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的春天，清明节过后，不少英国人来到上海西郊的虹桥公墓。 这一天，一群英国水手被埋葬于此。

71年后，很少有人知道那些在异乡埋骨的人的名字。 然而，他们之前所经历的那件大事，至今仍为人所熟知。 紫水晶号炮舰不顾解放军警告，擅自侵入长江下游。 我军还击，造成英舰多艘严重受损，人员伤亡近百人。

阵亡英军士兵安葬于虹桥公墓

当时，死者有的被海葬，有的则被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 随着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些英国水手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埋葬在上海的最后一批英国人。 此时，距离他们的同胞在这座城市建立第一座墓地已经过去了105年。

1844年至1949年，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墓地出现在上海的各个角落。 回顾过去，我们惊讶地发现：陆家嘴、南京路、人民广场、静安寺、淮海路、徐家汇……当今上海最负盛名的地方，都有墓地的踪迹。

上海是一座充满坟墓的城市。 吃、穿、住、行、生、老、病、死，每一块墓碑都是这座城市过去的记录，每一块墓地都承载着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细节。

站在上海山东中路汉口路西北角，可以清晰地听到外滩海关大楼的钟声。 向南望去，可见街对面建于1916年的“宣言”大楼。 向北望去，可以看到南京东路步行街。 百步之外，热闹非凡。 不过，要说开埠后西方人留下的第一个痕迹，就是上海第一座外国人墓地——山东路公墓。

山东路公墓的前世今生

山东路公墓由英国领事发起，于1844年落成，当时上海开埠仅一年。 墓地里有一座教堂和一座钟楼，埋葬在这里的人大多是水手。 与如今周围的高楼大厦和喧闹的人群相比，当时的这片土地仍然是真正的郊区宁静之地。

由于面积有限，到了1850年代末，山东路墓地已经“爆满”。 为了解决人们死后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墓地有限的矛盾，1859-1860年左右在浦东陆家嘴修建了新墓地。 现在建在东方明珠电视塔脚下，就是浦东公墓。 由于埋葬于此的海员大多是太古船务公司的海员，因此又俗称海员墓地。 有趣的是，由于靠近河边，相邻的码头未来也将被称为格雷夫山码头。

浦东公墓位于东方明珠塔一带，是不是很恐怖~~~

浦东陆家嘴、浦西福州路刚刚建立的公墓，并不甘于“孤独”。 1860年代，在今福州路539号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附近，形成了一座特殊的“白头墓山”。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埋葬的人多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故名“白头墓山”。 可见，不仅是阳，当时上海的“黑道”也已经“国际化”了。

事实上，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上海外滩与开港之初有很大不同。 许多因太平天国运动而逃往上海的江南富户，使租界人口大大增加，建立完善的市政管理体系也愈加迫切。 1854年，英租界和法租界联合成立上海工部局，开始了更为全面的市政管理。 具体体现在公墓方面，即公共租界将山东路公墓和陆家嘴外国人墓地纳入其管理范围。

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1862年太平天国对上海的进攻被击退，英法两国本就注定不和的命运也随之结束。 近代上海外滩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大租界的格局由此确立。 不过，尽管分手了，两家人还是在城市里留下了一些“牵手”的痕迹，比如上海著名的八仙桥公墓。

八仙桥墓园现为淮海公园！ 上海最贵的地方之一！

建于1865年的八仙桥公墓是两个租界唯一联合建立的公墓，此后再无类似合作。 作为当时上海新落成的一座墓地，“新墓地”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这座墓地在地图上的名称。 至于八仙桥墓地的名称，则源自其所在的八仙桥地区。

墓地里有一座墓碑，是“纪念”在镇压刀会起义过程中牺牲的13名法国官兵的。 建成后，成为法租界主要的公共仪式场所。 当局曾多次在这里举行“纪念仪式”。 然而，这13人的坟墓实际上直到1870年代和1880年代才被迁入八仙桥墓地。 此前，他们的墓地在上海老城墙附近。

八仙桥公墓内的法国士兵“纪念碑”

八仙桥墓地之所以出名，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后人——毗邻上海新天地的淮海公园。 然而，一百多年前，这里还是不折不扣的荒野。 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它。 与山东路、福州路、陆家嘴等地的墓地相比，距离当时租界中心的外滩较远。 更远。

右下角是八仙桥墓地，左边是跑马场。 这张照片拍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

这些变化是上海城市规模扩张的真实写照。 墓地作为生活中相对次要的空间，往往被放置在相对偏远的地区。 而上海近代史上另一件极其著名的事情，也有着惊人的搬迁轨迹，那就是1862年搬迁到今天上海人民广场所在地的第三代赛马馆。 显然，在1860年代，上海的西部边界市区及其郊区已到达现在的西藏中路。

与八仙桥公墓不同，赛马厅旁边的以色列公墓鲜为人知。 它的位置是现在的上海明天广场JW万豪酒店，与上海历史博物馆位于黄陂北路东侧隔街相望。 会议大楼。 赛马厅刚建立时，马夫大多是无国籍的犹太人（即以色列人）。 死后，他们被埋葬在马厩旁边的这片荒地上。 随着坟墓数量的增加，1925年正式命名为以色列公墓。

以前，新郎的遗体是埋在墓地里的，而现在，明天的广场却是冲天而起！

伴随着第三代赛马馆诞生的，还有上海最早的跨境道路建设——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一百多年前，国际租界势力初涉时，这条路充满江南风情，两侧农田、水网纵横交错，一派田园风光。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19世纪末靠近城市的墓地无法容纳更多的墓地时，新一代的墓地就在这里建立了。 而这就是上海最著名的静安寺墓园。

早期，静安寺路只是一条乡村小路。

静安寺墓园于1896年竣工，占地约60亩。 具体地点就是今天的静安寺和久光百货对面的静安公园。 这也是上海第一座设有火葬场的商业墓地。

凭借良好的环境和相对靠近市区的地理位置，静安寺墓园尽管费用高昂（火葬、土葬都要五十两以上），却成为20世纪初上海最受海外华人欢迎的墓地。 包括创办上海莱斯特医学院和工程学院的实业家亨利·莱斯特和内山善三的妻子内山干子都安葬于此。 正因为如此，经过30多年的建设，1928年，静安寺陵园宣告“满”。 此时，它的周围已经从田园风光变成了城市风光，已经没有了扩张的空间。

静安寺的高大上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嘿嘿，看完上面的内容，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秘密呢？

秘密是什么？ 我只是觉得奇怪。

你有没有发现，上海地铁2号线真的是一条扫墓线？ ！ ！ 陆家嘴站（浦东公墓）—南京东路站（山东路公墓）—人民广场站（以色列公墓）—南京西路站（卡德路日本公墓）—静安寺站（静安寺公墓）

完了，我对二号线有心理阴影了……

静安寺墓园的“成功”，加上进入20世纪后上海人口迅速突破100万大关，让感官敏锐的中国商人认识到墓地是一门好生意！

1909年，浙江上虞商人经润山，在徐家汇虹桥路即今南阳虹桥公寓一带购地20亩，建墓地。 该地后来被占用用于修建沪杭甬铁路。 1917年，其妻王国珍在原址西800米的张虹桥购地重建，命名为谢绿园万国公墓。 与静安寺等墓地不同，万国墓地对埋葬者的国籍和种族没有任何限制，这也使得这里成为许多中国名人的埋葬地：清末名臣岑春煊，还有鲁迅，一代文学家……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宋家三姐妹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 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得万国墓园在20世纪60年代被毁后仍能得到修复和重建。 宋庆龄葬于其父母墓旁，带动了宋庆龄陵园的修建，也使万国墓园成为旧上海各大墓地中唯一仍延续墓地特色的地方。

宋庆龄陵园除了有宋庆龄及其父母的墓外，还有名人墓地和外国人墓地。这里环境优雅，常年常青。

也许是因为地价低廉，又或者是因为这里万国公墓建成后的“产业集聚效应”，上海西郊以虹桥路为主线，陆续建成了很多公墓。

文章开头提到的虹桥公墓建于1926年，是公共租界工部领导下建立的大型公墓，包括虹桥路番禺绿地和上海胸科医院的部分区域。 沪江大学校长刘占恩、著名报人邹涛芬、无线电波不朽的人物李白等人去世后都安葬于此。 在金古北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和东方出版中心附近，还有建于1928年的永安公墓。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杏佛1933年被刺杀后就安葬于此。有人回忆，永安公墓有很多名贵树木，是老上海一流的公墓。

1947年版《上海星豪路图录》中的虹桥公墓

杨杏佛墓原位于永安陵园，1987年重建于宋庆龄陵园名人墓园

20世纪20年代和1930年代，上海墓园产业迅速发展，这与整个城市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 如今外滩、南京路、淮海路相继为居住的人们修建了高楼大厦，被誉为生命后花园的墓地建设也不容忽视。 更何况，经过开港后60至70年的发展，逐渐城市化的上海人已经不可能像农村亲戚那样把骨头埋在自家的田地里或山坡上了。 墓地已经成为人们的刚需，满足这一需求也成为政府的责任。

1936年在杨浦区中原、新江湾城一带落成的上海第一市政公墓（江湾公墓），是当年“大上海计划”的一部分。 建筑物：市政府（现上海体育学院行政楼）、市博物馆（现长海医院摄影楼）、市图书馆（现杨浦区图书馆）。 由于疫情爆发，它逐渐被废弃。 它很难找到，而且很少有人知道它。

昔日的“大上海计划”也在墓地占有一席之地

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已有墓地100多处，殡仪馆34家，柩柩及第三间房屋67口，殡葬业空前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犹太人的不断到来，上海还新增了一批犹太墓地，比较有名的包括由虹桥墓地雕刻而成的番禺墓地，以及如今杨浦区的惠民公园。

1949年上海解放后，城内墓地分属不同华阳老板的局面逐渐改变。 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市中心主要墓地相继“改造”：山东路墓地改造成山东路体育场、八仙桥公墓改造成淮海公园、静安寺公墓改造成静安区公园、卢湾陵园扩建为露天停车场，徐家汇陵园土地移交上海客车厂等单位使用，浦东陵园大部分土地划出建设浦东公园。经过一系列的“关、停、合并、转让”，直到1966年，上海的公墓公司数量从之前高峰时的170多家锐减到35家。

文革期间著名手稿反特小说《虹桥公墓》

“文革”期间，上海殡葬业受到全面冲击，所有殡仪馆被取消，只剩下龙华路和西宝兴路两处火葬场，承载着这座城市记忆的墓地也全部被毁。 好难过。

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可供安葬的墓地屈指可数，无奈的上海人只能涌向苏州买墓，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在的情况。 清明节期间，苏州各个墓地都停满了上海牌汽车。 出现“苏州半个墓地睡的是上海人”的奇观。

每到清明节，苏州城里都充满了阿拉拉……

历史建筑唤醒了城市的记忆，而墓地作为一种建筑也并不算多，所以每当我去一个城市时，我总是会抽出时间去当地的墓地散步。 澳门半岛的圣伟基坟场、港岛跑马地的香港坟场、东京六本木的青山坟场……都让我流连忘返，因为那里不仅有著名人物的旧印记这座城市的人们，也讲述着过去普通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相比之下，文化、经济、历史的原因让上海失去了这些记忆的载体，但这也是如此，这一切都应该被记录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那些绿树成荫的地方就是今天。 公园、繁华的街道，曾经是安静的墓地，也是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的往事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