叛朝廷，不久在播州之役中败亡。杨氏占据播州前后历经二十九代，历时七百余年，播州宣慰司宣慰使（876--1600）。

水西安氏土司

水西土司是贵州宣慰司的俗称。明朝贵州彝族土官管辖的行政区之一。初隶四川，永乐十一年(1413)改属贵州。水西彝族的远祖源于古代西北氐、羌族的一支，辗转入今贵州境。蜀汉时，因其首领火济(或作济火，彝名妥阿则)助诸葛亮南征有功，受封为“罗甸国王”。

以后与历代封建中央王朝保持联系，唐、宋时期被称为“罗施鬼国”或“罗氏鬼国”。辖境以今贵州乌江上游的鸭池河为界分为水东、水西、治所在今大方县城，遂有“水西”之名。元改水西为亦西不薛总管府，以水西首领阿察为总管，开始建立了土司制度。其后人世袭宣抚使职位，成为黔西北以至黔中一带的最高土官。

明洪武五年(1372)，水西宣抚使霭翠及水东宣抚同知宋蒙故(后赐名钦)入朝袭职，旋列为正副宣慰使，治所移至贵州(今贵阳)。后宋钦死，霭翠年老，分别由钦妻刘淑贞(或作刘赎珠)及翠妻奢香摄职。

水西历代土司对外称宣抚使或宣慰使，是元、明王朝封授的命官，对内则自称“苴穆”(或作趣幕)，其妻称“乃叶”(一作耐德)，是全境最大的奴隶主和最高的统治者。其下设九扯、九纵和十三则溪土舍、土目，形成一套体系严密的行政制度，统治着全境的各族人民。全境为十三则溪，每一则溪置一穆濯为笃，由苴穆之宗亲充任，又以一慕魁镇之，犹汉代之封国。苴穆在各则溪均设官庄，耕者为官户；下级官职人员均授以土地，由各族人民耕种，形成奴隶制体系。

水西归明以后，年贡方物与马匹。地方四千里，胜兵四十八万，势力空前强盛。

水西土司势力的强盛，引起明朝地方官吏的猜忌。明洪武十六年，明贵州都指挥使马煜(一作马晔)，欲邀边功，藉故裸挞奢香进行挑衅，准备征伐。奢香以国家统一安定为重，翌年进京控告，并愿效力开发西鄙，世世保境。明太祖朱元璋乃召回马煜治罪，封赐奢香。于是她乃率众开通了东自偏桥(今贵州施秉)西达乌撒(今贵州威宁)等地的驿道，立龙场九驿，进一步密切了水西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且使偏僻的黔西北地区逐渐得到开发。明廷定每岁输赋三万石。明末万历、天启、崇祯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叛乱，攻占重庆、遵义，水西宣慰同知安邦彦诱挟宣慰使安位响应，攻占毕节、安顺、贵阳及云南沾益(今宣威)，杀明贵州巡抚王三善。明王朝调聚川、滇、黔大兵进军水西，奢崇明、安邦彦战死，安位因年幼得免，被迫献水外(鸭池河以东)六目归降。明遂改贵州宣慰司为水西宣慰司，仍以安位为宣尉使，并规定其不得干预军民两政，安氏辖区和势力大为缩小。

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清军30万人分兵攻云南，吴三桂率清军通过水西至云南，迫安坤降清，次年，清廷封安坤为贵州宣慰使。他因受明以来大西军抗清力量的影响，又受南明抗清力量的影响，又受南明抗清将领皮熊、常金印的鼓动，于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二月起兵扶明抗清，清廷闻变，同年3月，即命吴三桂领云南、贵州各镇守军讨伐，清军被水西军围困在果勇底达二月之久，使之粮尽援绝，清永顺总兵刘安邦战死。后来，由于水西土目司车噶喇叛变，在内外夹击下，水西兵大败，被迫转入深山大箐中，直到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水西军彻底失败，安坤被吴三桂俘获砾死。吴三桂于是奏请废水西宣慰司，改设大定(今大方)、黔西(原水西)、平远(今织金)、威宁(原乌撒)四府。康熙十二年(1678)，吴三桂反，安坤遗腹子安圣祖得彝族各部支持，在威宁起兵，助清兵平叛，先后收复大定、黔西、遵义各地，安圣祖得复任水西宣慰使。三十七年安圣祖病死，乏嗣袭职，清政府乘机改土归流，至此，水西土司在黔西北的统治结束。

水东宋氏土司

水东宋氏土司，号称明代贵州四太土司之一。因为长期统治今鸭池河以东（今贵阳地区及龙里、贵定等地）而得名，由于其衙署长期在洪边寨（今乌当区新添寨镇），又名洪边宋氏，又由于元末明初任贵州宣慰使职，故而又称宣慰宋氏。

水东宋氏原籍镇州（今河北正定），隋代随军人黔。隋末唐初成为西南著名土著大姓，公元620年，置蛮州于巴江县（今开阳县），以宋氏大姓为蛮州刺史和巴江县令，号称蛮州宋氏，即为水东宋氏前身。

唐末五代时，乌蛮攻占蛮州等地，蛮州宋氏被逐出蛮州。北宋初，真定（即正定）人宋景阳奉命征战都匀、蛮州等处，将乌蛮逐出蛮州，宋廷随后设置大方谷落（土语“蛮州”）总管府，以宋景阳为都总管，宋景阳即为水东宋氏始祖。元代，宋氏后裔宋隆济因不满元朝暴政，于1301年（元太德五年）7月起兵抗元，附近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响应，抗元队伍多次击败元军，控制了新添（贵定）、播州（遵义）、水西（毕节一带）、乌撒（今威宁）、乌蒙（云南昭通）、普安（今盘县）等广大地区。1302年，元军采用各个击破策略将蛇节等其他义军镇压下去，但宋隆济退至蔺州水东（今四川叙永一带）坚持抗元斗争。1304年，宋隆济被其侄宋阿重出卖，被生擒献于元朝，抗元运动最后失败。宋阿重则受任为顺元宣抚同知，设衙署于同知衙（今双流镇白马村同心），同知衙即由此得名。自此，宋阿重取代宋隆济统治水东，不久升宣抚使，率章政事，卒后赠贵国公，谥忠宣。子孙世袭直至明末被革除止。

明初，宋阿重孙宋钦与水西霭翠归附明朝，明朝以二人同为贵州宣慰使，明令二人同迁贵州城，明确安氏冶水西十五则溪，宋氏治水东十二马头。当时由于贵州安、宋、田、杨四大土司势力强大，鼎足而立，明王朝便加快了建立贵州省的步伐。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明朝大军三十万取道贵州平定云南时，即留重兵驻守贵州，于次年设置了最高地方军事机关贵州都指挥使司。1425年，宋氏土司主动将衙署由贵州城迁往城郊的洪边寨，以实际行动地支持明王朝在贵州省加强统治。

1484年，宋昂长子宋然袭任贵州宣慰使职，1621年宋万化袭土司职为明代十八任土司。次年，宋万化随水西安邦彦反叛，先攻下龙里，继又参与围攻省城贵阳。1623年在羊场大塘被擒斩，其子宋嗣殷擅袭土司职又叛，后明军攻破宋氏老巢洪边寨，宋嗣殷将衙署迁杨黄寨（今开阳县城），1630年又被擒斩。明朝于1631年革除宋氏土司职，以其所辖水东十二马头地置开州（今开阳县城），结束了水东宋氏对水东地区长达千余年的统治。

思州田氏土司

思州土司，为思州田氏在乌江流域黔中地区所建的土司政权，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止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统治时间长达831年之久。元朝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镇远州知州田茂安降于四川明玉珍，置思南道都元帅府，田氏分离为思南、思州（岑巩）两部。至此，思南、思州田氏宣慰司为贵州四大土司中的两大土司，思南、思州（今岑巩）分别成为黔东北和黔东的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改土归流的直接发生地，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

思州田氏土司是黔中历史上最著名的土司之一，世袭千年，领地幅员辽阔，史学素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称誉。“思播田杨”，其意思为思州乃田氏土司的天下，播州乃杨氏土司的天下。

田氏政权在乌江流域黔中地区的统治可以追溯到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止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统治时间长达831年之久。开皇二年(582)，乌江下游的彭水（黔中）包括今黔东北一带，处于湖广、四川交界的“两不管“的地方，山峦起伏，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历史上称之为“蛮夷之地”，加之，“夷苗屡叛”，人民生活贫困并难以安宁。为了黔中“蛮夷之地”的治理，隋朝皇帝苦于无计可施。此时，大臣苏威保荐田宗显为黔中刺史。田宗显与子田惟康（田世康）到任一年多，黔中大治，政通人和。隋文帝大悦，于是封田宗显国公节度使。后来，白莲教金头和尚任则天举行农民起义，朝廷再次调遣田宗显前往征伐。战争胜利后，田宗显奉命管理黔中一带，接着，又被加封为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由此，田氏确立了对乌江流域的黔中包括黔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

唐初太宗统治时，二世田惟康世袭为黔州刺史，因为平叛有功，又加封为黔潭二州节度使。三世田阳明平“贼”有功，授都督府大总管一职。四世田克昌能以恩威服夷，接受义军兵马使。经过田氏十多代人的努力，乌江流域的下游的治理已见成效。但今贵州境内的广大地区，虽然均为黔中田氏政权所管辖，然而，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人民生活仍贫困而不能安宁。直到宋代大观元年(1107)，田宗显十四世孙蕃部长田祐恭入朝内附，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田氏政权重心已经开始从黔中的彭水移到黔中的务川，据史料记载：思州之名始于唐代，唐武德年间，有因务川当牂牁要道而设务州的记载，属于羁縻州。贞观中，又以思邛水之名改为思州。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思州辖有务川、思王、思邛三县，设址务川。政和八年（1118）以其地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3县。宣和元年（1119），田祐恭以镇压贵州境内少数民族有功，加封贵州防御使（贵州之名始于此），赠封为少师思国公。宣和四年（1122），废州县，改务川县为城，邛水、安夷2县为堡，属黔州。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复置思州和务川、邛水、安夷3县，为羁縻州，州治务川，仍属黔州。至此，黔东及黔东北才得到有效治理。

之后，无论是羁縻或经治思州，都是田氏为知州，田氏世为思州守。进入元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推行土司制度，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思州田谨贤以地归附，乃置万户府。后改置思州军民宣抚司，隶湖广行省。元至正间，田氏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始分据其地以献农民起义首领的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其慰徙治都坪，而思州分为二矣。元顺帝至二十五年(1365)，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归附，朱元璋仍置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仍为宣慰使；朱元璋改思州宣抚使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下辖务川县、镇远府及十四州、五十二长官司。其地域“以今之地域观之，大致东起湖南永顺、保靖，西迄贵州务川、凤冈、施秉一线，北达四川酉阳，南至黔南荔波、从江，几乎占有贵州的三分之二兼及湘西之一部，地域辽阔，远远超出唐宋时代的思州”。元代是思州田氏地方政权管辖范围最宽、级别最高的大土司，难怪明初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初期还说：“两广覃黄，思播田杨”，即指思州田氏、播州(今遵义)杨氏，势力之大也、强也。思州宣抚使在元代就分为思南宣慰使和思州宣抚司，故民国《贵州通志》卷6前事志曰：思州“自龙泉坪徒宣抚司治清江郡，因此称为思州，而改称故思州为思南”。可见，元至元时期(1264～1294年)思州田氏政权就一分为二了，其中一部分已迁入今思南。明代，思南宣慰司辖有水德江、蛮夷、沿河佑溪、思印江、朗溪、镇远溪洞金容金答、施秉、偏桥、邛水十五洞(团乐、得民、晓爱、陂带、邛水五长官司)、臻剖六洞横陂等处、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平头著可、溶江芝子坪等17个长官司，加上思州宣慰司的地方，就相当于今天的岑巩、玉屏、石阡、凤冈、黎平、锦屏、从江、榕江、德江、沿河、印江、施秉、三穗、镇远、铜仁、江口、万山、松桃等县和重庆酉阳部分地方。这些地方与四川、湖广相邻，地处要冲，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所经，有水陆通往四川、湖广，又是川盐入黔孔道之一，流寓以四川、陕西、湖广、江西为多，经济较为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价值。

至此，思南、思州田氏宣慰司为贵州四大土司中的两大土司，思南、思州（今岑巩）分别成为黔东北和黔东的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改土归流的直接发生地，其辖大片土地也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

田氏土司自战国至汉至周，均是黔中地或思州之地的一大望族。

从《太平御览》的记载知：“涪陵蛮时，有冉氏，何氏、田氏。聚落最盛，大者万户，小者千户.....太和十七年（493），蛮帅田益宗率部曲四千户内附。”面对蛮夷地，土地之宽广，人烟稀少的黔中，能拥有四千户的民众，确实不易，这足以说明田氏系望族，拥有很大一片疆域。

北周保定四年（564），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地内附周，建德三年（574）改奉州为黔州。”

《沿河县志》载：“随文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

又根据民国《沿河县志》引《田氏宗谱》载：“随文帝开皇二年（582），黔中夷苗屡叛，大臣苏威保奏（田）宗显为黔中刺史，同子惟康赴任年余，黔中大治，文帝诰封为国公节度使之职。旋陕西天鹅山白莲教金头和尚为乱，调宗显往征，兵至天鹅山与贼战，贼败奔四川、成都。宗显追至，贼复败走渝城朝天门，潜往小河，追及复战，贼又败。兵至漆地安营，访贼至石马，问往民何地，民以石马即庸州答之，宗显详观地形，山环水抱，下居焉。迨贼授首，奉命镇管黔中思州十八堡，沿治四十八渡。旋加封为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宣慰职，军民两管。”

依据《元史》、《明史》、《贵州通志》、《思州府志》、《思南府志》、《镇远府志》、《沿河县志》、《铜仁市志》、《岑巩县志》、《田氏雁门堂记》等史料记载：

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初七（1365年7月27日），授思州军民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以武功靖乱，加朝烈大夫，管古州八万军民事的田仁厚，派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泉首先纳款，随即将田氏世守的二府、十县、三十四州（长官司）地方图册献纳明朝朱元璋。

思州田氏原为一部，元末分为思州、思南两部，嫡房据思州。由于二十三世三房田茂安（二房田茂忠子夭亡已绝，茂安承袭）将长房辖地（如务川、思王、思邛等）割献夏明玉珍，接着归顺明王朝朱元璋。长房二十四世田仁厚心甚不服，遂造成两家仇杀不息。到二十六世田琛（长房）与二十七世田宗鼎（三房）连续几代人相互残杀不止，朝廷乘机改土归流，派顾成擒二田送京师伏诛。

明武洪二十八年（1395），赠怀远将军；

明永乐八年（1410），田宗鼎袭思南宣慰使；

明永乐八年（1410）田宗鼎与思南宣慰副使黄禧构怨，奏讦累年。朝廷以田氏世守其地，又先归诚，曲为保全。

明永乐九年（1411），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又与思州宣慰使田琛为争夺朱砂矿井发生战争，朝廷知晓后屡禁不止。田琛与湖南辰州知府黄禧（黄与田宗鼎结怨多年，朝廷改黄禧任湖南辰州知府）联合兵攻思南。田宗鼎闻之携家眷出走，田琛杀其田宗鼎之弟，随即挖田宗鼎之祖坟并戳田宗鼎的母尸，尽掠人货财物。朝廷据田宗鼎投诉，累敕田琛、黄禧赴京自辩，都抗拒不去。

明成祖朱棣以田氏飞扬跋扈，屡不接受朝廷的禁令，为“不何令田氏遗孽复踵为乱”，以达到地置郡县、改土归流的目的，便果断地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二田氏争端，予田琛“构煽旁州，屠戮善良，抗拒朝命”的罪名，命镇远侯顾成率官兵五万讨伐，先后擒田琛、黄禧至京师。为救田琛，田琛之妻冉氏与部属合谋，扇动和唆使台罗（峨）诸寨苗普亮作乱。明成祖朱棣大怒，于明永乐十年（1412）将田琛革职，斩首。

没过多久，因田宗鼎在数日前于京师时，因与田琛互揭祖母罪，“宗鼎言，因发祖母杨氏阴事，谓与（黄）禧奸，造祸本。杨氏亦发宗鼎缢杀亲母，渎乱人伦事。”朝廷便以灭伦罪为由，于明永乐十年（1412）三月初五日时将田宗鼎杀掉，并没收家产。相传执宗鼎之日，锦衣旗校数人，以辰时至，当即执以登舟下蜀。次日，有都指挥一员，领兵籍其财物，毁其宫室。

当时，宗鼎禁民居不得瓦屋，不得种稻，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属官俱以喜怒予夺生杀之，日刑数人于香炉滩，今其水底见有血色如花状，俗名香炉滩开花，则必有覆溺者。呜呼！徽文皇之英断，则此邦何由见天日也。

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日（1413年3月3日）废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以思州之地置思州、黎平、新化、石阡四府，以思南之地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设贵州布政使总辖，设流官，贵州行省由此始。倘若思州、思南二田氏和睦相处，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贵州”一省这是很难说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善，社会必将愈来愈进步，土司最终会被迫消亡在历史的烟尘中。

播州杨应龙为什么要造反

播州杨家政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其奇葩的一个政治存在，实际上，如果按照实际执政时间来算，杨家政权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集团。

周朝号称享有800年江山，实际上不但有西周东周之分别，在分封制的背景下，周朝天子并不拥有真正的帝国实权；汉朝有400多年江山，中间也被王莽插进去一个十几年的新朝。宋朝名义上有300多年江山，可是一来有北宋南宋之分，二来，像南宋那种窝窝囊囊的政权，根本称不上是一个帝国，宋朝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三国分裂的格局，宋朝皇帝根本不像其他帝国那样完全的掌有中国。

相比之下，盘踞在山高水险的云贵高原的播州杨家，竟然在播州一地经营了700多年的家族基业！从唐朝到五代到宋朝到元朝直到明朝，真个是铁打的杨家流水的皇帝。每一代政权交替，都没有动摇杨家在播州的统治根基，每一朝皇帝都愿意杨家做他们的播州代理人。

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为什么杨家能够连续725年屹立在播州不倒呢？

铁锤认为奥妙首先在于杨家始终和当权的中央政权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信任，王朝在位的时候，俯首称臣，交粮纳贡。朝廷在播州无需派遣一兵一卒的社会资源，就可以源源不绝从播州取得经济利益，而且杨家人还那么听话，那么会来事。大家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其次是杨家人在朝代更替的时候，从不留恋旧东家，很快投入新王朝的怀抱，新王朝为了笼络地方豪强，自然愿意做顺水人情，封赏不断，迅速确立新一代的君臣关系。

杨家正是靠着这个左右逢源的手段，做了700多年的土皇帝。

中国还有哪一家家族势力有这样的神通？

可是为什么到了杨应龙这一代，杨家人要起兵造反了呢？

铁锤用三句话，先把杨应龙造反的原因归纳一下，再做详细的阐述。

首先，杨应龙在当地胡作非为激化了地方矛盾，而屠杀原配家族引起内讧，成为导火索；

其次，播州杨家，身陷地缘政治的夹缝之中，已经失去了回旋空间；

最后，明朝政府在动乱初期处置不当，最终逼迫杨家一步步走向叛乱之路。

第一部分杨应龙在当地胡作非为激化了地方矛盾，而屠杀原配家族引起内讧，成为导火索；

根据平播之乱核心人物李化龙撰写的《平播全书》，杨应龙在播州血腥嗜杀，强征民女为绣女，阉割平民儿童为奴，欺压当地少数民族，种种恶性不一而足。虽然只是一面之词，可是以世袭700多年的世家来说，这样的事情多少会有一些，无风不起浪。

屠杀原配，是杨应龙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也是整个叛乱时间的最直接的导火索。杨应龙宠爱小妾田氏，最后老杨精虫上脑，猪油蒙心，竟然把原配妻子张氏和自己的丈母娘给杀死。就算杨应龙是播州的土皇帝，可是这两件畜生行为也是过于出格，也是他承担不起的罪名：首先杨应龙妻子是诰命夫人，皇帝册封的，轻易动弹不得；第二，杀岳母，属于大逆不道的罪名。明朝以孝治天下。杀岳母，可谓不孝。

因此，当原配张氏的叔叔张时照和部下何恩，宋世臣向朝廷告状，声称杨应龙谋反的时候，上面马上开始动起了脑筋。因为播州行政归口与四川，军事归口与贵州，两家意见不同。贵州方面建议剿灭，四川方面建议安抚。从不同的态度，大家就知道杨应龙和两地迥异的关系。果不其然，杨应龙在得知上面要追查之后，愿意去四川，不愿去贵州接受调查。

杨应龙被囚于重庆的时候，正好是万历皇帝发动朝鲜战争的时候，国家用人用兵之际，杨应龙主动提出愿意出兵参加援朝战争。于是朝廷同意将功补过，把杨应龙放回播州，可是杨应龙的兵马还没开完动员会，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戴罪立功已经么有了机会。这就很尴尬了。四川巡抚王继光继续追查杨应龙，这回老杨赖在老窝死活不出头。王继光和总兵大人一道趾高气扬进军播州，结果到了娄山关就被杨应龙打的满地找牙。

以上就是叛乱的起因。

其次，播州杨家，身陷地缘政治的夹缝之中，已经失去了回旋空间；

播州杨家在播州经营700多年，在行政管辖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属于四川管辖，杨家和四川当地政府的渊源一直很深。可是到了明朝初期，朝廷对于播州的管辖权一变再变，到了明朝嘉靖年间，贵州地区获得了播州的军事管辖权，四川地区保持播州的行政管辖权，一仆侍奉二主，其中尴尬可想而知，而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利益而起。四川是播州老东家，杨家在四川根深叶茂，打点充足，从他自愿前往四川受审就只见一斑，越是这样，贵州越是不满。所以变乱初起之后，贵州上来就是要置杨家于死地的姿态，而四川方面则态度较为缓和。

最后，明朝政府在动乱初期处置不当，最终逼迫杨家一步步走向叛乱之路。

万历23年，兵部侍郎邢玠担任贵州总督，再次问罪杨家。杨应龙见势不妙，上演一出舍车保帅的苦肉计，把手下黄元等12人推出去做替死鬼，同时认罪认罚，自愿缴纳白银四万两作为采木金。可是上面依旧不愿意轻饶，他们拿掉杨应龙的官帽子，让他的长子代行播州土司之职；这还不算，还要把杨家二少爷抓到重庆做人质。等到杨应龙全盘答应了地方政府的要求之后，杨家二少爷好死不死，死在了重庆。真实的死因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彻底激怒了土皇帝杨应龙：杨应龙要求重庆方面把儿子的尸体送回来，竟然遭到了拒绝。说实话，这件事做的就有点不讲人伦了。随后杨应龙再也不替缴纳四万两白银当赎金的事情，而且放出话来，我儿子活过来，银子就送过去。（吾子活，则银子至矣）随后杨应龙开始在播州地界排兵布阵，做好了战争的准备，而且率领手下兵马四处袭击附近的四川和贵州区域，正式走向了决裂。

在战争初期，播州方面占据了优势，万历27年，贵州巡抚江东之率领3000兵马围剿杨应龙，结果全军覆没。这个时候万历皇帝已经完成了朝鲜战争，可以腾出手来收拾杨应龙。万历派遣名将李化龙率领八路兵马，总计20万大兵，围剿叛贼杨应龙。在朝廷的强大军事进攻下，播州逐渐丧失优势，最后杨应龙自杀身亡，万历28年，杨应龙妻子儿女六十多人被带回京城，碎磔于市。

平播之乱，以万历朝廷的全面胜利告终。

总结：

平播之乱，位列万历三大征之一，也是三大征中耗费精力，耗费兵力，耗费财力最多的战争。表面上万历皇帝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实际上对于国库空虚，早已走向衰败的明朝政府来说，是在风雨飘摇的帝国大厦上面，又给予了沉重一击。有人说明朝并非亡国于崇祯，而是亡国于万历，这三大征，就是最重要的一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