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教授潘天舒、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博士生唐晨琪

“死者告诉我：我并没有永远睡在墓地里。”

——日本当代歌曲《入千风》

定制“来世”

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辻洋子在对当代日本丧葬变化的研究中指出，由于人口结构、居住空间、生产消费模式、家庭制度、当地社区和工作场所已经改变。 重建带来了各种新的墓葬形式，包括规定灵活、不受家庭限制的永葬墓； 树葬、海葬、山葬等“自然埋葬”； “私人埋葬”，例如秘密埋葬； 极简主义葬礼”。

这些新墓葬与现代的传统墓葬有很大不同。 从战国时期到德川幕府时期，“家”（即）是武士社会盛行的民法制度。 “家族”是以家族事业为中心的群体。 家族企业的核心不在于财产，而在于技能和社会关系。 对于武士的主流阶层来说，土地、房屋、金钱只是家业的表象，而武术、官职、权力才是家业的本质。 技能的丧失和社会关系的解体是家族企业断绝的标志。 家族事业垂直延续，需要祖父、父亲、孙子形成地位和精神的连续性。 继承人通常是家族的长子，被视为“家族统治者”。 家族监察人支持家族企业的经营，维护家族的发展，享有家族的权威，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 在近代日本，从上到下，家族制度已经成为政府组织和控制民众的有力手段。 家庭制度作为一种自我组织和管理的法律和道德实体，不仅规范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也规范家庭成员的死亡和“来世”。 家庭成员去世后，他们仍然是家庭群体的一部分，并被埋葬在祖先的坟墓中。 普通百姓中，多是家族三代人的坟墓。 三代家族坟墓的管理者一般是家族监，定期组织家族祭祀，形成共同的道德生活和伦理秩序。 1948年，新民法废除了家族制度和家族督继承制度，提倡子女平等继承权。 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人们开始从事家庭生意以外的民生活动，家开始转变为“家庭”。 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晚婚、不婚、离婚率上升，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趋势，三代家庭大幅减少，核心家庭、无子女家庭、单亲家庭开始增加。 结构的整体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种变化之下，家族坟墓的数量减少了，能够管理家族坟墓的人也减少了。 随着资本的介入和消费的驱动，各类殡葬机构开始涌现，人们开始选择新的殡葬方式。

新的丧葬方式意味着传统死亡观念的改变：安排死后的“来世”从家庭责任转变为个人选择。 在新的丧葬仪式中，人们可以在生前一次性结清墓地永续费，提前预订墓址，以及日常的修缮、维护和祭祀，从而摆脱了家族制度对继承人的要求。 同时，人们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合葬或相邻合葬，构建个性化的“来世”图景。 永代支持的墓地一般由家族以外的寺庙或殡葬服务机构经营。 丧葬方式灵活多样。 可以一人单独埋葬，也可以多人合葬。 合葬之间的关系不受家族制度的限制。 嫁入不同家族、不同姓氏的两个姐妹，可以合葬，不宜分别埋葬在婆家的家族墓地。 不与婆家合葬，不再受“来世”的束缚，成为许多与丈夫、婆婆关系较深的女性的首选。 树葬是将死者的遗体或骨灰埋在树林或山中的坟墓中，用灌木或树苗代替墓碑。 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合葬，安息在大自然中。 人们相信，通过树葬，死者的灵魂将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死后的世界将是广阔、纯净、无尘的。 人们在树间埋了两米深的圆柱体，圆柱体的底部直接与土壤接触。 骨灰撒入后，成为树木的养分，呈现出死后回归自然的画面，表达生命轮回的概念。 树葬公墓利用公共骨灰盒打造公共祭祀空间。 亲属不能直接在树下烧香拜祭，而是要在墓地的公共花坛前献花祭品。 海葬和山葬都是火葬，骨灰撒在海里或山上。 没有坟墓，也没有人管理墓地。 他们只是想保持干净。

秘密埋葬和零埋葬的仪式程序更加私密和简化。 秘密丧葬，又称家庭丧葬，是亲友间举行的小型告别仪式和埋葬，有的家属在葬礼后还会举行追悼会。 直埋则更为简单：省略守夜，死者直接送往火葬场火化。 参加者仅为直系亲属和近亲，不为死者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举行告别仪式。 零土葬是指火葬后不留骨灰、不立坟、不立塔，让一切回归“零”。

失去社区

日本宗教学者岛田弘美在《将生命的终结归零》一书中认为，以丧葬佛教和祖先崇拜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的消失，是许多新丧葬方式形成的社会条件。

丧葬佛教是日本社会特有的宗教现象。 这意味着普通人只有在葬礼和仪式上才与佛教产生联系，而寺庙的功能也仅限于举办葬礼。 然而，历史上的佛教最初并没有涉及葬礼问题，葬礼也不是直接源自佛教教义的仪式。

奈良时期，三论宗、宝照宗、成世宗、苦舍宗、华严宗、立宗传入日本，史称“南渡六宗”。 六宗的传入导致了大量寺庙的兴起，包括法隆寺、东大寺、兴福寺、药师寺等。这些寺庙不开设墓地，僧侣也不举行葬礼。 僧侣圆寂后，不再被关押在寺庙里。 葬礼。 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传入日本后与当地社会思想相融合。 佛教主张脱离轮回，永不再轮回。 南都六宗继承了佛教的原始方向。 不过，日本人并不排斥轮回，希望通过轮回来超越今生。 这种情况与佛教传入中国、朝鲜后的情况类似。 由此，中国出现了主张死后轮回的净土宗。 西方极乐净土传入日本。 十世纪末期，原心和尚撰写了《往生集》，进一步完善了净土宗的思想。 他先描写地狱的悲惨景象，然后描写西方极乐净土的出现，试图引起人们“对污秽之地的厌恶”。 心，还有“求净土”之意。

十一世纪中叶，中国的“莫达”思想传入日本。 莫达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越来越无法传承和弘扬，社会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 佛法的终结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影响。 人们坚信佛教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传承。 要摆脱这种情况，就必须转生西方极乐世界。 后来，良仁和尚创立了融通念佛宗，相信一个人通过念佛可以为他人积累功德，带领大家往生西方极乐净土。 镰仓时代，和兰和尚提倡“专念佛”以求得极乐。 这种思想得到了当时贵族的支持，在武士阶层中传播，最终传播到普通百姓。 因此，在净土思想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死亡和土葬开始与佛教联系在一起。 在强调念佛修行的佛教氛围中，禅宗曹洞宗就践行了这一理念。 禅寺里的和尚只专注于念佛，不做其他事。 长期以来，禅寺没有收入，道场濒临关闭。 为了挽救禅宗寺院的财政状况，被列为禅宗祖师之一的应山少金，以中国禅宗经典《禅宗》为蓝本，将修行中去世的僧侣所采用的丧葬形式推广到普罗大众。庆贵”。 因此，日本形成了独特的丧葬佛教，并逐渐为临济、天台、真言宗等教派所接受。

丧葬佛教在当地社区建立了有序的死亡方式。 在村里，无论信不信佛教，死后都会采用佛教葬礼。 其中，戒名是佛教丧葬的核心环节。 日本社会的命名系统具有历时性和流动性的特点：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被赋予多个名字，从童年、成年、成功、退休乃至死亡，相应的名字逐渐被赋予，新名字取代旧名字。一。 这个名字意味着生命意义的重建和更新。 死后所赐的名字，就是受戒名，目的是为了让死者能够受戒为僧，以便佛教丧葬仪式上使用。 江户时代，幕府实行寺庙请愿制度，强制各家族成为寺庙的赞助人，称为“谭家”，家族成员的葬礼也必须由寺庙主办。 与此同时，日本佛教吸收了中国的祖先崇拜和儒家思想，形成了以稻米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的结构性规范力量。 幕府灭亡后，废除了寺庙请愿制度，明治政府建立了家族制度，规定家族总督必须负责祭祀家族各代祖先。 因此，在近代日本，形成了以佛教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这种信仰体系对社会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和规范，影响着各行各业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死大事。

土葬佛教给村里带来了等级森严的丧葬制度。 村里的大户人家向寺庙捐献了大量的布施，这样他们死后就能得到“院号”。 院名中的“院”，本指寺庙的建筑。 这是一个严格规范的任命头衔，通常授予社会地位较高的谭氏家族。 获得医院称号被视为家庭荣誉。 普通家庭被授予普通戒。 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葬礼主要由村内的互惠机制接管，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1980年前后，岛田由美根据对山梨县村庄的调查发现，当地普通村民在葬礼上的花费很少。 在村里，一旦有人去世，家人会把所有后事交给“殡葬队”处理。 殡葬团体主要由村民组成。 它是村内反复循环的组织，具有公开性、互惠性。 村民利用殡葬队帮助其他家庭举办葬礼。 如果自己家里有人死了，其他家庭也会帮助他们。 殡葬团队重义重利，不收费。 建造一座坟墓并不需要花多少钱。

日本社会普遍采用“二墓制”。 一座坟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埋葬遗骸的“陪葬墓”，二是用于祭祀的“祭祀墓”。 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分隔。 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些学者认为，土葬和祭祀的区分可能是由于人们“避死不洁”的心态所致。 长期以来，村落只设陪葬墓，不设祭祀墓。 只有村长或大家族才会设立祭祀坟墓。 随着村里经济状况的好转，村民修建祭祀坟墓的数量逐渐增多。 如果埋在村里的公共墓地，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 就算设立一座祭祀坟墓，也只需要制作一块简单的石碑，成本也有限。

日本墓地

葬礼的道德共同体也延伸到业力组织。 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农村的年轻人纷纷到大城市的公司上班，殡葬队的职能也被交给了大公司。 当时的日本企业形成了“日本式管理”的特点。 企业对员工实行终身雇佣制度、工龄制度和工会制度。 公司对员工有“家人”的属性。 员工资质的成长与公司利益密切相关。 公司对员工实行家长式的监督和关怀。 因此，两者之间的道德关系非常密切，这种道德关系类似于亲属关系。 当然，公司也承担着照顾员工事务的责任。 一旦员工去世，在公司的组织下，其他员工会帮忙办丧事，一起参加葬礼。 这种形式的葬礼被称为“社会葬礼”。 参加社会葬礼的许多人是与死者工作的公司有业务关系的其他公司的员工。 即使他们与死者没有私人关系，他们也会出席，以维持两家公司之间的业务关系。 这种现象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中尤为普遍。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企业的运营模式发生了变化。 雇佣关系不再稳定，人员流动性加大，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道德关系被弱化。 企业为员工安排葬礼的情况并不多见。 参加葬礼的企业员工人数大幅下降，葬礼规模开始缩小，仪式内容开始简化。

在日本社会的结构分化中，现代性悄然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过去的村庄社区被拆除，生产、消费场所和日常生活空间相互分离。 城乡的空间划分造成了现代生活与集体记忆的分离。 农村的年轻人涌入城市寻找更多的谋生机会，留下的家族墓地杂草丛生，杂草丛生。 人们很少在家里设立佛寺。 在传统的日式房间里，有推拉门和横梁，可以用来高高地放置死者的照片。 如今，居住空间变小，人们很难腾出祭祀空间来祭祖。 如今的日本乡村，由于空间密度低、公共交通匮乏，日益呈现出“汽车社会”的面貌。 日本郊区县的汽车普及率高于东京、大阪等城市。 汽车是连接乡村与外界的重要载体。 同时，由于远郊土地价格相对较低，人们在农村举办葬礼、购买墓地，以降低丧葬费用。 在当代日本社会，人们开车到乡下参加葬礼，在城市郊区为已故亲人建立墓地，在彼岸节或盂兰盆节期间扫墓。

人们只在特定的时间点和空间位置参加葬礼，葬礼逐渐开始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的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距离，还有文化上的距离。 人们区分葬礼和日常生活，空间的分离和时间节点强化了这种区分。 葬礼已成为一种特殊而遥远的活动，远离日常生活的喧嚣。 日本社会鼓励父母与孩子之间保持“尚未冷漠的距离”，亲密却又带着一丝边界和疏离。 那么，死者与生者的距离是多少？

“死生意”

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战后形成婴儿潮。 这一时期出生的人被称为“群体一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后，昔日的社会“脊梁”开始面临衰老和死亡的问题。 近年来，日本的死亡人数逐年上升，葬礼和墓地的需求也不断增长。 殡葬业迎来刚性需求和多元化市场。

日本葬礼的商业化是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和工商业的发展而开始的。 人类学家铃木光在其民族志《死亡的代价：当代日本的殡葬业》中描述和分析了日本殡葬业的脉络、现状和特征。 明治维新期间，皇室和中国人之间的身份区别被废除。 在这个变革时期，葬礼成为公开表演身份跨越和阶级混合的社会奇观。 有钱人经常模仿江户时代的大名，使用豪华的棺材，并使用大型仪仗队在街上游荡。 仪仗队中有一群舞者，手持雨伞、剑盒、旗帜、长矛，训练有素，动作娴熟。 那时，丧葬仪式的操作和表演已经成为一门技能，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业领域。 与此同时，城市开始开设殡仪馆，为殡葬商业化提供场所。 例如，1887年建成的东京总仪社是东京最早的殡仪馆，为人们提供佛教葬礼或神道葬礼。 殡仪馆的从业者主要是各棺材铺、铜铺、工艺品铺或家具铺的工匠。 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初都是零星的殡葬用品供应商。 由于殡葬业利润高，工匠纷纷转行。

十九世纪日本的葬礼游行

大正时期，理性主义成为主流社会思潮，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系统扩散：交通系统发达，人们克服了空间距离的阻力； 公共卫生、防疫理念得到广泛践行，在公共空间的制作和规划中，将火葬场与日常生活空间分离； 社会精英开始倡导卫生、合理的殡葬理念和做法。 因此，大正时期，丧葬仪仗队不再流行，礼仪也变得简单。 人们更加重视告别仪式上的悼词和讲话，哀悼的内容比形式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1920年代左右，一些日本殡仪馆开始向美国等地引进殡仪车（灵车）。 殡仪车虽然装饰得很华丽，但它的核心功能在于它的动能和效率。 它可以穿梭于城市中，高效、卫生、安全地搬运遗体，适应城市的空间特征和时间节奏。 因此，近代日本殡葬业的商业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产物。 殡葬业关注现代社会人们对死亡的认知和情感，关注人们面对死亡时的需求，关注社会对死亡和殡葬形成的信仰、观念和思潮，并通过商业化的应对方式模式与整合独特的组织模式创建了适合社会结构、风俗变化和个人需求的业务实践体系。

日本殡葬展

当代日本殡葬业的实践领域不断聚合和拓展，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环节化、系统化的商业组织。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地区的殡葬企业或殡葬从业人员进行行业间整合，形成商业互助体系（MAS，The Mutual-Aid System），组织了“全国婚丧葬互助会”。 “全国婚丧互助协会”（NMAA，全国婚丧互助协会），将殡葬分为不同的专业环节，每个环节由不同的殡葬公司或殡葬经营者接手，通过链条连接，形成系统化的殡葬服务流程。 同时，殡葬业与金融业合作，形成殡葬融资体系。 人们可以预购互助合作社（MAC，Mutual-Aid Cooperative）的会员资格。 当亲人去世时，可以通过会员系统分期支付丧葬费用，并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一些丧葬用品。 该商业系统是基于本地网络的。 该格式涵盖日本各个地区。 一旦发生死亡，人们可以通过拨打殡葬电话与整个殡葬业务网络取得联系。 从丧葬费的借贷到办丧事的各种手续，都比较清晰、有条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殡葬业试图与社会各个领域融合，产生社会商业实践，而死亡也正在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受到各种商业主体构建的实践网络的胁迫。

殡仪馆公司是殡葬行业互助体系中的主导主体。 他们往往聚合、连接各类殡葬企业，调配、调配分散的殡葬业经营者的人员，成为殡葬活动的调度者和组织者。 在当代日本社会，葬礼一般需要两到三天才能完成。 殡仪馆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遗体清洗、整形、运输、办理死亡证明、礼仪咨询、安排告别仪式、购买礼品、宴请亲友等，以及火化遗体。遗迹。 将由当地政府指定的火葬场接管。 铃木光的民族志指出，殡葬公司需要精心设计葬礼的每一个环节，准确回应死者家属的需求，包括仪式需求、情感需求、精神需求、社会需求，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些营销策略催生了一个巨大的殡葬消费市场。

沐浴是殡葬商业化的典型案例——殡葬文化通过商业实践被重塑和诠释。 死者去世后，殡仪馆工作人员通常会清洁和修饰死者，这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不过，如果死者在医院去世，医院护士一般都会为死者擦拭身体。 为了在这个环节盈利，殡葬工作人员会推荐为家属提供沐浴服务的供应商。 如果家人拒绝或犹豫，丧葬承办人会使用事先准备好的措辞，包括强调死者的痛苦以及死亡造成的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永远分离，“死者在医院期间没有机会洗澡”。他一生中，这是家人为死者洗澡的最后机会”；或指出沐浴是日本传统丧葬仪式的必要组成部分，强调沐浴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真实性”，带来一定的意义。通过上述道德修辞和文化话语，沐浴服务被解读为一种神圣的仪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盈利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些商业行为还市场不断产生特定的殡葬理念和文化，而这些理念和文化又不断强化市场的内生需求。 在沐浴过程中，沐浴​​者会营造一个充满文化隐喻的仪式场景，带领死者家属扮演仪式角色，让对方在具体的仪式中产生对生、死、亲情的理解。情况。

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开始提供沐浴专用车服务（CSC，Ceremony Special Car Service）。 沐浴者用专车运载浴缸、水管、喷头、担架、沐浴露、浴巾以及殓服等礼仪用具，接到上游殡葬公司的订单后，立即驱车前往殡仪馆开业。 沐浴者大多是30岁以下的女性和40岁以下的男性。 女性穿裙子和白色或浅蓝色围裙，男性则穿白色医用外套和黑色裤子。 优雅、干净、整洁，举止细心，风度恭敬。 尸体被小心翼翼地移到浴缸上方的担架上，担架的一侧连接着热水管、冷水管和排水管，其中三根管子通向屋外的礼车，以避免杂乱。 家庭成员也应参加沐浴仪式。 先将热水倒入木桶中，然后倒入冷水，形成温水，一手握住木桶，另一只手握住木勺，从木桶中舀水，从下体开始。直到死者心旷神怡，慢慢地将水浇在死者身上。 如果家人不小心把半满的勺子放回桶里，就会把死者的灵魂拖回现世，让死者犹豫不决。 人们普遍认为，死者的灵魂应该被引渡成佛，而不是留在这个世界上。

通过这个仪式，死者与生者的世界区分开来，家人需要重建与死者的关系。 同时，沐浴仪式商业化后，沐浴者不再强调死者与生者的分离，也不再强调死者的“污染”。 排序因素，包括悲伤的情绪冲击、物质关系的破裂，或者迫切需要重建死者的记忆等，但强调死者可以通过沐浴得到彻底的放松和休息，达到“善”。死亡的家人也能从中得到安慰和精神上的慰藉。 “美好”的死亡是对死者建立美好记忆的先决条件。 通过精心设计的仪式，家庭成员被家庭的结构性和集体性力量动员和团结，重新编织社会关系，重申自我的意义。 因此，当代日本丧葬的商业化，产生了特定的丧葬文化。 人们从对殡葬产品的选择、消费和认可中重构生死观念和丧葬习俗，形成对死者“最后”的记忆。 这段记忆将对幸存者的自我意识和未来的日常生活产生持久且不可磨灭的影响。

日本殡葬服务展上展出的殡葬产品，以及葬礼和追悼会的各种服务。

However, according to Hiromi Shimada,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Japanese funeral industry, certain problems have arisen. The entry conditions of the Japanese funeral industry are relatively loose. Even if you do not have the qualifications of "funeral ceremonial master", you can also operate a funeral company. When there are more practitioners, the competition becomes fiercer, product names emerge in endlessly, and funerals become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Arranging ceremonies and purchasing cemeteries are often billed in millions of yen, and some cost even as high as tens of millions of ye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difficult to establish secular value standards for many ceremonial supplies or activities, such as altars and pujas, and sometimes it is even necessary to "regardless of money". In funeral Buddhism, the ring names bestowed by temples on the deceased are increasingly showing a tendency of "expansion". In the past local communities, the granting of precepts was constrained by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local hierarchical order, and only those Tan families who enjoyed local fame and made major donations could obtain the title. In today's big c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 family and the temple is no longer close, and high-standard precepts are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temple to maintain the Tan family. Therefore, for the Tan family, as long as they pay a high amount of donations, they can get the hospital number. According to Shimada Hiromi's statistics, among the current precept names, half of them are courtyard names. The hospital number is no longer scarce, and the precept fee is also rising all the way.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above phenomenon is that the concept of funeral in Japanese society is still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overall social trend of thought. People have reached a certain consensus on the hierarchy, order and ethics of funerals. Funeral regulations and frugality can reflect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deceased and his family. There were three kinds of funeral plans popular in Japan: "pine, bamboo and plum". The middle-priced "bamboo". At the same time, funerals are mostly arranged by family members, and etiquette has become a way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ceased and the living, including the filial piety of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th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etc.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value norms. For the deceased, the funeral has absolute externality and objectivity; for the family members, the funeral has a certain instrumental and performative nature. The wishes of the deceased, as well as the hearts of the family members at the moment, are quietly covered up, and are affected and constrained by the structural forces of society, or "the burden of the world".

"The Grave in the Heart"

In the past ten years, a new term has emerged in Japanese society: "susuke", which means "end-of-life preparations" or "posthumous matters". People began to emphasize "funeral autonomy" and pay attention to how to face death while they are still alive. Many people sign living wills to customize their funeral arrangements in advance. Many people choose natural burial styles such as sea burial, mountain burial, and tree burial in advance, or minimalist burial styles such as direct burial and zero burial. There are also many family members who choose the above-mentioned new burial ceremony for their deceased relative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Japan's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as of 2014, 22.3% of people in funeral homes across the country chose zero burials. Some people combine direct burial with zero burial: after death, no ceremony is held, the body is sent to the crematorium for cremation, no ashes are left, no grave is set, and they leave directly.

Shimada Yumi believes that the popularity of zero burials lies in the folk tradition of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bones" in Japanese society. In the traditional Japanese two-tomb system, the burial tomb is used to bury the body, and the worship tomb is used to commemorate the deceased. People generally only perform rituals and sweeps before the tomb. What is sacred is not the remains in the tomb, but the abstract essence and spirit of the deceased. Today, cremation is almost universal in Japan, but not all ashes are collected in all areas. Taking the Itoigawa-Shizuoka tectonic line as the dividing line, in eastern Japan, "full bone collection" is implemented, all ashes are collected, and the urns used are larger, while in western Japan, "partial bone collection" is carried out, and only one-third of the ashes are collected. One or a quarter of the remains are removed, and the remaining ashes are disposed of in a crematorium using a smaller urn.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fate of the remaining ashes.

Ashes and cemeteries are "existences" constructed by the living in memory of the deceased. Ashes are the material remains after death. Cemeteries make ashes sacred. They materialize and essenti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ceased and the living, abstracting away time and solidifying it into sacred eternity. I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funeral, people need to follow the system, norms and ethics regarding the remains and cemetery, and form an institutionalized, standardized and ethical "self". These vague “selves” bea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munity. As the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many people begin to see it as a liability. In order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burden, people either leave no cemetery, leave no ashes, or throw away both.

Natural burial dissolve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and iconography of “cemetery”. During sea burials, people wrap the ashes in water-soluble Japanese paper and scatter them in the sea. During mountain burials, people scatter ashes directly on the ground. These burial rituals may seem simple, but they are still gazed at and constrained by social structural forces. In human society, what kind of space can involve death matters needs to be negotiated and recognized by different subjects related to the space. Although the ocean is not an individual's private property, people still need to cooperate with professional shipping companies to sail offshore for burial at sea. Mountain burials are more complicated. Mountains in Japan are often owned by individuals or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part of Mount Fuji's forest is owned by Fuji Sengen Shrine. Before mountain burial, people need to obtain permission from the owner of the mountain forest. Even if the mountains and forests belong to you, you still need to negotiate with your neighbors. Only when people find mountains and forests that are far away from human habitation and do not belong to any subject can they be able to freely integrate with nature.

Zero burial completely deconstruc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Japanese funerals. There is no funeral ceremony, no grave, and no ashes left. The remains are simply processed, buried, or cremated. Som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who advocated the new burial style once advocated "graves in the heart", emphasizing the memory and remembrance of the deceased, and using this spiritual and spiritual practice to improve themselves, rather than obsessing about building the material objects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ceased. Sexuality, substantive relationship. People need to reflect on their beliefs in “things” and “possessions” and reconstruct a rational and transcendent concept of life and death.

参考：

Yohko Tsuji, Evolving Mortuary Rituals in Contemporary Japan, in A Compan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Death, edited by Antonius CGM Robben, Hoboken: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2018, pp17-30

[Japan] Written by Shimada Yumi, translated by Yan Mingli, "Let the End of Life Return to Zero", Taipei: S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2016

Hikaru Suzuki, Price of Death: The Funeral Industry in Contemporary Japa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