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陵为何会在绍兴

大禹治水如今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都被当成了常识来看待的事情。那么，大禹治水的真实情况是如何的呢？

传世大禹画像

在传世文献之中，大禹治水的故事主要见于《尚书》、《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尚书》、《史记》当然都是具有着极高史料价值的文献。但是，我们要知道，《尚书》和《史记》都是形成于战国秦汉年间的文献，而这已经距离人们所认为的大禹治水发生的时间过去了将近两千年。以两千年后的文献来说明两千年的事情，不觉着有些危险吗？

近代以来当疑古思潮兴起之后，大禹治水就曾经遭到过质疑。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层累地造就中国古史说，认为早期夏代以前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建构出来的历史，而非历史的真实。他的观点曾经被总结为“大禹是条虫”。因为顾颉刚先生曾经说过，大禹应该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他应该是一个部族的图腾。当然，顾颉刚先生疑古过甚已经被很多学者指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传说当史实来看待，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疑古思潮带给我们最大财富。

疑古思潮的主要代表性人物顾颉刚先生

具体到大禹治水来说，我以为，大禹治水的传说有一个被逐渐放大的过程。大禹是夏人的首领，夏人主要活动在豫西一带地区。在龙山文化后期，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大洪水的历史记忆。地质学家告诉我们，那是第四纪冰川融化的结果。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地区都发生了洪水。在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也是如此。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大禹首先治理了黄河。这是断然不可能的，因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人们并不具备治理黄河的能力。从考古材料来看，在龙山文化后期，豫东一带地区的考古文化明显呈现出衰落的迹象。而这种衰落也与大洪水有关。在豫东的平原地区人们面对着大洪水是无能为力的，于是，洪水一次次地毁灭家园，从而导致了豫东地区文明的衰退。相反，在豫西山地，一则说当洪水到来的时候，人们可以躲避。二则说，豫西山地河流并不是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当比较小的河流泛滥的时候，人们是有希望战胜他的。于是，豫西一带的人们在面对着洪水的时候，不是躲避，不是退让，而是组织起来与它进行斗争。在与洪水的斗争之中，人们建立起了比较严密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领袖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平时。而大禹就是这样的一个以治水而闻名的领袖，在大禹的带领下，夏人们团结起来与洪水作斗争，最终战胜了洪水。

郑州黄河岸边的大禹治水塑像

在这个过程中，夏人的组织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夏人的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最终战胜洪水之后，夏人组织起了早期的国家机器。而且，由于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所形成的巨大威望，大禹的后代就成了夏人当然的领袖。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就此诞生。因而，在夏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大禹治水就成了最伟大的史诗！当时还没有文字，人们的历史记忆主要靠口耳相传。在夏王朝建立的四百年间，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不断的口耳相传之中，被赋予了很多神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古人有非常浓重的鬼神观念。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早期历史记忆之中，都是人神不分的。

夏王朝主要活动区域

后来，夏王朝被商王朝所取代。商王朝消灭了夏王朝之后，并不是以敌对的占领者而出现的。虽然我们今天大体可以知道，夏商两个王朝有着不同的族源。但，新来的商王朝以夏王朝的继承者而自居，他们宣布自己也和夏人一样，他们和夏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契和大禹都是黄帝的子孙，大禹也被商人当成了一个伟大的神话般的历史领袖。在商王朝建立后，大禹治水的故事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也被商人接受下来，并且被商人广泛传播。商人活动的区域比夏人活动的区域大得多，于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在更大的范围传播开来。大禹本来治水的时候只是治理了豫西一带的山水，到了商王朝的时候，大禹治水的传说已经被放大为治理了整个商王朝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的山川。

“遂公盨”的铭文有大禹治水最早的记录

周王朝建立后，周人起源于西方，但是周人也不是以殷商的对立面而出现，他们也宣布自己是商王朝的继承者，自己的祖先弃和商王朝的祖先契，有着共同的父亲帝喾。就这样，周人也接受了大禹治水的传说，也把大禹治水当成了自己民族先民伟大的创举。周人活动的范围比商人更大，于是大禹治水就被放大到所有周人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前些年曾经出土了一尊青铜器“遂公盨”，其中的铭文就记载了大禹治水的传说。而“遂公盨”被认为是西周中期的器物。这就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大禹治水的传说已经被周人所广泛接受。

今天的大禹陵建筑群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越人开始北上，他们在于中原民众的交往过程中，他们也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最终与中原民众融合为一体。于是，本来和中原民众并非同一族源的越人也宣布自己是炎黄子孙。就这样，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被传到了南方。而在传说传到当地后，大禹治水也被认为不仅治理了中原地区的河流山川，包括越人生活区域内的山川也被大禹治理过了。而且，他们也把大禹作为了自己的领袖。在中原地区，本来没有大禹陵，这显然是由于时间的久远，人们早就忘记了大禹葬在哪里了。但是，这会儿，越人大禹就葬在自己这里。他们把自己的祖先陵墓当成了大禹陵。而且为了解释为何大禹陵会出现在越人生活的会稽，他们还说大禹在治理完山川之后，作为天子巡视四方，走到会稽的时候去世，就葬在那里了。

中原地区的百姓，对大禹巡视南方去世的传授也接受了。因为他们早就忘记了大禹陵在哪里。当别人说大禹陵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很自然就接受了。而作为越人，也不是有意伪造。他们相信大禹就是自己远古的领袖，大禹陵在这里也是应当的。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国家很多古代帝王陵墓都是传说中，比如黄帝陵、炎帝陵、伏羲陵等等，都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但是，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之后，这些陵墓本身是不真的，已经不重要，他们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禹治水已经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财富。

良诸古文化的历史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发现和命名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著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

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社会经济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见)。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文，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发现3座的。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见)。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处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来的。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泽文化的石锛，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阶形有段石锛的前一阶段。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

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与和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的影响。马桥、雀幕桥等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山东有关。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著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则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差不多)。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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