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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到肇庆，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七星岩和端砚。没错，七星岩是广东为数不多的5A级风景名胜，“端砚、徽墨、宣纸、湖笔”是中国最顶级的文房四宝，在各地名砚当中，端砚被列为诸砚之冠。

2、2015年，我去过肇庆。不但参观了神往已久的七星岩，淘了一块抄手砚，也见到了宋代遗存的古城墙，还参观了叶挺独立团团部所在地的阅江楼，也第一次见识了既好看又好吃的鸡蛋花。

3、肇庆宋城墙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有宋、元、明、清、民国历代的青砖，有的地方甚至整段仍为宋代筑砌。

4、阅江楼建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由两广总督张镜如以崧台书院等建筑为基础，仿南昌滕王阁样式所建，为广东现存为数不多的明代建筑之一。

5、历数肇庆名人，当然要提到在民间传说中铁面无私的包拯包龙图。庆历元年（1041年），42岁的包拯调任端州知府。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大都趁着进贡敛取贡数几十倍的砚台。包拯是个特例，他只按贡数收取砚台。庆历三年（1043年），包拯入京任殿中丞。传说包拯乘船离开肇庆时，突然波浪翻腾，狂风骤起。包公顿感蹊跷，立即查问手下人。原来，端州砚工为表达对包公体恤民情的敬仰，送来一方端砚，手下人认为并非金银珠宝，便未禀告包公即代为收下。包公认为砚台虽小，但有损清廉，随将其投入江中，一瞬间竟乌云尽散，风平浪静。1973年，合肥市相关部门在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一方普通砚台而无端砚，也足证包公之廉。

6、在七星岩景区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有一块摩崖石刻，至今仍留有包拯真迹。这幅石刻只有简单的30个字，记录了庆历二年时，知事包拯同两位中央官员周湛、钱聿同游七星岩的事。

7、2015年的肇庆，只看街景，尤其是老街等局部，基本上可以用“衰败”一次来形容。1978年以来，广东一直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列，没来广东之前，我想当然地认为，深圳、广州的繁荣景象就是广东发展的缩影，至于其他地方，发展即便比深圳、广州差点，也不会差距太大。到了肇庆才发现，其实不然。走在通往阅江楼的老城正东路上，两边破败的骑楼和一干年久失修的建筑，记录着这座城市辉煌的过往，也映照出与时代发展很有些反差的当下。

8、彼时到肇庆，只有一天时间，走马观花，匆忙间还留有不少遗憾。比如，没有去城郊的白石村，名满天下的端砚就是那里被传承了一千三百多年。最近读葛剑雄的《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才知道肇庆还是利玛窦抵达的第一个中国城市，他在肇庆生活、传教长达6年之久，并在西江边创建了仙花寺，至今仍有遗址留存。其实，香花寺距离阅江楼只有一箭之遥，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而已。

9、进一步了解肇庆的历史，我惊奇地发现，它还有更为辉煌的过往。“历史开南粤，首片在封开。”肇庆是广府文化和粤语的发祥地之一，由汉至清，肇庆曾多次成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公元前106年起的300多年里，广信（今肇庆封开县）一直是交州首府。广信以西为广西，广信以东为广东，这也是广东、广西得名的由来，由此可见肇庆在两广曾经的重要地位。隋开皇九年（589年）置端州，宋政和八年（1118年）设肇庆府，宋徽宗亲书“肇庆府”三字，寓意“吉祥美好从这里开始”。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至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182年间，除少数年份外，肇庆一直是两广总督衙门驻地。

10、与肇庆关系密切的外国人中，利玛窦肯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利玛窦，号泰西，又号西江，意大利马塞拉塔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明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被派往中国传教。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澳门等待了一年以后，31岁的利玛窦被获准进入明帝国大陆，他取道广州、三水抵达肇庆。

11、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西江边的崇禧塔旁矗立起一座教堂，利玛窦把这座教堂命名为“圣童贞院”。肇庆知府王泮送来两块亲笔题的匾额以示祝贺，其中一块“仙花寺”悬挂在教堂门首，另一块“西来净士”悬挂在中堂。“仙花”是中国人对圣母的一种别称，“寺”是中国佛教道场，这样一个中国化的名字更容易让当地民众接受。于是，这座圣童贞院又被称为“仙花寺”。仙花寺既是中西合璧的一座教堂，也是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可惜至今仅有一面墙壁尚存。在这里，利玛窦还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在教堂陈设自鸣钟、三棱镜、地球仪，亲自解说太阳的位置，星球的轨道，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

12、在利玛窦进入肇庆之前，已有传教士来过中国。不过，由于这些传教士不谙中国语言文字，不熟悉中国民风民俗，因此没能站住脚跟，影响也不大。在当时，想要进入思想和文化高度封闭的中国传教，就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和革新。

13、利玛窦是一位奇人，奇人才能出奇招。为了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他修改教规，制定了新的传教政策，即“合儒”、“补儒”、“超儒”，也就是以学术为“叩门”手段。

14、首先是走上层路线，比如进入肇庆前，先做通兼任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的两广总督福建长乐人陈瑞的工作，并通过各种方式取悦当地行政长官，比如继任两广总督郭应聘、肇庆知府王泮等，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15、其次是入境随俗，学习中文，割发断须，改穿僧服和中国平民服装，学习肇庆方言，并按照当地习俗和礼节开展活动，借机接近社会各阶层，利玛窦本人则穿中国士人服饰。

16、再次就是尊孔奉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宣称天主教与儒家学说暗合，容许信徒保持对君主、祖宗、孔子的崇拜。

17、最后是重新解释天主教教义。1585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问世，为迎合士大夫们对“天”的崇敬之情，他指出，“上帝”概念早已存在中国上古文献中，并将孔子在《中庸》所言“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中的“上帝”，以及中国的“天”，解释为宗教的唯一真神“天主（Deus）”，把敬爱天主与爱慕人和孔子“仁”的学说相比附，找到了耶稣教与儒教的接合点，并“以言辩之”“析之以理”，信徒可以“一手拿圣经，一手捧四书”，耶稣教与儒教“互相合和”，解决了知识分子在不放弃儒家思想的条件下信仰天主教的难题。

18、由于利玛窦的创新，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打开了天主教在肇庆活动的新局面。虽然第一批皈依的只有两个人，但其开创意义难以用数量衡量。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又有部分人受洗，其中最多的一次竟有18人。至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肇庆境域有40多人成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徒。至万历十七年（1589年）八月利玛窦离开肇庆时，接受洗礼的教徒已达80人。而在国力衰微、兵荒马乱的明末，对于外来宗教，只要能服从皇权，主动适应中国社会现实，就能够得到容许和传播。

19、“中国式传教”方略刚出台，就遭到西方一些传教士的强烈抗议，说利玛窦败坏了规矩，背叛了天主教的基本精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证明利玛窦的策略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于是，反对意见也逐渐消失。在肇庆传教六年，利玛窦的成果有目共睹。因此，驻澳门天主教会将利玛窦提拔为仙花寺主持，1597年又晋升其为中国教区会长。这一切，都与他在肇庆期间的出色表现有着直接的关联。后来，利马窦将自己的号改作“西江”，大概也与在肇庆的难忘岁月有关。

20、利玛窦的改革，使天主教得以进入中国大陆，并打动和说服了以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为代表的受儒家思想深度影响的士大夫阶层和普通民众。由于宣传得力，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大加赞赏，说“余常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到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其中多名公卿大臣。而高官和社会精英的皈依，又使得天主教在中国有了更为坚实的传播基础，让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利玛窦也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明史》则有“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教”之说。

21、坐落在上海徐家汇的徐光启墓，中西合璧，墓前不但有中国传统的牌坊、华表、石碑、神道及石人、石马等，石牌坊上正中额题“文武元勋”，下题“明故大夫太子太保赠少保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文定公墓阙”。奇特的是，墓道中还建有白色大理石十字架一座，这种形制，国内大概绝无仅有。1610年5月，利玛窦因病卒于北京，明神宗与以陪臣礼葬阜成门外二里沟嘉兴观之右，墓园亦中西合璧。34年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而死，明帝国灭亡。

22、离开肇庆后，利玛窦先后在韶关、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后来成功觐见皇帝。他的传教策略和方式，一直为之后的耶稣会传教士所遵从，称为“利玛窦规矩”。其后来者，如艾儒略、邓玉函、熊三拔等人，无不一一效仿，且屡试不爽。

23、近年来，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由于文化差异、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出现水土不服的囧状，也遭遇到一些困难甚至抵制。那么，当年利玛窦在肇庆的创新，是否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呢？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如何传播是个迈不过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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