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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宽，西汉千乘郡千乘县（今广饶县）人，汉武帝时期的重臣，精通经学和历法，尤善文辞，历仕廷尉、掾举侍御史、中大夫、左内史、御史大夫，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经学家和水利专家。

带经而锄潜心攻读终成经学翘楚

倪宽年少时聪颖勤奋，但因家境贫寒付不起束脩。渴求知识的他在当地郡国学校的伙房做帮工，换取旁听的学习机会。除此之外，他时常到大户人家里做短工贴补家用。每当下地劳作，不忘把《五经》挂在锄钩上带到地里。劳动间隙，别人在树下歇息聊天，他捧着经书躲在清净地方认真诵读，潜心钻研，因此他的学问和见解日渐精进，这就是人们至今广为传颂的“带经而锄”的故事。这个典故和“牛角挂书”“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等成为刻苦攻读的典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寒门学子。倪姓后裔多把“锄”“经”作为倪家祠堂的堂号，堂号以“锄经堂”居多，另有“经锄堂”“带经堂”“宝经堂”等。

倪宽的勤奋刻苦得到了欧阳生博士的关注和青睐，把倪宽招到自己门下学习。欧阳生，与倪宽同为千乘郡人，师从秦朝博士伏生（又名伏胜），研读《尚书》，西汉早期经学博士之一，毕生致力于《尚书》章句的研究和传授，是西汉今文《尚书》欧阳学说开创者。在欧阳生博士的言传亲授下，倪宽在《尚书》研究方面的造诣更加精深。

博士是秦汉时期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专掌经学传授。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设立太学，太学的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汉武帝下令各郡国选取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品学兼优、仪状端正者，补充博士弟子。倪宽被千乘郡选中，远赴长安城成为“博士弟子”，师从孔子后裔、经学博士孔安国。

汉代实行射策考试取士制度，考试内容以经术为主。倪宽通过射策考试被任命为掌握礼乐制度的“掌故”（又名掌固），后来按功绩依次补任“廷尉府文学卒史”，协助廷尉办理文案事务。

廷尉作为九卿之一主掌刑狱，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当时的廷尉张汤为官清廉，用法严酷，是历史上廉吏和酷吏的代表人物。他任用的都是精通文史法律、善用严法酷刑的官吏。倪宽虽然是廷尉文学卒史，但在大家心目中只不过是个儒学书生而已。加之倪宽温文尔雅、处世谦恭，与廷尉府严苛刑律的氛围格格不入，因此长时间得不到廷尉府的重用，不久就以不熟悉刑律为名被派到“北地”看管牲畜。对这个不公正的安排倪宽毫无怨言坦然接受，兢兢业业管理北地畜牧，很快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有一天，倪宽按惯例回廷尉府呈送工作簿册，却遇到一群掾史面对一份奏谳（评议审判结果的奏章）束手无策。原来这份奏谳事关一项重大疑案，是直接呈给汉武帝审阅的，但是汉武帝阅后非常不满意，责令退回修改。掾史们绞尽脑汁反复修改，但奏谳仍然被屡屡退回，张汤感到颜面尽失，大发雷霆。可怜的掾史们战战兢兢一筹莫展。倪宽了解情况后，主动陈述自己的看法，掾史们听后大为叹服，请倪宽帮忙起草奏谳。倪宽慨然应允，一挥而就。掾史们读后佩服不已，赶紧向张汤汇报和举荐。张汤立刻召见倪宽，一番面谈之后不禁对倪宽大为赏识，同时也暗自叹息自己埋没人才。第二天将倪宽所作奏谳呈给汉武帝，当即获得批准。此事过后不久，张汤将倪宽擢升为奏谳掾，专门负责起草奏章。倪宽说服张汤和廷尉府官吏习读经学，按照《尚书》中《尧典》、《舜典》的教义来治理狱讼，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张汤升任御史大夫，推荐倪宽为侍御史，掌握纠察举荐官吏之权。任职期间宽严相济，秉公断案，深得百姓的赞许和拥戴。汉武帝也经常召见倪宽，让他讲论“经学”。倪宽引经据典，对《尚书》的讲解精辟透彻。汉武帝大悦，提升他为中大夫，专管朝廷议论之事。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宽升任左内史。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倪宽为御史大夫。同年，汉武帝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令倪宽主司封禅大典仪式。同时令梁国国相褚大一同前往。

褚大是五经博士，学识渊博。倪宽曾经是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元鼎年间，汉武帝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后来因政见不同，就以不习文物典章为由，把御史大夫卜式贬为太子太傅，之后御史大夫一职暂无合适人选。褚大听说汉武帝召他入京，以为要提拔他做御史大夫。当行至洛阳时听说倪宽做了御史大夫，心中颇为不服，心里暗自埋怨汉武帝用非其人。到了长安后，当与倪宽在武帝面前共议巡狩封禅之事，看到倪宽引经据典、对答如流、无懈可击，褚大不由感叹武帝知人善任，倪宽的学识早已远超自己。

兴修水利制定历法功德恩泽后世

倪宽担任左内史期间，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秦时在关中地区修建了郑国渠，两岸农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赋是第一等的，是汉朝赋税的重要来源。倪宽深入民间了解到，郑国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仍有大批民众衣食不足。倪宽经过再三考证，上书汉武帝，首倡在郑国渠上游北岸开凿沟渠，从郑国渠以北的冶峪、清峪、浊峪等六条河流引水灌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倪宽主持修建了“六辅渠”。据《陕西通志·水利》的“关中古渠图”，六辅渠位于郑国渠和白渠之间，三项工程互通互济，两岸高卯之地得到充足灌溉，原来的郑国渠发挥了更大的效益，不久关中地区出现农业丰收、经济繁荣的局面。

倪宽不仅重视水利工程的兴建，更注重工程的管理和运用。他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合理用水制度的《水令》，要求百姓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倪宽所定《水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田水利法规，这是农田水利管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

倪宽在任期间，还治理了危害当地百姓二十余年的黄河水患（公元前133年决口），安定了灾区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观象授时”。西汉建立初始，沿用秦代历法《颛顼历》，至汉武帝元封年间一百余年，误差积累已很明显，朔晦月建、弦望满亏多有差错。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下令由倪宽、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议造汉历”。倪宽召集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二十余人，加上方士邓平、落下闳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历法。由于推行新历法，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新历法因此命名为《太初历》。该历法创造了多项“第一”：《太初历》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精密的历法，推定一回归年为365.3851539日，一月为29.4381日；第一次有了“春节”的概念：《颛顼历》以十月（即建亥之月）为岁首，《太初历》以一月（正月，即建寅之月）为岁首；第一次采用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建立了朔望月与二十四节气协调的对应关系，解决了长期以来历法与民间生产和生活习惯的矛盾；第一次明确提出了135个朔望月中有23个食季的食周概念。据此，日食不再是天灾、天变，而是可预测的科学现象。

《太初历》收录二十四节气、二十八星宿，合理安排闰月，应用天干纪年法等，把天文历法、四季安排、农业气象、生活生产都紧密结合起来，是传统历法中意义深远的改进，为后世历法树立了范例，对我国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延续至今。

廉洁秉公政声卓著贤相体国恤民

倪宽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采取措施奖励农业、缓刑罚，重新清理狱讼，选用仁厚之士。平日里克己奉公，体恤民情，深得民众拥戴。倪宽出身贫寒，尤为关心民间疾苦，收租税时审度百姓生活宽裕与窘迫，量力而收，有时还缓收田租，所以租税完成较晚，时常会拖欠情况。后来，汉武帝征南越急需大量税赋，朝廷令左内史征收赋税。倪宽却因欠租过多，被政府考核定为“最下等”，按当时律法应当予以免职。百姓听说后，惟恐失去这位好父母官，纷纷相约缴纳赋税。大户人家牛拉车载，小户人家肩扛担挑，前脚接着后脚，好似长龙络绎不绝，不几天就超额完成缴纳租税的任务。

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负责监察百官，相当于副丞相，所以倪宽也被后人称为汉相。倪宽升任御史大夫后，公正廉明，名闻天下，对部属要求严格，有作奸犯科者，决不姑息。有一年，汝南郡（西汉时期太和县）茨河沿岸发水灾，地方官奏报后，汉武帝紧急拨款赈灾。可是下拨的粮款多被地方官吏侵吞，土豪劣绅则趁机囤积食粮，分到百姓手里的粮食寥寥无几。倪宽得知后，主动请旨前往查办，惩处贪官，开仓济民。当地百姓为纪念倪宽，修建了倪王庙、经锄楼，塑倪宽像，终年香火不断。“锄楼映月”成为旧时“太和八景”之一。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倪宽积劳成疾，病卒于任上，后归葬千乘老家。墓地古木参天，景色幽静，旧志列为“乐安八景”之一，有“倪冢秋烟”之喻。2005年，当地政府对倪宽墓进行修复，依据历史原貌，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加高封土，修建了汉相亭，并在亭内重立“汉相倪宽墓碑”和唐代褚遂良的“《倪宽赞》碑”（《倪宽赞》原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倪宽师从欧阳生学习《尚书》，后将尚书传授给欧阳生的儿子欧阳世。自欧阳生研读传播《尚书》创建欧阳尚书学派至欧阳歙，共八世，都成为《尚书》博士，史书称“欧阳八博士”，形成独树一帜的《尚书》欧阳学，倪宽在欧阳尚书学派的传承和发扬中功不可没。欧阳八博士也先后归葬原籍千乘郡，墓群位于广饶县城西南，与倪宽墓南北相望。生前传承经书，故后千年守候，这也算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作者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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