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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则以宁夏、甘肃、青海、陕西、新疆、云南、山东等省区为多，东南沿海各省也有一定数量，且具有其特殊性。泉州（包括市治鲤城区和晋江、惠安、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六县）现有回族7万多人，占我国东南地区回族人口的五分之一。本文爰就对泉州地区回族的成因、特点与分播作一探索。

泉州自唐代中叶已成为我国的对外贸易港城，唐大历间（766—779年）诗人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人贡频。”会昌间（841-846年）诗人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诗曰：“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这都证明唐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外国人到了泉州。特别是擅长经商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由于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原因，自唐至元的600年间，与泉州港的关系最密切，交往最频繁。

唐代来泉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虽有侨居性的“住唐”，但是长期定居，尚乏充分的文字和实物证据，可能初时政府还没有保护外人的律令，当时有的地方还禁止与外蕃通婚。在农民起义或地方暴乱中，有杀死大食、波斯胡贾的事，扬州和广州就发生过几起。泉州虽没有发现杀蕃客的事件，但在出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墓碑中，就没有唐代的遗物。在泉州各姓回族的谱牒中，也没有发现其始祖在唐代定居泉州的记载。灵山圣墓虽云是唐武德间（618-626年）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的墓葬，但系明代何乔远根据传说载入《闽书》的，目前很多学者对此存有质疑。笔者认为，唐时来泉州传教、经商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即使有部分寄居我国，也当属侨民，而非中国人。

然不可否认，唐末五代至北宋，已有一定数量的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寄居泉州。北宋大中祥符二至三年(1009-1010年)在泉州东南隅建立的第一座清真寺（艾苏哈卜寺）即是明证。南宋时政府欢迎外人来华经商和定居，从法律上保护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如准许外人在泉州港城扩建教寺、准娶汉女、购买房产和坟地埋葬死者，举行祈风送舶典礼，给予各种优惠。所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都把泉州看成为第二故乡。

元代泉州是以刺桐港之称驰誉寰球的外贸大港，来泉州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最多，大量由东南海道涌入泉州定居，也有部分从西北或中原的陆路进入泉州。他们在泉州建造六、七座清真寺，且有伊斯兰教团体捐款维修圣墓。当地谱牒记载，泉州回族蒲、丁、金、郭四姓的先人，是在南宋末或元代定居泉州地区的，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或阿、汉文合刻的墓碑和墓盖石，也绝大多数是在这个时期。

明初汉族统治者掀起民族复仇浪潮，排斥蒙古人和色目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不敢来泉，或逃回故国，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妻儿家室在此，并与汉人友好，得到保护，便继续居留下来，繁衍子孙，成为本地人。促使明代泉州回族形成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明朝很快就纠正了排斥色目人的政策，回回人的生命财产、宗教信仰和经商活动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政治待遇和汉人一样，现存在泉州清净寺内的永乐十五年的“圣谕”碑即是物证：一是明朝对回回人实行强制的“同化”政策，令与汉人通婚，不许自相嫁娶，杜其“种类日滋”。朱元璋禁胡服、胡语、胡姓，虽是针对蒙古族而言，但也包括回人在内。这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回回人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跟从汉人风俗习惯的历史性变化，回汉通婚更为普遍，大量汉人（主要是妇女）以通婚的方式，不断地加入回人的队伍（1）。

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泉州回人的后裔日益繁衍，人口增多，聚居点已形成。回人保留其先人的基本信仰和习俗，而以当地汉族的语言文字为其语言文字。他们内部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分化，阶级对立和等级观念也已出现，此时泉州地区的回族才真正形成。很多族谱是在明代才修撰的，以记其尊卑辈数，也可为证。

每个民族都有其共同的血统、语言、文字、风尚、信仰、居住地和经济文化生活。泉州地区的回族，历史上阿拉伯、波斯回回与汉族通婚较为普遍，且多与汉族杂处，故受其另一先人——汉族的影响较大，既有其本民族的共性，也有其不同于集中居住在西北地区回族的特性。

(一)泉州回族的血统。

北宋时，胡贾与宗女通婚，“商较财币，仅同贸易，……非以宗国示民范也，朝廷始严其法”（2），禁令虽颁，但无法持久。南宋胡贾与宗女通婚更为普遍，“贾胡蒲姓，求婚宗邸”（3）。南宋政府更公开地鼓励“宗正女有年长末嫁者，悉择所配，令有所归”（4），还授给娶宗女的胡贾以官职，“请凡娶宗女授官者，仍旧法止身任一子”。（5）宋代皇族宗女尚且如此，官女、民女与蕃客婚配者，更可想而知了。

泉州地区金、丁、马、铁、郭、黄、米、夏、闪、蒲、葛等等回族的族源，大都是宋元时期来泉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与当地汉人通婚结合的后代。如蒲寿庚母即汉女蔡氏；陈埭丁姓第一世先人丁节斋和二世丁述庵均娶汉女陈氏；法石与白奇郭姓第一代先人郭德广娶汉女吴氏，二世郭子洪娶汉女翁氏，三世(即白奇一世)郭仲远娶汉女陈氏。泉州出土有三块镌刻阿拉伯文和汉文的墓碑：一是吴应斗于回历704年(1304年)为其父穆罕默德撰立的墓碑；又一方是阿含抹于元至治二年(1322年)为其父艾哈迈德撰立的墓碑。这说明吴应斗和阿含抹是“土生蕃客”，他们的父亲是阿拉伯人，母亲是泉州汉人。

再一方是“卒于回历715年”的“黄公墓百氏坟”的墓碑，黄公应是泉州汉人，百氏应是阿拉伯人，这是夫妻合葬的墓碑石。这些事例证明，泉州地区回族的先人，是来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与当地汉人通婚的结果，其后嗣被称为“半南蕃”。也有部分回族在同族异姓中互通婚姻，如蒲师文娶马氏，蒲师孔娶铁氏，蒲本初娶丁氏。陈埭丁姓从五世开始，白奇郭姓则自三世起，就有娶金、丁、葛、夏、马等同族之女为妻。

虽然在泉州地区回族的血缘中，汉民的血统占有较大的成份，但是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共同血统特征也时有出现。至今尚有少数回族，再现卷发、高鼻深目、肤色偏浅等部分色目回回先人的形象特征。1983年9月下旬，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和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教研室，曾联合对白奇回族的342人作了体质测验。

最近从《福建惠安回族体质形态特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获得的数据，其要点是：“在240例成人个体中，发现有3例与中东阿拉伯或伊朗的现代人相近，占1.25%。即他们具有波发、薄唇、鼻高而宽度中等、肤色偏浅”的特征。其“发型在132例男性中，波状发共出现8例，占6.1%”。眼部形态，中东人群的眉嵴通常较蒙古人种发达，白奇回族人群“可注意至眉毛发育和眉嵴通常较蒙古人种发达，白奇回族人群“可注意到眉毛发育和眉嵴发育2项指标在六个群体中处于首位”。鼻部特征，白奇回族“鼻部形态较其他群体更趋于高直”。“头型显著较圆”，“容貌面高显著大于汉、畲二个民族”。“白奇人的手足皆宽，居六个群体之首位，是因长期滩涂和海上作业所致”。

白奇回族经过20多代的遗传，然其某些基本形态特征，尚表现出趋向于中东一些种族的倾向，说明其一方的民族基因尚且留存。如从其开基祖“郭仲远一个人的基因，绝无可能表达如此明显。唯一可行的解释是在白奇回族的发展史中，有大量该源相同的外姓回族女子与郭姓回族通婚，补充加强了郭姓回族中的中东种族特征的成份”。

（二）勤劳勇敢、和衷共济、坚韧信守的共同心理特征。

泉州地区的回族在另一先人——汉人的血统成份占多的情况下，又与当地汉人千丝万缕的关系中，必然在心理特性中受到汉族儒家思想的影响，与汉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既具有浑厚质朴、纤细含蓄和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气质。然而他们的另一先人是从阿拉伯、波斯等地海国而来的，善于驾驭惊涛骇浪，航海经商，打渔捕捞，因而又具有回回先人勤劳勇敢、刚直自强、粗犷质朴、坚韧信守与和衷共济的特点。笔者曾就此对白奇郭姓和陈埭丁姓回族进行了调查，他们也认为自己性格粗犷、勇猛、团结、好斗，能协力抵御外侮。如惠安解放前就流传一句“一峰崎，二白奇”的民谚，说明白奇郭姓回族尚武好斗。

明代倭寇侵扰白奇村，郭谏平单槊驱捕倭寇，擒渠魁并党徒，无一遗者，保国卫乡，荣立战功，钦赐冠带捕盗官之职。明末清初，郑成功的部队有一支数百名来自当地的“回教徒部队”，他们在抗清和驱荷复台的疆场上“骁勇善战”，屡立战功（6）。陈埭丁龙也是郑军中的一员勇将。泉州地区回族的彪悍性格是少见的，他们勤快耐劳和富有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各项生产计划和工作任务。这种性格，可能与他们先人坚韧自强和开拓创新精神有关。

（三）既共同信奉伊斯兰教，又杂信他教

泉州地区的回族，绝大多数还基本保持其阿拉伯、波斯先人共同信奉的伊斯兰教。如在惠安白奇郭姓族谱中，十二世郭梦祥撰写的《复尊回回教序》曰：“我祖自开基白奇以来，曾贮天经三十部，创礼拜寺等，尊重经教，认主为本。”郭德广在定居法石之前，原就皈依伊斯兰教。晋江陈江丁姓族谱中的《祖教说》，记载丁姓回族在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和婚丧祭祀的风俗习惯也很详尽。《金氏族谱·元武略将军一庵金公传赞》，记载其始祖金吉死后的墓葬，“土石简素，悉依夷风”。二世金阿哩的传赞，记其“敦尚回教”，还捐资维修泉州清净寺。《燕支苏氏族谱·（元）至大之变逃窜始末》，记载其始祖苏唐舍“学西域净教，爰名阿合抹”，二世“布伯者，犹华言‘主管’也，西南夷相尊称之辞”。说明取名“布伯”的燕支苏姓二世祖，是伊斯兰教的主管人。

从上述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早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定居泉州后，都是尊奉其原来的伊斯兰教和风俗习惯的。泉州回族形成之后，大都保留其阿拉伯先人风俗习尚和宗教信仰，但也同样不少受到汉族先人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各时期政府倡导或压抑，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因而其伊斯兰教信仰也曾出现过逐渐淡薄趋势，甚至有部分人竟然背弃其原来的宗教，而信仰其他教门。如白奇郭姓从八、九世脱离伊斯兰教，至第十世郭宏隆才再复教。虽然如此，但白奇各村都有其他神抵的庙宇，如白奇村有灵安尊王庙，奉祀田都元帅；又有2座尼姑庵，崇祀观音菩萨；下埭和田吟村有关帝庙；莲埭村有田都元帅庙和妈祖宫（天妃宫）；里春村有保生大帝庙；克圃村有姑娘宫等。

20世纪初，基督教也传入白奇。1915年里春村发展了十几个基督教徒，此外田吟村不少人参加该教。1939年里春竟建起一座基督教堂，到解放前夕，教徒也发展到100左右人。郭姓尚有一部分人出家当和尚或尼姑的（7），晋江陈埭丁姓回族，也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该村也有数座佛庙或道观，有的香火颇盛，说明他们当中已有部分人信奉佛、道等教门。

（四）与汉族杂处的居住区和不同地区的不同职业活动我国回族族居的情况，大都是“大分散，小集中”。西北地区回族较多，聚居点比起其他地区相对来说是小集中，东南沿海回族较少又零散，是大分散。约30多万的回族分播在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等8个省、市、自治区的2.5亿人口中。福建有9万多回民，分播在泉州鲤城区、晋江、惠安、永春、安溪、德化、福清、福安、福鼎、平潭、福州、邵武、莆田、同安、厦门、漳州、龙海、漳浦、云霄、诏安等20个县市中。但集中于泉州鲤城区杏宅（郭）、晋江的陈埭（丁）、石湖（郭）和惠安的白奇、山腰、后龙（郭）。

泉州地区的回族，大都选择在滨海或临江之处居住，这与他们的回回先人航海经商很有关系。如富商巨贾即列居泉州城南江畔；金、蒲、纪、郭等姓卜居东南郊紧依晋江面临东海的法石，其中郭姓后来迁居后渚港隔海的惠安白奇，又一支再徙晋江县临海的石湖。另有一支郭姓回族也聚居于临海的山腰、后龙，丁姓也卜居城南远郊滨海的陈埭。故泉州地区回族的职业则因居住点与西北回族不同而异。滨海者大都以航海经商和捕捞养殖海产为生。白奇郭姓航海经商北至天津、塘沽，南至越南等地。如清道光年间任修职左郎的郭用锡的祖父郭嘉瑞航行于越南交趾间，用锡撰写的墓志中记其祖曰：“公弱冠时经营瀛海中，万里风浪，不畏艰险。”白奇全乡造船经商者有时达数十艘，且留有船模、针簿、图经等先人遗物，甚至有防御海盗的武装护航船只，足见其商航规模的壮观。

陈埭丁姓早年虽以善于养殖海蛏为著，但外出经商者也相当多，如其族谱中的《扳谱说》记曰：“元季江南方乱，硕德公商贩于外，往来苏、泉之间。”又如清道光年间爱国军火科学家丁拱辰及其父、叔，也往苏、浙、台湾、广东和南洋、西亚等地经商（8）。如今陈埭丁姓集体与个体的手工业非常活跃，遍地开花。1988年统计，全镇28个行政村，回族有7个行政村，占行政村的四分之一。全镇手工业总产值达1.7亿多元，其中丁姓回族为6.7千万多元，占总产值三分之一。原居泉郡滨海声名显赫的蒲寿庚，因献泉城降元招徕蕃商有功，初任市舶使，并擅宋元两朝蕃舶之利30年。其后匿居山区的蒲姓族人，多以操持传统的香料制作业，或以教书、务农为生。

（五）大量吸收汉族的思想文化，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文学创作、科技发明等方面的成果。

泉州蒲姓回族先民蒲寿晟（蒲寿庚的长兄），是南宋末元初一位有惠政与才学的回回诗人。他精擅五古和五律，著有《心泉学诗稿》。南宋诗人刘克庄评其诗曰：“时有三数句‘四灵古体’，皆冥搜苦思，变现光怪，脱换骚雅，使退之（韩愈）见之，必引而进之卢（纶）、孟（郊）之间矣。”《四库全书提要》说，蒲寿晟的诗“颇有冲淡闲远之致”。现代已故的史学家陈垣高度评价蒲诗说，“西域中国诗人，元以前唯蒲氏一人耳”。

明代泉州与回族有因缘的李(1527-1602年)，勇于吸收汉族文化，是我国16世纪的一位反抗封建伦理的思想家。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等书，又评点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古典名作，在我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影响。他流传到日本的撰文书目，就有37种431卷之多。

晚明清初以来，陈埭丁姓回族也涌现一些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和科学家。如明代的丁汾溪、丁槐江、丁哲初、丁仪、丁日近，丁自申、丁启濬及“肆力于诗歌古文词”，“刻意为诗，力追唐宋诸家。济南王阮亭称之，同时与海内十子齐名”，著有《紫云词》、《涉江》、《问山诗文集》的丁炜（9）。“精草书，仿佛怀素，文士造门求学者常数十人。……法书占画，怡然自得”的丁燧（10）。“文以欧（阳修）、曾（巩）为宗，居然三陵法派”的丁棅（11）。清代有如康熙时调任台湾地方官，“学倡明经术，海外化之”的丁莲。（12）

在陈埭丁姓回族文人学者中，最著名的佼佼者首推丁拱辰（1800-1875年）。他生于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革命的国难深重时代，少时家境贫困，曾随父、叔到外省经商，青年时又到南洋、西亚一带谋生。丁拱辰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刻苦自学出身的全面发展的回族爱国军火科学家。为了抗击外国侵略者，他通过学习中外军火著作，留心考察和实际操练，编著了《演炮图说》、《演炮图说辑要》、《演炮图说后编》、《西洋炮火图编》等近代军火著作。厘订和增补明末来华的德国人汤若望讲述、南京人焦勗记录的《则克录》，增编为《增补则克录》。

这些书详细介绍西洋各种火炮的制造和演放方法，对倡导“以夷器制夷人”，抵御列强侵略，起了很大作用。可惜清廷推行投降卖国路线，未能在抗击列强侵略的战争中发挥其实际效用。丁拱辰又是一位富有文学素养的人，曾重刊乡先贤丁炜的《问山诗文集》，编写应用文《改良分类指南尺牍》，撰写著名恋情小说《荔镜西厢》（13）。

泉州的回族以郭、丁为大姓，还有金、马、铁、蒲、黄、米、夏、白、闪、葛诸姓。

分派于晋江县陈埭镇之丁姓，其先人丁节斋在宋末来泉经商，传3代后，于元末徒居陈埭，主要分布在7个回民村，至今已传27世，拥有回裔16000多人，他们分支在大陆其他地方的人口也有15000人左右，如明末迁往福鼎县泰屿镇，至今发展为3500人；分支福安县黄如村、赛歧也有1000多人；徙居同安县新店乡有200多人；清代外迁泉州河市后土楼看墓者也已发展有300多人；迁惠安城关100多人，在崇武有200多人；清初迁平潭小头、潭城、上楼、中楼、流水石鼓头等20多个村已有5000多人：清末到福清县宏路大埔村，也有700多人；到南安官桥有300多人；还有在厦门200多人，福州300多人，莆田城关、涵江有近200人，东石150人，安海400人。

另外，迁往浙江平阳县已有2000多人，温州、宁波也有分播。台湾的丁姓，现有10000多人，其中鹿港的陈埭丁姓就有1000多人，丁龙系郑成功的部将，对收复和开发台湾也有一定贡献。

陈埭丁氏，出国谋生的侨胞及港、澳同胞也达10000多人，主要分布在菲律宾的宿务、怡郎、描戈律、纳卯、三宝颜、古沓描岛市、加牙渊黎夭洛市、务端市、树里肴市、东民罗洛省、描东牙示市、邦牙丝兰省、红奚礼示市、内湖省、荷浪牙波市、甲美地市、仙八洛市、株艺牙佬市等地。他们还组织有“菲律宾聚书丁氏宗亲会”及由在菲的丁、郭、金、马、白等五姓族人组织“菲律宾清真五姓联宗会”，颇有一定影响，另在新加坡丁姓回民有数百人，香港即有4000多人，印尼也有分布。

郭姓回族先人于元代卜居泉州，据《华山郭氏四房家谱》之《仲远公行实》记载：“德广公分流石头（法石）、百奇；德昭分派杏宅、东街等处。”德广开基法石，娶吴氏，生子洪，子洪娶翁氏，传3子：长和卿、次仲远、三季渊，和卿分支江西（情况不详），季渊迁于晋江的溜石，支派微弱，至今仅有20余人。只有郭仲远于明洪武年间肇基惠安百奇（白奇），发展最快，至今已传22世，现在白奇郭姓回族分布在附近的白奇、莲埭、里春、下埭、后海等5个行政村,已有12000人。

惠安县黄塘镇也有郭姓回族2000多人；明清时期由白奇分支到该县涂寨镇之立新村下郭，至今也有1000多人；又于清代迁往东园镇长新村的郭姓，人口也达400多。另一支在宋代由河南省固始县人闽之仙游、莆田，后辗转入惠安，定居于山腰镇龙山村，今有2400多人和后龙镇郭厝村9600多人，以及他们分派在外的散居户470多人。故惠安的郭姓回族就达28000左右人。

白奇郭姓分派于省内外的人也有相当数量。白奇郭姓四房七支郭廷魁迁徙晋江石湖村，今已发展到3500人口。由石湖分派晋江罗山乡梧安村已有600人；再由石湖迁到永宁乡郭坑的人数也达700人；清末由石湖分派到龙湖后溪者，也有1000人。白奇郭姓四房九支在清初迁于南安官桥，现有近300人。白奇郭姓回族二世仕壁，于明代前期出祖漳州海澄的扶疆下郭村，今已成为当地大姓，他们又分派到同安县。又载郭仕壁，于明代分派龙海县，以后又分支南靖县上坪村，再迁于浙江。

特别在清代和近代，白奇郭姓回族经常到浙江一带捕鱼或经商，有部分定居于浙，如洞头县、玉环县坎门镇、温岭县石塘镇、象山县石铺镇、普陀县沈家门、苍南县、瑞安县和温州市，都有白奇郭氏长房、二房、三房、四房的回民定居在那里。洞头县寮顶岙就有2000多人。苍南县的2个村也有3000多人。现温州地区已有郭姓回民2000多人由政府批准恢复回族族属。白奇郭姓另一支迁居广东潮阳，初仅7人，现已发展为1000多户，汕头也有白奇郭姓若干人。

明末清初，郑成功麾下有一支以郭、丁为主力的回族部队，其后跟随入台，在台湾垦殖蕃衍。又于清民时期，一些白奇郭姓因经商捕鱼之故徒居台湾。1946年台湾鹿港就有白奇郭姓500多户，1000余人，至今分布在台北和高雄的郭氏回族，也有1000多人，并经常有人返白奇寻根谒祖。白奇郭姓族人出国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吉隆坡及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国仅有数十人。而由台湾鹿港外迁南洋各地者则有千人以上。

郭德昭分派于泉州东街的新府口、公界巷、菜巷、忠义巷、西菜市附近等处，现包括散居户仅有400多人。然由东街徒居于泉州北郊城东镇杏宅村，却发展到2300多人。明末清初由东街郭氏分支大坪村，也有700之众。早年由东街郭氏迁人南安县的蓬岛和山城二村，至今人口已达8000多。明万历年间，蓬岛郭孙治迁居浙江平阳县，现属苍南县的蒲门、程溪、库下等地，也有其郭姓后裔2000多人。数百年来，蓬岛郭姓还徙居台湾和其他县分，特别是分布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地的人口则发展到数万之众。

泉州蒲姓回族之先祖，系蒲寿晟、蒲寿庚之父蒲开宗，他是南宋绍定年间由广州迁人泉州的。宋末至元代，蒲氏在泉州的权势灸手可热。但到了明初，朱元璋大赦天下，唯“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14），故入明之后，泉州蒲氏子孙相继四处逃匿。如寿庚之8代孙蒲本初由泉州隐姓逃难于晋江东石之榕树村，明清时期，却也逐渐繁衍成为一个拥有数百人的村落，其后地方不宁多遭困扰，清代尚有近300人。到了清末民初，被土匪骚扰和瘟疫蔓延，居民死的死，逃的逃，故而废乡，现在东石蒲氏尚有10多户，30多人。

从榕树村外迁的蒲姓回民还有部分散居在省内外。如本初的第3代孙蒲毓保于明代人迁永春县达埔的后溪寨，现尚有9户60多人。明末由永春再迁德化县城关浔中现有4户20多人和德化县双翰镇卜春村十八格，也仅有5户20多人。另由榕树村迁到云霄五号街，现有500多人。又明代从榕树村分支到漳浦县的沙岗，明季倭乱，再徙诏安县，现该县蒲厝街也有蒲姓族人600多，该县四都圩也有蒲姓20余户，其后尚有部分蒲氏后嗣由诏安再移广东省海丰的平山及潮安的浮阳。

明代榕树村也有部分族人回迁泉州涂门，清代永春也有蒲氏宗人回迁泉州的车桥头、义全、东岳等地，尚有少数到晋江石狮的龟湖谋生，但至今人丁依然极为稀少。榕树村蒲氏也有人迁安溪者，现安溪县城关尚有蒲园、前蒲街、后蒲街的遗址，明代蒲香父子同中贡生。明末清初，蒲思兴由安溪迁于江苏扬州。同一时期，诏安和永春的蒲姓者迁徙到台湾。40年代台湾诸罗县尚有蒲氏族人近百户。元、明、清时期，泉州也有一些蒲姓回民因逃难、经商或当官而散居于福州、厦门、金门、惠安，以及省外的江苏省镇江，浙江省嘉兴、黄岩，山东省临清和四川等地。尚有些在明代被充军到青海、甘肃或辽东的铁岭卫。另有少数散居于南洋、马来西亚、缅甸、越南、新加坡等国。

散居在泉州市内大寺后的金姓，系元末任泉州守将金吉的后裔。他们还保存有明代篡修的手抄《清源金氏族谱》。该派在惠安东园古埭头也有3户族人，系早年守墓迁居于此。现在法石美山也有10多户金姓，据查《法石金氏族谱》，记其“始祖自河北省邯郸府彭城入迁广东省霄州府徐门县。耳鼎公暨耳公(约在明代嘉靖年间)移徒人闽泉郡之晋邑涂门外卅六都石头街普同铺美山乡居住”。泉州北郊清源山下太丰村金姓，原由美山两户迁去，今已繁衍200人，也有200人散居在市内第三巷、忠义巷等。原泉州市内艾苏哈卜寺的周围，尚住居有黄、郭、杨、铁、马、夏、葛、闪、蒲、米等姓回族50多户（15）。

唐宋元明以来，侨居泉州地区的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与本地汉人的长期相处，互通婚娶后，于明代中后期，逐步形成了泉州地区的回族，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不像我国的许多古老民族，经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而是在封建社会后期才形成的，因而其历史短，年龄幼。他们不但具有回族的共性，然与西北地区回族不同者，即受到其另一先祖的汉人影响较深，而具有自身的特性。他们通过经商、传教和其他各种生产斗争、社会活动，对发展泉州的海交外贸和经济、文化、科技都作出重大的贡献，推动了泉州港城的发展与繁荣。

(1)参阅李松茂：《甘宁青民族史·回族讲授提纲》，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1983年6月油印本。

(2)晁补之：《鸡肋集》卷62《杜纯行状》。

(3)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15《太仲墓志铭》。

(4)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2《李公墓志铭》。

(6)《回教在鹿港》,载《台湾风物》1980年5月第50卷第1期。

(7)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历史系等联合调查编印：《福建省惠安县白奇回族调查报告》(油印本,1983年)。

(8)、(13)黄天柱等：《中国近代军火科学家丁拱辰》，《福建论坛》1982年第1期。

(9)《陈埭丁氏族谱·人物志·文苑》。

(10)《陈埭丁氏族谱·杂志·艺术》。

(11)《陈埭丁氏族谱·人物志·笃行》。

(12)《陈埭丁氏族谱·人物志·仕迹》。

(14)明《丽史》，载《清源金氏族谱》（明代手抄本）。

(15)参照黄天柱等《漫谈泉州地区阿拉伯穆斯林的后裔（回族）及其遗迹》，载《中国穆斯林》，1982年第4期。

关于陈埭回族公墓价格表一览，泉州地区回族的成因特点与分播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