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给大家聊聊关于包头公墓墓碑采购价格，以及包头张龙圪旦一号墓的族属及部分南匈奴墓葬辨析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哦。

1、文/胡一舸南游

2、编辑/胡一舸南游

3、张龙圪旦陵址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南部郊区麻池乡麻池村西侧，距离马池汉城大约1公里的西北方向，包头市文物局于1995年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4、这是一座砖石陵墓，由长坡式的墓道，甬道，前室和左右耳室组成，后室和甬道之间还有一个小室，以甬道为中心向左右的排列方式。从正殿到走廊，还有正殿的四壁，都有一些残存的画像。

5、墓葬共发现40多件汉代器物，以陶器居多。陶器与同期中原墓葬出土的陶器大同小异，有陶盒、陶罐、豆子、炉子、阁楼、桌子、酒杯、盘子，还有一些动物和人物。

6、对于此墓的宗族归属问题，专家首先指出：

7、“如此具有代表性且明晰的祭祀风俗，是包头汉晚期多个民族混居、交流、融合的历史事实。另有一些学者则持异议，他们认为，张龙圪旦一号墓无论从其墓室形态、空间布局、随葬品类型、石房子的含义等方面，都具有典型汉代墓地的特点。此墓在建造时就十分注重墓地内部祭祀空间，反映了汉代晚期中国丧葬文化，其文化性质应当是汉代墓地。”

8、由于汉化的深入人心，西汉匈奴人墓葬中的形制、随葬品、壁画、石碑、享堂等都与匈奴人全面融合，使得他们的葬俗特征近乎消失匿迹。例如，位于青海大通孙家寨乙区的一座东汉晚期砖房，若非发现了一件识别墓主图章，该墓体内部并无任何体现其族群特征的汉朝传统文化元素。

9、此外，该陵园其它墓中还发现了明显的游牧文化痕迹，例如M3出土的一件银水瓶和石饰，M8出土的一件戒指，并发现了一件陪葬物——马牛羊犬的骸骨；墓葬中所发现的青铜带扣、环、玉石、玻璃、琥珀、骨筒、簪子等装饰品以及刀、镞等小型器具，马衔、马镳、铃铛等马具，都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此外，墓葬的形制、葬具和陶明的配饰以及大部分的陪葬物都与后汉时期的汉人墓葬完全一致。

10、根据墓葬中所发现的一些具有典型汉朝特点器物，以及在墓葬中发现的陪祭风俗等，可对墓葬中的宗族地位进行判定。随后，通过对3具墓葬进行的颅骨分析，发现墓葬的主体是北亚民族，但也存在着东亚民族，这表明墓葬的主体基因来源于北亚蒙古民族匈奴，只是在长达100多年的混居生活中，已经从风俗习惯到民族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汉化。

11、因此，从形貌上看，墓葬中还混杂着一些汉族和本地羌族的血液，也就合乎情理之中。

12、此外，在陕西神木发现的一座汉代晚期古墓，其汉化程度也很高，出土的古墓与内陆地区的古墓几乎一模一样。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块，只在一些古墓中发现了一些具有波纹的陶罐、骨勺、骨筷等。

13、从这些古墓的地理位置和年代来看，这些古墓应该是汉代匈奴人的聚集地。从骨骼特征来看，该民族与北亚民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而东亚民族的混合则是在该民族分裂之后，由南匈奴人迁居到中国，并与其他民族混合在一起时产生的。

14、在汉朝的政权统治下，南匈奴得到了汉族特殊照顾，在经济上得到了汉族的帮助和奖赏，在政治上被纳入了汉族统治范围。和平稳定的环境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利条件，而与汉族居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又会自然而然地被汉族文化所感染。

15、从那以后，南匈奴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快就与汉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华夏文化。尤其是在匈奴人阶层中，与汉族的交流与融合更加深入，他们对于汉族的崇敬之情更加浓厚，汉化进程也更加深入。

16、由于长期往汉朝境内送质子，他们因此受到了儒学熏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亲汉”心理。在漫长的交流和共同生活中，匈奴和汉族结下了深厚友谊。而汉武帝“恩威兼施”的治国方针，更让北方匈奴人民对汉武帝感激之余，更心生畏惧之情。

17、就像章帝章和二年，单于在窦太后面前说的那样：“我在汉地长大，张口吃饭，每年都有赏赐，我虽然心甘情愿，却是无以为报。”

18、在单于安国初期，左谷蠡王师子勇黠多识，曾率军出征，协助汉人将领攻打北庭，因此得到了皇帝嘉奖优厚对待，这也是他与单于安国结怨的原因，每当单于召开会议，他都会以生病为由拒绝出席。皇甫棱知道后，仍支持他，没有把他调走，单于更气得七窍生烟。而南边的匈奴人，则是“国中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足见那时的北方匈奴人，都是倾向于汉朝的。

19、延光三年夏天，北方有一支“阿族首领被贬”后叛乱，威胁尤徽欲与之同归于尽。呼尤徽日：“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

20、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南胡人对华族的崇敬和忠诚。特别是那些被汉政府授予了官职和称号的匈奴人。他们的民族传统元素正在逐渐减少，这一点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

21、墓葬的特点就是由内而外，从墓葬的形制结构到陪葬物都已经彻底地汉化。由于失去了统治的独立，失去了国家的尊严，只能依靠别人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及其他异族的恐惧，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习俗更加的漠视和轻视。

22、历史上十万多名加入了鲜卑军的匈奴人自称“鲜卑兵”，而且，他们的性格也很现实，追求的是直接利益。“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追随强者才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他们崇尚勇猛，崇尚弱肉强食，贵壮贱老。完全没有汉人节操、孝道等道德观念，用一句话说，就是“有奶便是娘”，这就像当时的北方，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向汉人效忠，向汉人学习，模仿汉人，自称“鲜卑兵”，很快被鲜卑化。

23、可以想象，这些加入了大汉的北方人，将会失去他们先祖所拥有的“胡者，天之骄子”的骄傲。但是，在墓地的形式和安葬的仪式上，他们却表现出了对汉族习俗的严格要求，有时甚至比汉族还要更接近汉族，这就是异族降者特有的心态。

24、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汉晚期，南朝的匈奴王陵在形制上难以与汉代的王陵相区分的主要原因。然而，在表层文化后面，不明显的细节之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内核，蕴涵着民族记忆和民族情感、民族意识和审美取向的一些传统风俗。尽管已经变成了残缺不全，但还是在每个匈奴人的身上被细心保存了下来，比如反映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的殉牲、肩饰波浪纹的陶罐、多种多样的匈奴风格的装饰等。

25、总的来说，与其他物质文明相比，宗教信念和习俗通常有着更加长久的稳固，它们已经深入到了人民的血脉之中，并且已经扎根于人民的骨子里，与表面的物化的特性相比，它们很难被改变。因此，宗教和民俗的差别才是真正体现地区和种族之间区别的地方，而这里的祭祀仪式和服装，明显与中原地区有着很大区别。

26、尽管这里的祭祀仪式被大量的汉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里看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所以，即便是在匈奴被汉文化所吞没，即便是在这种与汉人混居的情况下，即便是他们的陵寝很有可能是由汉人建造的。他们也会在陵寝中一些看不见的地方，小心翼翼地、虔诚地保存着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印记。而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27、考察张龙圪旦一号墓中所体现出来的族群特色，我们发现其与普通汉族坟墓相比，至少存在着如下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其具有独特的族群文化特色。

28、在墓葬中，用牛、马、羊的头颅作为祭品。在前厅四个角落里放置两个山羊头骨，在后厅中间放置一个牛头骨，一个马头骨，在填充的泥土里也可以看到更多散落的兽骨；以马牛羊头蹄为祭品，既是对“万物有灵”的汉人萨满教对动物的崇拜，又是汉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丧葬习俗，也是汉人一种象征的文化象征，它反映了汉人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29、包头作为匈奴南部王庭和主要活动区域，其陪葬类型及所用的动物头像与传统的匈奴墓地如出一辙，正符合该宗教在丧事及丧事后仪式上一再被推崇的宗教主题。

30、在发掘的人类骨骼下面，发现了一些皮质样的碎片。据《匈奴传》所载，匈奴人“从天子至下，皆有食禽兽，而服其皮”的风俗。墓葬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对当时汉人的现实反映，而且都与他们的牧业、农耕、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31、壁画中描绘的双马对峙奔跑的形象，以及两匹头对头、身子扭转的形象，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表达方法上，都属于匈奴人常用的表达方法；石屋顶部竖起的脊梁上雕刻着两条相互对峙的兽类图案，与汉朝陵寝中经常见到的兽类图案图案也有类似之处。

32、墓周围收集到一些肩带波涛形花纹的砂质陶器碎片，这些碎片具有与其它文明不同的特点，是属于匈奴人的独特标志；类似的形制及纹饰广泛存在于蒙古及外贝加尔汉人墓葬中，如宁夏同心沙墩及李家套子等都有类似发现。

33、蒙古及外贝加尔一带，最常见的埋葬方式是首朝北方。匈奴人“长左而北向”，这种“以东为上，以北为尊”的思想，体现在他们的墓地上，就是他们的墓地大部分都是南北向的，头部朝北或者稍微偏西北、东北。

34、汉族的墓葬分为东西两个方向，而前者一般都是头部朝南，在包头及其附近的几百个汉代墓葬中，头部朝向北方的非常少见。然而，张龙圪旦之墓却是朝向北方，这一点却是极为独特的。

35、从汉代开始，这片区域就被汉朝收编，后来汉朝统一，在“离五原郡西边八十里”，在云中郡、西河、稷县等地建立了一座府邸。因此，这片区域是汉朝的中心地带，这些披肩兵马俑出现在这里，也不是什么巧合。而根据资料，汉人在发式上则以“披发椎髻”为主。

36、“张龙圪旦”M1型的出土并不是包头的孤例，鄂尔多斯和包头是匈奴人和南方匈奴交流的中心，汉代的许多墓地中都存在着一些匈奴的痕迹。比如陪葬的是牛马羊的头颅，出土的是胡人俑，还有经常伴随着“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尽服”等铭文的瓦当，还有汉代的“匈奴栗借温宇之玺”等。

37、这一带原为匈奴旧土，但在西汉中叶，匈奴退兵后，便成为了他们的附庸之地。汉武帝时，曾设立天水、安定、上郡、西河、五原等地方来管辖投降的匈奴人。南匈奴回归后，先是在五原以西八十公里的地方定居下来，然后是西河和美姬，然后是北边、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和代郡，于是北边就有了西边。到公元90年前后，已达23万人有余。他们和汉族混居在一起，并逐渐进入了农耕社会，汉化的进程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38、在同一时代，汉代墓葬中常见的壁画、画像砖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汉代墓葬中的一些特征，例如鄂托克旗凤凰山M1号墓葬中，戴宽沿圆顶帽的壁画人物形象，还有一幅披着披发的男性雕塑，这些都是汉代墓葬中出现的汉代墓葬。

39、召湾汉墓M91的墓葬内，除了有零星的兽骨和一些与匈奴式的陶器外，还发现了一些与匈奴式的遗存，但从墓葬内的墓志来看，这是一座汉代墓葬。而其中零星发现的匈奴化因子，既有可能是习染胡俗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习染胡俗者在绘画和埋葬时的意外，但前提是必须要有类似于张龙圪旦一号墓那样的具有更集中、更丰富和典型的匈奴化的墓葬可供借鉴。到目前为止，在这一区域所发现的大部分带有匈奴性的坟墓都没有张龙圪旦一号墓那么密集。

40、就像张龙圪旦一样，这些特征都是匈奴人特有的，但不能排除偶然的可能，因为这些特征都是由墓主的独特种族所决定的。所以这些特征都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来表达的，因此，这些特征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处墓地中聚集起来。

41、如果说，居住在匈奴聚居地的汉人，因为受到了浓郁的胡文化的影响，从而养成了胡俗的习惯。那么，他们也不能排除吃畜肉、喝干酪、穿皮革的可能性，并且在他们死亡之后，也有可能会模仿匈奴人，以动物为祭品，或者会陪葬一两件带有匈奴风格的饰件，留下一些带有匈奴特征的蛛丝马迹。

42、在同一时间内，匈奴还保留着自己的这种传统，从而给了汉人一个可以效仿的文化环境和目标。若张龙圪旦M1号墓的主人是汉族，那么包头及周边区域应该还有更多的张龙圪旦M2号墓。但目前为止，除东胜补洞沟、准格尔旗大饭店和陕西神木大宝山等遗址外，张龙圪旦是包头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具张龙圪旦特色的M3号墓。考虑到这一区域已知的汉代古墓的位置和数目，以及当时的人数，很难解释为什么这里没有汉代古墓，或者汉代古墓还没有被发现。

43、如果张龙圪旦M1的墓主真是汉人，那么，在匈奴人被彻底汉化的今天，大部分的传统都在墓里被抹去时，这座坟墓里的汉族官员，却违背了历史潮流。将这些古老的传统当成了自己的信仰，在一场隆重的丧葬仪式上，用的都是一些古老的传统，还有一些古老的文化，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44、到了东汉，匈奴人的文明开始消亡，南方匈奴人开始脱离统治，成为了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就连单于王庭，也在不断变动。从五原王、云中王、西河王，一直到建安年间，才慢慢的分裂开来，南方的单于，则被曹操囚禁在了邺城。

45、在汉朝的统治之下，南匈奴依靠着汉朝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存活下来，汉朝不但设立了郡县，设立了行政和军事官，还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其中包括了西河郡的巡抚、中郎将、统帅等，负责监管和监察南匈奴的内政，南匈奴单于的权力很小，就连南匈奴单于的权力，也完全被汉人所掌控。比如，单于安国被汉军追上，被部属杀死；舍特罗单于和他的弟弟左贤王，在镇压吾斯、车纽等叛变中，被五原郡郡主陈龟逼得自尽。伊陵尸逐单于也因为不能管理国家而受到中郎将军张奂的逮捕；单于胡正登基一年后，与中郎将军张惰反目成仇，张惰处死了胡正，并册封了右贤王羌渠为单于。

46、在这样的背景下，匈奴人的文化传统失去了生存空间，他们必须快速地被汉化，并与汉族的文化相结合，这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结合，更是一种更深刻的心理上的变化，比如他们的宗教。其中，萨满教作为其最具有民族性的一种宗教，在其历史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举行的“龙城集会”上，除了祭拜神灵外，还祭拜了汉代帝王。

47、不得不说，文化之间的碰撞，都是双向的，但是，在这种碰撞的背后，还是要看个人的力量。匈奴族在其鼎盛时期，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鲜卑、乌桓、西域等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对中原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山东洛庄汉墓，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广州南越王墓，都有匈奴族的动物图案。

48、但是，随着汉朝逐渐没落，尤其是随着汉朝北方的分崩离析，汉朝的主流文化也逐渐没落。在这个时候，在它的东部，曾经是匈奴的一个属庸的鲜卑人已经开始崛起，并占据了匈奴的故地。

49、随着鲜卑人文化的影响力和扩展，这些都逐渐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个时候，匈奴的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被动的、在文化交流中处于一种弱势和受制于人的状态。例如，在补洞沟出土的汉人墓葬中发现的青铜铜器，其所具有的鲜卑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50、根据资料上的描述，曾有十几万人投靠了鲜卑人，并且自称为鲜卑人的士兵，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种族和文明。匈奴和鲜卑在历史上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交流，但是在早期，他们对鲜卑的影响是最大的，而在后汉时代，直到他们彻底的融入了鲜卑。

51、与此类似，汉、匈两国的文化交往也是伴随着权力沉浮。而匈奴的北边，则是因为实力较弱，所以极力讨好汉人，他们在刘邦的时候，改了名字，学习了汉人的经文。在此背景下，大部分的匈奴陵寝都是以汉的形式和葬俗为主，很难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部分遗存，因此，其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影响也是相当有限的。

52、在那个时候，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汉人文明，正在逐步地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行同化，为什么会这样做，而且还会将弱势的、即将消亡的匈奴的文化元素给吸收进去？

53、若以张龙圪丹M1号为代表的匈奴民族特色的坟墓并非“南匈奴人”，则我国同时代出土的“南匈奴人”坟墓中很难找到更具代表性的“南匈奴人”坟墓。目前发现的青海大通孙家寨乙号墓与陕西神木大宝当的汉人古墓均无明显的汉人特征，只发现了一枚印章，而后者仅发现了少量的骨制器物和少量陶瓷器物。

54、与此相比，张龙圪丹M1号墓葬中所蕴涵的关于墓主族群的相关资料，在同期可供考证的南朝汉王墓葬中，则更为充实而清晰。

55、在匈奴人的活动区域和时期，也有更多的匈奴的特色，如果没有匈奴的墓葬，那么可以说，到东汉晚期，匈奴这个民族就已彻底消失，被汉人同化。但这种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在东汉末期，南匈奴单于羌渠，于扶罗，呼厨泉等人仍然领导着各自的部落，以匈奴贵族为主。

56、至南北朝，其部落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领地，并有了自己的部落统治者，部落的凝聚力仍然很强，并与当时的“五胡”争霸中原，并相继成立了汉一前赵，北凉，大夏等国家。

57、根据资料，北方匈奴投靠汉朝的人数有四五万之多，其中单于‘屯屠和’统治下，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并于永平二年达到了“有34000人，有237300人，有50170人”的程度。曹魏时，分匈奴为左、右、南、北、中五个部落，其中，左部落将军刘豹统有一万多人，居太原古兹氏，右部落居祁县六千多人；北方有4000多户人家居住在新乡市；蒲子县有3000多家，中间有6000多家，大陵县有6000多家。

58、以上加起来，共有三万多家，其中最少也有几万人。所以，那些北方汉人的坟墓又在什么地方？而与之相比，五原与其他地方的汉族，在东汉之时数量已经锐减了许多。

59、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在西汉末年，五原县的人口总数为231328人；云中郡，人口173270余人。定襄郡子民163144人。自王莽登基至两汉初期，由于匈奴肆虐，加上卢芳的分封，使得许多饱受战争摧残的边疆地区民众纷纷迁居。

60、根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等资料，五原郡由西汉时期的2300多名，骤然减少到22,957名；重新建立的“云中”郡，则减少到26420名；定襄郡，则减少到1571名。尽管汉族人数大幅下降，但目前所见的东汉晚期坟墓仍与西汉坟墓不相上下，而这些坟墓中一定有汉化南匈奴坟墓，而且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61、只是由于他们汉化的速度很快，汉化程度很高，所以我们很难从他们的陵寝形式和陪葬物等主要的文化要素中分辨出他们。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巴盟，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乌盟等地出土的251个汉墓中，只有少数几个还保留着匈奴人的遗存，这是《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的一部分。

62、此项发掘成果，显示出当时匈奴人整个国家的自豪感与传统文化迅速消失的惊人程度，也再次印证了中原地区的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统一性。

63、传统的以墓型式来判定其文化特征的传统做法，并不适合于作为一个特定族群的南匈奴人；在全面汉化的大环境下，连墓型式都有很大的可能性是由汉族的匠人所建造，反映其种族特征的要素已经被淡化并掩埋在最细微、最隐秘的细节中。

64、即便是在匈奴的聚居地，我们也只能从本地的汉墓中发现的一些与普通的汉墓不同的出土物中寻找到匈奴人的踪迹。比如，披发胡人俑、鹿羊虎等动物形金箔、桦树皮器、骨筷、骨勺、骨呜嘀、带有华丽的枝状角的鹿形器物等。

65、在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匈奴人的传统已被彻底削弱。但到了汉代，这种融入到匈奴血脉中的元素并没有消失。比如包头城郊的张龙圪坟，东胜市的补洞沟墓地，准格尔旗大饭铺墓地，神木大宝当墓地，这些都是这种融合在一起的民族血脉元素。

66、学者根据张龙圪丹M1墓和召湾第9号墓、观音庙M1墓的相似之处，推断出该墓的墓主可能是汉族。那是一块写着“孝顺”二字的石碑。但是，汉化后的匈奴改姓，取汉名，习惯汉语，融入汉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汉武帝给了休图一个姓，叫日碑，翁叔，他的儿子是金赏，他的孙子是金建，他的孙子是金当金。日之弟金伦，有金安上之子，而安上之子则是四个名字：昌，敞，岑，铭，皆为名垂青史之人。

67、许多人都被封为王侯，拜为宰相，担任了汉朝要员。比如金日殚，他曾经被授予“马监”、“御用”、“光禄大夫”的称号，在武帝临终前被授予“柁侯”的称号，在他去世后被授予“敬侯”的称号；金安上被追赠了“建章卫尉”、“侍中”、“关内侯”、“都成侯”等头衔，并追赠了“敬侯”的爵位。

68、金敞三子，分别是涉、参、饶，其中金涉任“长信将军”、“骑都尉”、“侍中”、“御驾将军”；金参任“安定、东海”的“关内都尉”；金涉两子名汤、融，皆侍中、诸曹、将、大夫。而关志则是从他的哥哥钦举明经，成为了“皇亲国戚”。太中御史，泰山，弘农，京兆尹，以金氏友之名，其世忠孝。迁为光禄大夫兼宫中侍郎，秩中二干卿，加为都城侯。秦氏从其父亲的哥哥被提拔为“尚书令”。

69、在武帝时代，赵信就是一个“胡小王”，归顺了汉，被封为“张侯”，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落败之后，他向匈奴臣服，帮助匈奴建立了“益北绝幕”，并且建造了一座名为“赵信城”的城市，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70、元朔二年，武将单于去世，他的弟弟依稚斜篡权，“于单亡的皇储投奔了汉朝，被汉朝册封为靖安候”。这一类型的官名在北方匈奴民族中较为常见，目前已知的南方单于取汉名字的有：“长”、“宣”、“安国”、“师子”、“檀”、“拔”等等。

71、随后，三国二晋时代，中原之地的匈奴也开始假借汉室之名，以获得民众的拥护，比如刘渊与他的叔祖刘宣，他的父刘豹与他的后裔刘聪，他的刘和，他的刘粲，他的后裔刘曜，他的刘暇，他的后代刘集；据史书上所说，刘勃是汉朝开国皇帝屈孑的后人，是汉朝右贤王去卑的后人，他的父亲是刘卫辰，他的祖上是刘豹子，他的曾祖刘武，他的父亲是刘元海。

72、现在一般学者认为常见的匈奴改汉姓者有：先、聂、靳、安、盂、毕、隗、郁、次、郎、赵、郭、李、张、陈、范、赵、乘、王、郝、高、都、马、冯、秦、曹、伊、董、成、武、韩、黄、彭、刘、陆、路、姚、伏、封、兰、金、公孙、义渠、乌氏、挛辊、呼延、须卜、乌洛兰、丘林、隆、唯徐、仆固、滹毒、浑、稠、沮渠、当于、栗藉、奥鞋、尸逐、尸寇鞔、尸末媵、吟乐、贺兰宇文、綦母、赫连、驹连、费连、破六韩、万俟、拔列兰、黜门、独孤、贺遂、盖楼、娄邱、仇等等。

73、由此可以看出，单纯根据汉族的名字和官名来判定该时期的西北汉墓的墓主的种族地位也是不可信的。从墓葬中出土的石碑来看，西汉末年，匈奴人已经在汉地生存了一百多年，经过几个世代的繁衍，和汉人相处融洽，所以他们学着汉人的样子，用石碑来埋葬他们，也是合乎常情的。

74、北周、隋、唐时期的粟特人，他们都采用了汉族的名字，并且在墓地中都采用了墓志。有些只是第一代来华的外国人，在葬俗上还保留了更多的自己的元素，但他们都采用了汉族的名字和墓志。因此，从姓氏和官职来判断他们的出身，并不可靠。

75、包头、鄂尔多斯和陕北是汉代北方匈奴人的聚居区，汉代的北方地区保存着大量的匈奴人遗址。除了以马、牛、羊等动物头蹄献祭的风俗，少量发现的匈奴人遗骸，并以“长左北向”的方式埋葬，显示出其明显的匈奴人文化特色之外，其墓地的形式与构造都具有明显的汉人特色。当然，由于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加入汉王朝的时间也不同，所以他们的汉化程度并不相同。

76、除了少数经相关资料证实为西汉至汉代的匈奴人和他们的后代所建的陵寝之外，大部分暂时被认为是南匈奴人，尤其是在东汉晚期。

77、根据资料，甘肃河西地区的匈奴头领浑邪王休屠王，在大秦皇帝“元猎二年”降汉，被册封为“漯阴侯”。汉武大帝曾在沿边五郡设立五属国，收容投降的匈奴人，镇守边疆，天水，安定，西河，五原，张掖。

78、根据《水经注》中的记载，“三水县故城，本属国都尉治。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以高平为安定郡（《地理志》）。从地域上看，三水县位于同心县，因此，宁夏同心县的李家套坟墓，很可能是西汉沿边五郡的一批匈奴人和他们的后代埋葬的地方。

79、李家套子地区的匈奴人具有很强的汉化性，表明该地区的匈奴人在东汉前期已经定居于汉地很久，而与西元48年前分裂并归属于南方的匈奴人并不相关。

80、已知属于南匈奴的坟墓有：东胜市补洞沟，准格尔旗大饭庄，青海大通孙家寨，大通孙家寨，神木大宝当，山西朔县部分汉墓，西安城北郊区岗寨村，除了补洞沟，大饭庄墓有更多的北方汉墓，其他坟墓在形制、葬法及出土文物等方面，均与汉墓基本一致，多为砖砌墓室，有斜坡墓道，墓向不定，多有盖土；通常情况下，这是一种多人合葬、仰身直肢的方式，它的随葬品具有明显的汉化特点，其中包括了汉式陶罐、壶、熏炉、灶、房屋等明器以及铜钱、漆器、装饰品实用器等。

81、当南匈奴人加入汉朝之后，他们的国家的整体性就开始慢慢地崩溃，他们的文化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慢慢地被强势的汉文化给分解了，他们的传统特色也就越来越少，乃至完全地消失了。

82、在黄河中上游，北方匈奴人较多的地方，如内蒙古，陕西，山西，青海，一定存在着我们所不能识别或者没有识别出来的北方匈奴人和南方匈奴人的墓葬。

83、内蒙古南方的一座汉墓，出土的带有匈奴人特色的陶罐和陶俑以及马、牛、羊头蹄等陪葬仪式的考古发现，暗示着这些陪葬仪式从汉代开始延续到东汉末期，并被认为是一个已经被汉化的匈奴人的坟墓。

84、但由于汉族的特点占统治地位，它的种族特点已不可辨识。例如包头赵湾汉墓，自一九五四年起，先后进行了数次挖掘，共计97个坟墓，并在周围发现了“单于天降”、“单于和亲”、“四夷臣服”、“千年万年”等铭文；从西汉末到东汉末，陆续出土了动物骸骨、方格铜扣、马虎等图案的石雕，以及大量的陶罐，其中不乏与补洞沟、神木大保当、张龙圪旦等类似的器物。

85、在包头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完整的犬、羊和骆驼的骸骨和匈奴族常用的铁颈饰；该墓葬中的陶俑，两鬓披散着长发，这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发型，与历史上记载的匈奴人的发髻一致。

86、内蒙古中南方地区出土的披发胡人俑数量也比较多，它们的年代都在西汉末到东汉初之间。他们的服饰、发型都与汉族迥异，既有明显的北方少数民族特色，也有体现了汉朝时期居住在此的匈奴人和他们的后代。

87、此外，该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的兽类金银装饰，以及马具、骨器和桦皮器等具有一定的北方草原特色的文物。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区存在着较多的外域文化，有些还存在着多个文化共存的现象。

88、从其中发现的一些零星的匈奴遗迹来看，在西汉前期和中期，有很大的可能是与幕南时期的匈奴有关。而在西汉后期，有很大的可能是与匈奴投降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有关，而在西汉后期，有“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尽服”等记载着汉韩邪单于归附的碑文，也有很大的证据表明。

89、在东汉后期，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与南匈奴相关的，因为在这里发现了汉代的官印，比如“汉匈奴栗借文羽”。当然，在这当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一些原因，那就是那些染了胡俗的北方汉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受到胡人熏陶。

90、他们的畜牧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还会与匈奴人相互通婚，逐渐融合在一起，因此在生活习惯、饮食特征以及丧葬风俗等方面，都会产生相互影响，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91、由于出土的匈奴文化成分比较分散，目前还无法判断其是否属于匈奴后裔、北方匈奴、南方匈奴，还是习染胡俗的汉族。

92、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汉朝的坟墓就会更多，也更具有汉朝的特色。在匈奴人的底层民众，可能比上层民众之中，还保存着更多的匈奴人的传统文化元素。从这一点来看，张龙圪旦墓是汉代晚期的高等级南匈奴人陵寝，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93、【1】魏坚主编《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

94、【2】陈晓露《张龙圪旦M1的文化属性》

95、【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的匈奴墓》

96、【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

97、【5】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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