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博山区北峪村公墓价格多少，以及山西万荣庙前东周墓葬出土的两件精美青铜器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摘要：万荣庙前村因处于著名的后土祠前面，后土祠又称后土庙，而得名。庙前村在历史上多次发现青铜器。新中国成立以前曾有过五次，建国后分别于1958年，1961年12月和1962年春季有过两次考古发现和发掘，出土了众多文物，其中包括大部分青铜器。其中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是著名青铜器的代表，采用了错金术，分别收藏于山西青铜博物馆和山西省博物院。本文简单介绍庙前村青铜器发现的历史，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概况，以及错金术装饰技艺。同时延伸介绍了运城地区的青铜文明，以及侯马的陶范铸造工艺。

关键词：错红铜鸟纹壶；错金鸟书“王子于戈”；错金术；庙前村古墓葬；青铜器

万荣庙前村是一处文明的热土，位于荣河镇西南7.5公里的的黄河滩涂上。在庙前村的背后，有一个由河边向河滩中心突出的土岗。历史上著称汾阴脽上。这汾阴脽上就是闻名中外的后土祠所在地。后土祠也称为后土庙，村子因处于庙前而得名。

据有关史料记载，1949年之前，万荣后土祠旁，也就是庙前村附近因汾河岸倒塌五次发现过铜器：

第一次：公元前116年，《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元鼎元年夏五月五日，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

第二次：公元前113年，《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

第三次：722年（唐开元十年），唐玄宗修建后土时挖出两个铜鼎，当然是祥瑞之兆了，遂改汾阴县为宝鼎县。

第四次：金代，明代陈继儒《妮古录》：“金大定中，汾东岸崩，得古墓，有鼎十余，钟磬各数十。”其中鼎有盖。

第五次：1862年（清同治初年），发现很多古物，长安（今西安）雷姓商人获得郘钟13枚，有84字铭文（重文2），上海博物馆收藏10枚、大英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各1枚，另有1枚仅存摹刻图像。

建国后庙前村考古又有新的重大文明发现：

1958年3月初在庙前村挖出铜鼎、铜尊、铜罍、铜鉴、铜鬲、铜簋、铜匜、石磬等二十三件。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闻讯后即由侯马工作站工作人员前往勘察,结果发现一座规模较大的土坑竖穴墓,除墓的西南角和西北角曾受过扰动外,其余大部尚保存完好,于是在同年3月13日—19日进行了清理。共出土遗物五十七件，大部分为铜器，包括铜鼎7件，铜钟9件，铜尊1件，铜罍2件，铜鉴2件，铜鬲3件，铜匜1件，铜簋2件，铜车軎2件，石磐10件，玉石饰片9片，蚌饰7片，玛瑙管1件，骨饰1件。

1961年，脽上贾家崖又发现大批铜器。1961年12月和1962年春季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工作人员前往庙前村进行调查，共发现墓葬308座。1962年选择其中35座进行了发掘。在这些东周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陶器250余件，铜器230余件，其它玉、石、骨、料等小件器物400余件，共计约900余件。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两件异常精美：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也是春秋战国时期高超技艺的青铜器的代表。

2018年7月，2019年9月，由于参加《山西铸造史》编写的缘故，分别专程赴山西省博物院和山西青铜博物馆考察和欣赏了这两件珍贵的青铜瑰宝。下面予以简单介绍。

2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介绍

规格尺寸：口径11厘米，腹径25厘米，通高38厘米，共出土形制相同的两件。

形制特点：方唇，口微外敞，短颈，腹中鼓，下附圈足，腹上部两侧各有一辅首衔环，三环钮钮上饰有触角的隆盖子口较长，正与壶口扣合。盖为素面，壶自颈下饰绳络纹，颈及绳络纹各单元、圈足上纹饰均采用镶嵌红铜的先进工艺制作而成。圈足上为点与线均成的几何纹饰，而颈及绳络纹各单元则有对三角纹、树叶纹作为配衬的怪鸟纹，其中绳络纹各单元自上往下共四组，每组怪鸟姿态各异，但均两两相对或相背构成一单元图案。制造技艺高超，装饰精美，乃战国时期错红铜青铜器的精品杰作。【1】

图一：错红铜鸟纹壶（摄于山西青铜博物馆）

图二：错红铜鸟纹壶纹饰图（摄于山西青铜博物馆）

规格尺寸：援长16厘米，胡长9.5厘米，内长8厘米，阑高10.6厘米。

形制特点：长方形内上有扁长方形穿，长胡，阑侧有三扁长方形穿，援上翘与内有夹角，中脊突出，尖圆状末。内两侧都有变体云纹装饰，一侧内有一错金鸟书文字，无法辨认；另一侧援上部有错金鸟书文字“王子”，内有“于之用戈”，合为“王子于之用戈”。“王子于”即吴国国王的儿子于，于继位后就是吴王僚，也就是舂秋的著名故事"专诸剌王僚"中的被剌杀者。【2】

该青铜器为吴国所产，当然也是吴、晋两地交流的重要物证。

图三：错金鸟书“王子于戈”（摄于山西省博物院）

王子于戈的铭文属于“鸟虫书”，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珍贵。作为一件带有铭文的国家一级文物的青铜兵器，王子于戈的制作年代为吴王僚即位前。春秋战国时期吴晋两国交往频繁，山西有多件出土的青铜文物见证了两地的交流，比如山西代县蒙王村出土的吴王览，山西原平峙峪出土的“吴王光剑”等。这些青铜文物的出土，佐证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公元前584年，楚人巫臣主动向晋景公提请出使吴国，施行联吴抗楚政策。反映了当时群雄争霸的情形。特别是吴王光剑，是和王子于戈同样有名的兵器。

吴王光剑，这把剑长50.7厘米，剑身满是火焰状，暗纹光亮而锐利，剑上的铭文为攻吴王光自作用剑。这把剑现藏于山西博物院，这五把王光剑上的铭文除了明确写明是吴王的自用剑以外，还多次出现以战喻人的铭文。这四件铭文背后还有一段吴越之战的历史世界。春秋时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吴国和越国彼此征战不休。据文献记载，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有着较为完备的佩剑制度，不但可以防身，而且也代表了佩剑者的等级身份和权利，同时豪华的装饰还可以炫耀财富。吴王阖闾命人为自己铸造了多把宝剑，这反映了阖闾对宝剑的喜爱，也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独特的配剑文化。自中国汉代以后，钢刀铁剑逐步取代了青铜剑，成为短兵器的主流，吴王光剑也成为了历史上的绝响。

错金术相似于镶嵌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重要青铜器装饰技艺，所不同的是把金、银或铜为原料的丝线嵌入铜器花纹留出的凹槽内，经加工固定打磨后，留在青铜器表面的图案则更加璀璨夺目。山西曾出土许多错金银、错铜装饰的青铜器精品。赵卿墓出土有两把错金几何纹铜带钩，体积不大，却错有繁缛的几何纹样。至于用错金术制成的小铜虎，身长仅5.4cm，宽2.25cm，高2.1cm，制作技艺十分高超。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也是错金术装饰技艺的经典作品。

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是河东古代青铜文明的辉煌代表之一。反映了河东古代发达的青铜器制造技术。

运城地区位于山西南部，古称河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青铜器的重要出土地之一。众多的典籍记载、古文化遗址、遗存，均见证了运城地区源远流长青铜铸造文明。

运城地区中条山铜开采与冶铸的历史十分久远，多种古代典籍均有记述：《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管子?地数》载：“黄帝修教十年，而葛庐之山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墨子?耕柱》载：“昔都夏后开（即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以及《盐铁论?力耕》《逸周书?大聚解》《拾遗记》（卷十）等典籍也有记载。根据史籍记载，可以证明运城中条山是中国早期的重要铜矿产区。这为青铜的铸造提供了物质基础。

1990年，在运城平陆前庄发现了商代二里冈时期遗址，出土了出土了多件青铜器，包括鼎、罍，爵、釿等。其中青铜方鼎呈正方形，通高82cm、口径50×50cm、耳高14cm、腹深44cm、壁厚0．6cm、足高23．5cm；饕餮纹圆鼎，通高73cm。均是商代罕见的青铜器，特别是饕餮纹圆鼎是山西最早出土的大型青铜器。仰韶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了公元前1900--1500年左右的石锛范和青铜器。石锛范是古代石范铸造的重要物证，表明了当时晋南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运城闻喜的千金耙遗址，以及绛县的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发现，均有矿冶遗存，特别是西吴壁遗址被学界认为“填补了中国青铜时代空白”，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文化遗存，闻喜酒务头墓地，是运城盆地商代晚期的重要遗存，出土了多件精美青铜器。绛县的倗国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等文物，而且揭开了不见于史籍记载的古倗国的面纱。夏县的崔家河遗址，出土的东周时期青铜器经金相组织与成分分析，其中锡含量集中在11%～21%之间，铅含量在10%以上。这是铸造重要的科技史料。垣曲县北峪铜矿遗址和南海峪遗址等，均是古代铜矿冶的重要遗存。据运城市博物馆发布的信息，在运城市14个国有博物馆中，共收藏各类文物达17余万件，其中珍贵文物就高达3926件（套）。除了错红铜鸟纹壶和错金鸟书“王子于戈”还有多件高超制作技艺的青铜器。

4.1蟠蛇纹镂空鼎：春秋时期失蜡法铸造的物证

被誉为晋式青铜器中稀世佳作，以及被上海博物馆研究员、著名青铜研究专家谭德睿先生誉为中国失蜡法铸造最早物证的蟠蛇纹镂空鼎，1965年出土运城新绛县柳泉村。规格为：通高24厘米，口径26.2厘米。纹饰为：镂空蟠蛇纹饰两周，中间以绹索纹分。这件春秋时的著名晋式青铜器，铸工异常精美，有很高的技艺价值。

一般来说，泥范铸造、铁范铸造、失蜡法铸造被称作中国古代三大铸造技术。这些铸造技术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铸造科技成就。失蜡法铸造，又被称为熔模铸造，用容易熔化的蜡质材料制成铸器物的蜡模型。在模型外面用泥浆和耐火材料，硬化制成铸型壳。铸型壳经过烘烤，蜡液流出，形成型腔，然后浇铸，最后清理型壳，形成铸件。蟠蛇纹镂空鼎的发现，证明了早在春秋的晋国已经掌握了失蜡法铸造，反映了当时山西运城地区的铸造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4.2刖人守囿铜挽车：机械制造的杰出代表

运城闻喜县上郭村附近的“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目前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遗迹时代为：周至汉。具体位置为：邱家庄与上郭村相连的鸣条岗丘岭上。上郭遗址南北长5000米，东西宽1500米，总面积750万平方米。为春秋时期的古曲沃城址。上郭遗址出土了多件青铜重器，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刖人守囿铜挽车。

图五：刖人守囿铜挽车（山西博物院藏）

刖人守囿铜挽车，属于西周时期。

规格尺寸：通高9.1厘米，长13.7厘米，宽11.3厘米。

形制特征：为厢式六轮车，由两大、四小共六个轮子组成。装饰有猴、虎、鸟等14个立体动物形象，象征“域养禽兽”的囿苑，与《周礼》“刖者使守囿”的记载相符。

机械功能：这件青铜器不仅能通过挽环牵引，还能手推转动。六个轮子可以转动，车厢两扇顶盖都可以开启。车厢顶盖铸造有一只生动的猴子，提起猴身，便可打开厢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铜挽车顶部的四只小鸟，鸟身内部设有一个可以转动的顶针装置，只要轻轻一吹，小鸟就可以旋转起来。据有关研究，是由于当时的工匠在小鸟内部灌了铅，使其重心向下，最终落在下面的顶针上，这样上轻下重，旋转起来自然非常灵活。专家经研究考证认为，这四只鸟应该就是我国“候风仪”（又名“候风乌”）的雏形。整个铜车全身可活动部位达十五处之多。设计精妙，配置科学，堪称古代铸造精品。

装饰技法：采用了阴线雕刻、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有着极其高超的技艺。

另外，刖人守囿铜挽车还被认为是中国刑法史上的重要物证，见证了古代残酷的刖刑，即砍断人的左脚，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把受刖刑的奴隶随葬在奴隶主的墓中，表明了当时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

山西还出土了与刖人守囿铜挽车在制作思想和工艺方法上相同西周晚期著名青铜器：龙耳人足方盒，高9.3厘米，口长19.2厘米，口宽8.8厘米。1993年出土于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动物纹饰的人足器是晋式铜器中常见的类型和风格。此器长方形、龙形四耳，顶部有两扇可启的小盖，其中一盖设卧虎形钮。周身满布纹饰，以4个裸身跽坐背负手抬的人形为足，或以为鼎。

刖人守囿铜挽车展现了西周时期中国青铜铸造业水平的鼎盛，机械制造的巨大进步，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造型，同时还有社会刑罚的反映，与历史记载联系紧密，是在历史、艺术、科技三方面具有极高价值的精湛工艺品。[3]

错红铜鸟纹壶出土于万荣，而刖人守囿铜挽车出土于相邻的闻喜县，出土刖人守囿铜挽车的上郭村还出土了多件著名青铜器，比如陈信父壶、董矩方甗等。

通高28.5cm，宽22cm。西周时期陈国器，陈国铜器存世极少。现藏山西博物院。古陈国器，自铭为瓶，盛水或盛酒器。颈外铸铭5行20字。铭文：陈公子信父做旅瓶，用祈眉寿，万年无疆，永寿用之。

图七：陈信父壶（摄于山西博物院）

通高37.5cm,体扁方，甑、鬲分体，插合而成。甑立耳外撇，平唇，直腹壁，凸平底，上置“册”字形箅，插入鬲口。鬲附耳，平唇，斜直口，短颈，弧形腹壁，联裆，四个兽蹄足。甑的腹面上饰夔纹。甑内壁铸有铭文四行共二十二字，为：“□（董）五氏孙矩作其旅甗，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此甗应是董国的用器。董国原在今山西闻喜境内，后被晋国所灭。

图八：董炬方甗（摄于山西博物院）

这些青铜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纹饰异常精美，铸造质量一流。有些采用了陶范铸造。陶范铸造以侯马陶范最为著名。运城地区基本上都在侯马陶范的辐射范围。

侯马铸铜遗址，这是一个以冶铜为主的手工业作坊。在1956-1965年十年间，陆续出土陶范、陶模五万余块，其中完整或能配套的铸范近千件，熔炉与鼓风管二万余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这些出土文物与太原赵卿墓出土青铜器相比较，时代相同，地点相邻，器物的类型、结构及纹饰也非常近似，工艺水平也不相上下。由于出土陶范十分丰富，浇注系统工艺技术就能比清楚地反出来，就更能说明当时山西青铜器工艺技术水平了。

在侯马发现的这些实心母范中，也有用模子翻出来的，就是印模技术，这就使得成器附件形态能完全一样。

侯马陶范，是中国古代铸造科技发达的产物和物证，创造辉煌的青铜文明。侯马陶范器形和纹饰已经相当丰富，证明了当时的晋国青铜器的生产已经达到顶峰。侯马陶范是晋文化重要的符号。[4]

图九：花朵纹范-侯马铸铜遗址（白店）出土（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错红铜和错金均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重要技艺，反映了当时青铜器的制作已经达到非常发达的水平。金银错、错红铜，使得青铜器的装饰更加华丽精美。这也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件珍贵的春秋战国青铜器出土于庙前村的东周古墓葬，为这块土地增添了丰厚的人文魅力。同样错红铜鸟纹壶和王子于戈也是晋南地区古代青铜文明的著名代表，共同展示了光耀世界的青铜文明。

【1】梁子明李夏廷杨富斗田建文.万荣庙前东周墓葬发掘收获【J】三晋考古（第一辑）.1994：218-252

【2】杨福斗.山西万荣县庙前村的战国墓【J】文物.19581958(12):34-35

【3】胡春良.闻喜上郭出土的著名青铜器西周《刖人守囿铜挽车》【J】铸造设备与工艺.2019（3）：58-59

【4】山西大学“山西传统工艺史”编写组.山西传统工艺史纲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67-76

（原载《未来铸造》杂志2020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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