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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以考古学的形式全面展现淮阳马鞍冢楚顷襄王墓的发掘历程。这是迄今为止从考古学层面全方位诠释淮阳马鞍冢楚墓的最为详实的资料，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抚过沧桑历史，一直认为淮阳马鞍冢楚墓早已被人为破坏，盗掘一空。但经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才得以让我们通过这尘封的历史，了解楚文化在淮阳地区的博大精深与恢弘气势！

马鞍冢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东南5公里大连乡大吕行政村瓦房庄村西一百余米。因两冢相连，状似马鞍，故名之为“马鞍冢”。冢西200余米是新蔡河，再向西300余米是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址，城址的台地上埋葬有许多战国晚期的中小型楚国贵族墓（图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农民在马鞍冢取土时，曾经发现铜镦、带钩、错银双蛇头承弓器等文物。198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淮阳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马鞍冢进行考古调查时，从村民手中征集到这些文物。经过实地调查，初步认为马鞍冢是两座大型合葬墓，冢的西部有两座大型车马坑。经报请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1981年春抢救性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至1983年底发掘工作结束，历时三年。共发掘大型楚墓两座，大型车马坑两座。两座主墓已被盗掘，车马坑完好无损。

马鞍冢是一座合葬墓，分南冢和北冢，每个冢下均有一座大型土坑竖穴墓，每座冢的西边均有一座车马陪葬坑（图二）。

北冢：墓上有4米高的封土，内出土蚁鼻钱和铁钁，由于当地农民设窑烧砖取土，已将部分墓口及台阶破坏。墓平面为甲字形，墓向东，方向104度。墓室系夯土版筑而成，平面近正方形，东西长16.6米、南北宽15.3米。七个台阶。墓内填土为棕花夯土，每层厚约0.2米左右，用椭圆形或圆形平底夯夯实。墓室内置木椁，已朽，墓内填土下陷。墓东部为斜坡墓道，残长约9米，墓道两壁镶有壶形铜片，并插旗杆。墓室的南部有一个盗洞，从盗洞内出土器物分析，应是隋末开挖的。墓内大部分器物被盗。

北冢的西边有一座车马坑，编为一号车马坑。南北长35米、东西宽4.72米，西部正中有两条斜坡通道，北通道长约3.4米、宽约3.6米；南通道长约4.3米、宽约2.7～3.4米。车马坑内填棕花土，部分经过夯打，圆形平底夯窝。坑内随葬车八辆、马二十四匹、狗二只。坑内西北角随葬陶明器，有鼎、敦、壶、钫、盒、簠、簋、豆、高足壶、匜、箕等，南部随葬肩舆和泥质器物等。马头一律朝西，多数放在车前，腿北脊南，排列有序，据此推测，马是杀死后放在坑内的（图版二）。

南冢：墓上有残高2米的封土，封土为棕花土，不见夯窝。墓东部、北部及西坡墓道部分已被破坏，东北角已接近椁室。墓平面为“中”字形，墓向东，方向100度。墓室亦系夯土版筑而成，在墓室的壁上还遗留有版筑的痕迹及横木洞。墓室的平面近正方形，东西长14.5米、南北宽13.48米，有五个台阶，逐级内收。墓内填土为棕花夯土，每层厚0.2米左右，圆形平底夯窝。墓室内置木椁，已朽，填土下陷。墓室的北部偏东有一盗洞，盗洞内出土西汉半两及汉砖等，被盗时间当在东汉末年。墓室的东部、西部各有一个斜坡墓道，东部的墓道残长约6.5米、宽约4.2米，南北壁上镶壶形铜片，地上铺编织物，应该是主墓道；西部的墓道较窄，残长约8.6米、宽约3.6米，地上也铺有编织物，但不见壁上有壶形铜片。

南冢的西边也有一座车马坑，编号为二号车马坑。南北长40米、东西宽3.7米，东部偏北有一个斜坡通道，长4.6米、宽3～3.4米。车马坑内填棕花土，全部经过夯打，圆形平底夯窝。坑内随葬车二十三辆，泥马二十多匹，旌旗六面，车的木质构件虽朽，但象牙、骨、铜、铁质构件齐全，未经扰乱，均在原来的位置上（图三）。车的种类也有很多，为研究战国时期的车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马鞍冢两座车马坑共随葬各类车三十一辆。大多为单辕车，也有双辕车。除双辕车服马一匹外，单辕车多为一衡二轭，驾车马数有二匹、四匹、六匹三种，其中六马车是根据二号车马坑内一部分车箱中随葬的马衔镳数推知的。从用途上看，有战车、安车，还有供乘坐游戏的小轮车。

图版三战车复原模型（平粮台古城博物馆）

战车：指一切用于作战的车。《六韬》、《卫缭子》、《战国策》中均有战车一词，《考工记》中把战争用车称兵车，《礼记》、《韩非子》称武车，《周礼》将作战之车分为戎路、虎车、阙车、革车、轻车等。战车一定是敞车，车箱上不能有永久性的车盖，这样才便于士兵立乘车上，执戈、矛、弓箭等兵器进行战斗。如平时乘坐为遮日防雨，仅能附设可撑合、便于收起的活动伞盖。马鞍冢两座车马坑随葬车中敞车居多，其中一部分车箱内束放伞盖，均应为战车。

图版四装甲车复原模型（平粮台古城博物馆）

马鞍冢两座车马坑共随葬战车二十余辆，这些车的车箱不太高，长方形，有的有车箱后门，有的则没有。两座车马坑中战车的放置方法不同，一号车马坑中的战车车向西，是将战车由西部通道倒推进车马坑内，将车辕放在坑底，故显得辕低箱高；马是先杀死后，按照每辆车的驾车马数分别放置在车辕两侧的，马头一律头朝西，蹄北脊南侧卧。二号车马坑因为随葬的车辆多，而坑又窄，故车的放置比较密。南部的十二辆战车分两排排列，每排六辆，车向东或向西，两车相对为一组，共六组。车箱靠坑壁，相互交叉放置，大部分车的车辕放在对面车的车箱上，唯有二、四号车的车辕、车衡、年轭放置在一、三号车的车箱下，看来是先将二、四号车放好，再放一、三号车的。中部的战车顺坑放置，车向南、北或西南，多为一辆车内放置一束伞盖，唯有十九号车车箱内放置二束伞盖。二号车马坑内埋葬的是泥马，又因车马坑窄，没有放在每辆车前，而是全部放置在车马坑北部的两侧，但每个车箱内都放置二付、四付或六付马衔镳，以表明每辆车的驾车马数。

下面重点介绍马鞍冢二号车马坑中的四号和七号战车。

四号车：位于二号车马坑的南部，车向东，辕稍低，车轭着地，车箱向前倾斜，三号车的车箱叠压在四号车的辕、衡、轭之上，三号车的辕、衡、轭同时叠压在四号车的车箱之上。四号车的木质构件已朽，铜质构件完整无缺，均在原来的位置上。清理出来后，四号车的形状比较清楚，可知为单辕双轮，一衡二轭。车通长340厘米、宽294厘米。车箱内放置铜马衔镳、铜鋂、铜五筒、铜銮铃、铜铃、铜盖弓帽、“∪”形铜盛器等。从车箱内放置的四付马衔镳看，四号车应为四匹马驾驭的战车（图四）。

轮：轨宽208厘米、轮外径136厘米、内径117厘米。毂中空，通长65厘米、轵端外径8.8厘米、内径3.6厘米、贤端外径17.2厘米、内径7.6厘米。从毂中间往轵端有四道铜箍，每道铜箍向里的一端稍粗，向外的一端稍细。由毂向外数，第一道铜箍直径21.2厘米、宽2.75厘米、厚0.3厘米；第二道铜箍直径12厘米、宽2.5厘米、厚0.3厘米；第三道铜箍直径10.4厘米、宽2.5厘米，厚0.3厘米；第四道铜箍的断面呈曲尺形，是为了将毂包严，直径9.2厘米、宽2.5厘米、厚0.3厘米。从毂往贤端也有二道铜箍，第一道铜箍与轵端里侧第一道铜箍的尺寸相同，贤外端第二道铜箍与轵外端的第四道铜箍的形状相同，亦是为了将毂包严，直径17.4厘米、宽2.2厘米、厚0.4厘米。每个铜箍上均有小孔，可以铆在毂上。每轮有三十二辐，辐近轮牙处的断面为圆形，宽5厘米。轮牙宽5.5厘米、高9.5厘米，断面为圆角长方形，近辐及接近地面部分微鼓。轮上有两个铜箍，宽35厘米、厚0.1厘米、展开后长31.8厘米，用长方形铜片铆在轮牙上，用以加固轮牙的接口，应即金文中所称的“金豙”。辐、毂、轮牙均呈褐色（图五）。

轴：通长294厘米、直径11厘米。断面呈圆形，两端在毂内部分里粗外细，直径为7.6～3.1厘米。外套铜质车軎，軎圆筒形，直插进毂里，又起杠的作用，长10.1厘米、直径3.6厘米、壁厚2.5厘米、外部挡头厚0.9厘米。軎中部有长方形辖孔，内穿长方形车辖（图一二）。轴与车箱底部两侧的伏兔相接触，伏兔与车箱底架连为一体。

辕：通长340厘米。前端断面呈?圆形，高8～10厘米，箱下部分扁宽，宽10厘米、高8厘米，在车箱下与轴的中点垂直相交，不见当兔。辕体较直，唯前端微上翘，辕軏处持衡。

图八二号车马坑十三号车出土情况

衡、轭：一衡二轭，缚结在一起。衡两端细，断面呈圆形；中间粗，断面呈?圆形。衡长146厘米、中部高10厘米、宽8厘米。衡的两端有铜质衡头，长9厘米、直径4厘米。衡头内侧各缚系一枚铜铃，高14.2厘米。上有半环形钮，饰窃曲纹，高14.4厘米（图一三）。两组銮铃分置于衡中部两侧，每组有铃两枚，各安设在一抉铜板的两端上部，铜板中间下部竖接略亚腰的长方形铜方座，中有方孔，高40厘米。衡上亦凿有方孔，插一方木，方木上端插入銮铃座的方孔中，以便衡和銮铃相联接（图一五）。在銮铃与衡头之间各有一轭，缚于衡上。铜质轭首正视为漏斗形，断面呈?圆形，上安一枚銮铃。轭首下接圆管状铜轭颈，轭颈下为断面?圆形的铜轭裤。轭裤内套插木质轭架，宽5厘米。两轭的外侧轭肢上各系结一半圆形的铜环，当为靷环。轭脚弯翘，上套铜构帽。轭通高94厘米（图一六）。

车箱的四角及前部正中设五个銅饰件，形如“凸”字，上有穿孔，底部两脚有管状横孔，前部正中的铜饰件体为直角（图一七：下），四角的铜饰件体为钝角（图一七：上）。这五件铜饰出土时位置清楚，可能是为了牵系伞盖，以使车行驶时伞盖不致倾倒而设。车箱用宽7厘米、厚5厘米的木料作四轸。车刚发现时，在车箱的前半部有横置的朽木痕。车箱内靠四角放铜铃四枚，靠左侧放銅“U”形盛器四件（图二○），车箱内还有铜马衔、兽首马镳四付（图一八），铜鋂八百九十四枚（图二一），以及五筒（图二二）、盖弓帽（图二三）、支钮（图二五）和伞柄套（图二四）等。在车箱前有一件兽面纹柄的铜铲，长16.2厘米、刃部宽13.2厘米，铲柄断面呈八角形（图一一）。车箱后门两侧门柱处各有一铜钩形饰（图二六）。

关于铜鋂，郭宝钧先生认为：“鋂，犬项圈绳索饰，短管状，一绳索贯入许多铜管中，围于犬颈，故旧训鋂为‘一环贯二也’，实则一项圈所贯决不止二环。”山彪镇一号墓出土铜鋂，郭宝钧先生认为是犬项圈上之物；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亦出此物，荆州博物馆的学者认为是马的辔饰；淮阳马鞍冢二号车马坑四号车内出土的铜鋂，亦应是马的辔饰。

图一二四号车铜軎、辖（K2：4—58、59）

图一六轭（左：正面右：背面K2：4—33、40—42）

图一八：马衔、马镳（K2：4—19、25）

图一九中、右：铜插旗筒（K2：4—3）左：铜插戈筒（K2：4—18）

图二四铜伞柄套（K2：4—12、13）

根据四号车出土情况，相关学者作了复原，因又对辕和轼的复原有不同看法，因而绘制了两个复原方案图，以供学术界参考。

关于车辕，由于发掘时“辕体较直，唯前端微上翘”，故第一方案按出土情况予以复原（图二七），但又考虑到四号车辕叠压在三号车箱下，可能由于三号车的压力，使四号车辕变形，四号车辕也可能是曲辕，这是第二个复原方案（图二八）。

关于轼，从发掘的遗迹看，四号车前箱板上部有一横木痕迹，中间微曲，下有两立柱支撑，可能是车轼，这是一种意见。第二种意见认为由于横木痕迹偏前，与前箱板连为一体，是否是车轼，难以确定，故第二个复原方案没有车轼。

七号车：位于二号车马坑的南部，车向西，与八号车相对，车辕置于八号车箱之上，故车箱呈前高后低，向后倾斜，南北分别与五号车、九号车并列。

轮：轨宽195厘米、轮径146厘米。毂通长59厘米、轵端直径5.5厘米、贤端直径15厘米、中间承轮辐部分的直径18厘米；辐长57厘米、面宽3厘米；牙高7厘米。牙的外侧近辐处有带状朱绘，余为褐色。

轴：通长274厘米，未端套铜质车軎，軎上有辖。

辕：通长310厘米。前端昂起，后端平直，断面呈?圆形。辕前端套错金银龙首辕头，全长22.5厘米、中最宽处12.2厘米、最高处8.3厘米（图版五、六；图三九）。龙首前额有一方形穿孔，脑后颈根部有二个长方形穿孔，用以将辕头固定在车辕上。龙首张口露齿，双目圆睁，颈部正中银错一“企”字，面、颈部多处银错卷云纹，鼻、耳处错金，线条流畅，造型别致、装饰华美、工艺精湛，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辕在车箱下与轴相交，系用革带将辕缚结于轴上，从辕轴相交处保留的涂朱痕迹看，似有当兔。辕踵连于后轸。

图版六错金银龙首辕头（K2：7—1现藏河南博物院）

衡、轭：辕首的后部持衡，一衡二轭，衡通长125厘米、直径3～5厘米，中间较粗，两端较细，上套铜轙，轭首套有铜帽，木质轭肢均已腐朽。

箱：宽160厘米、进深98厘米。四面轸断面近方形，宽6厘米、高5厘米，角呈圆弧状。围绕四面轸镶嵌二道骨片，箱底铺垫有竹篾编织的“茵”。车箱右半部保留较好，右侧箱板前隅有一角柱，残高7厘米、直径2.5厘米。自前向后56厘米处，设立一柱，残高20厘米、直径1.5厘米。继后16厘米又有一立柱，为右后角柱，残高24厘米、直径2.7厘米，顶端套有铜帽。南侧箱板后角柱的盖帽则落入车箱内。箱板厚2厘米，高度因为埋葬时夯压变形已不可知。由于清理中水位上升后箱板未能清理，有无车后门已无法弄清。车箱内右侧有一错金银筒状器，分上下两节，绘蟠龙纹，缚在车箱上，似应为插旗筒（图二九）。此外，在车箱内还发现四付铜马衔和八件骨镳。从马的衔镳数推测，七号车当驾四马。

安车一号车马坑内发现一辆，二号车马坑内发现四辆。车身较长，有的分前后室；均有车盖、车耳；轮在车耳下，不暴露于外；车盖的形制各异。其中以十三号车形制最大，保留最好，与秦始皇二号铜车的形制相近，应为安车之属（图版七）。

图版七安车复原模型（平粮台古城博物馆）

十三号车位于马鞍冢车马坑的中部，车向北，木质构件已朽，铜质构件及朽木痕迹清晰。车盖由于埋葬时经过夯打，已经由原来的凸起变成下凹（图八、三○）。车通长498厘米，单辕双轮，一衡二轭。舆呈“凸”字形，上有车盖，车盖的四周有铜盖弓帽（图三一）。

轮：外径136厘米、内径116厘米。毂中空，通长40厘米。轵端和贤端安置有铁杠，以防车毂磨损，每轮三十二辐。牙高10厘米，中部微鼓。轴长257厘米，两端安铜质车軎。

辕：前端昂起，后端平直，长490厘米。

衡、轭：一衡二轭，衡长136厘米、宽6厘米，两端有错金银衡头，长5.9厘米、小端径2.8厘米、大端径3.4厘米；轭首有错金银铜帽，长4.2厘米、顶部径3.4厘米、下部径3.5厘米（图版八）。舆内置铜马衔六付及骨质马镳六付，由此推测，十三号车可能是六匹马驾驭的安车。

图版八错金银铜轭帽（K2：13—1）

舆：分前后室，平面凸字开多，全长273厘米，上残存朱绘。前室是御手的驾驶室，长83厘米，赛105厘米。后室为主人乘座的地方，空间较大，长190厘米、宽178厘米、残高103厘米。有后门痕迹。在轮的上部有车耳。车舆后室的平面为长方形，长187厘米、宽124厘米，四角有四个铜虎头。箱上有围，围的西北、西南、东南拐角的上面有铁饰件，铁饰件呈曲尺形，一般是一角一个，唯箱左后角是两个铁饰件并插在拐角处。箱围之上有车盖，车盖为?圆形，有脊，脊的两侧各有相对称的轑，轑端有盖弓帽，除车盖前部有八个双盖弓帽外，其它均为单盖弓帽。

在马鞍冢两个车马坑内还发现泥塑马、旌旗遗迹和陶器。

在二号车马坑内发现二十多匹泥塑马，高约为真马的二分之一，没有按照驾车马数摆在车前，而是分置于车马坑北部的两侧。由于是泥塑，加上地下水长期浸泡，所以一般保存不太好，耳、目、嘴等细部不清晰，但马的整体轮廓尚可看出。这批泥塑马，有站立、伏卧、奔跑等不同姿势，马身上涂白色，有的涂棕色。十三号车东侧的泥马，高85厘米、长60厘米、宽26厘米（图三二）。

在二号车马坑南半部发现旌旗六面，旗杆清晰，下有旗镦，顺车马坑的方向放置，旌旗均压在一至十二号车的车辕上。其中尤以贝旗罕见。从旗镦的位置看，原来插竖在二十三号战车上。旗为红色，旗一面每组用八枚海贝，旗另一面每组用四枚海贝，用线缀成四瓣的花纹，排列整齐（图版九）。因此旗纹饰是由海贝缀成的，所以我们称其为贝旗。

在马鞍冢一号车马坑的西北角随葬大批陶器，全为泥质，以灰陶居多，少数为棕陶。陶器的烧造火候较低，比较松软易碎，部分器物的器表涂有朱绘或褐彩。器种有鼎、敦、壶、钫、盒、簠、簋、豆、高足壶、箕、匜等。

陶鼎：出土陶器中，以鼎的数量最多，形制也较多。鼎有带盖的，有不带盖的；有的圜底，有的平底；还有匜形鼎。这些鼎多数为兽面蹄形足，足较高，有的鼎足有刀刮削的痕迹。

陶鼎K1：314，折沿，方唇，长方形附耳，直腹，圜底，兽面蹄形足较矮。器呈棕灰色，腹部有一周凸弦纹。高79厘米、口径69.5厘米（图三三；三六：1）。

陶鼎K1：341，侈口，高领，带状耳，折腹，兽面蹄形足。高33.5厘米、口径36厘米（图三四；三六：2）。

陶鼎K1：359，直口，长方形附耳微外侈，圜底，兽面蹄形高足。腹部有一周凸弦纹。高36厘米、口径33厘米（图三五）。

陶鼎K1：394，带弧形盖，盖上有两周凸弦纹；鼎敛口，长方形附耳微侈，直腹，圜底，兽面蹄形高足。腹部有两周凸弦纹。通高24.6厘米、口径20厘米（图三六：3）。

陶鼎K1：330，矮足鼎。通高15厘米、口径19厘米（图三六：4）。

陶鼎K1：350，敛口，鼓腹，圜底，锥状高足。高10.8厘米、口径11厘米（图三六：5）。

匜形鼎K1：449，折沿，方唇，敛颈，口部有流，在鼎口处有第二个环状鼎耳，鼓腹，圜底，兽蹄形高足。高18.5厘米、口径28厘米（三六：6）。

陶敦K1：393，泥质灰陶，状如圆球，上下部分形制相同，均有三个敦钮，上部敦钮较小。通高23.5厘米、口径22厘米（图三：7）。

陶盒K1：360，泥质灰陶。上部如鼓球。子母口，矮圈足。通高16厘米、口径18厘米（图三六：8）。

陶壶K1：326，弧形盖，侈口，束颈，鼓腹。腹部有两周凹弦纹及一周带状朱绘。通高34厘米、口径12厘米（图三六：10）。

陶钫K1：323，方形盖，盖顶为正方形，中刻有正方形凹槽，凹槽四角各有一条凹槽通盖顶的下部四角。钫方口，鼓腹，方形圈足外侈。下腹部有带状朱绘一周。通高41厘米、口宽12.5厘米、肩宽24厘米（图三六：9）。

陶簠K1：392，折腹较浅，曲尺形四足微侈。高13.3厘米、长25.5厘米、宽14.5厘米（图三六：12）。

圆座簋K1：357，小口方唇，敛颈，鼓腹，腹部有两个半球状假握手，圜底，圆形器座微侈。高15.8厘米、口径11.2厘米、足径16厘米（图三六：11）。

方座簋K1：391，方唇，囗微敛，圜底，正方形座。底座四面均有凹槽，腹的中部及座的上部有带状朱绘，口部有握手。高19厘米、口径21厘米、座宽19厘米（图三七）。

陶豆：浅盘，细高柄，喇叭状足。如K1：447，方唇，浅腹，口微敛，细高柄中部微粗。豆盘及把的下部施带状朱绘。高18.8厘米，盘口径13厘米（图三八：1）。如K1：463，平折沿，圆唇，折腹。高19.5厘米、盘口径17.3厘米（图三八：2）。再如K1：458，直口，折腹，圜底，细高柄中部有一折棱。盘腹六色带状朱绘。高21厘米、盘口径13.7厘米（图三八：3）。

高足壶K1：344，高直领，球腹，细高柄，喇叭状圈足。高13.2厘米、口径5.4厘米、腹径9厘米（图三八：4）。

马鞍冢是淮阳境内已发掘的最大的楚墓，陪葬的两座车马坑，车辆多，车种全，车的构件精，且保存完好，在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楚国车马坑中规模也是最大的。

马鞍冢是一座合葬墓，由于二冢中间相联部分已被破坏，已难以从叠压关系上判明两墓的相对早晚了，但从夯窝和车马坑中所出车饰件看，两墓（包括车马坑）应为同一个时代的墓葬，虽有先后之分，但时间相差不会太久。

根据高至善先生对湖南楚墓分期的研究，“长沙晚期楚墓以鼎、盒、壶（或钫）为其主要组合形式，盒代替了敦，钫有较多的出现”。我们认为这种对楚墓的分期标准是正确的。

马鞍冢一号车马坑出土陶器中，鼎、敦、壶、钫、簠、簋、高足壶、罐、箕等器与时代为战国中期的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同种器形基本相同，但不见望山一号墓的鬲、甗、鐎壶、方尊，新增加了豆、盒，盒又与敦并存。同时，马鞍冢还出土相当数量的铁?、铁车軎、铁拐角等铁器，均表明马鞍冢楚墓比望山一号楚墓时代晚。

马马鞍冢出土陶器与前241年～前223年期间的时代为战国晚期的安徽长丰杨公楚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相近，尤以鼎、盒、壶等更为相近，杨公楚墓的簠为长方形浅盘，盖与座均作盝顶状，圆足。马鞍冢的簠有足。从这点看来，马鞍冢楚墓比安徽长丰杨公楚墓的时代应稍早一些。马鞍冢楚墓的时代晚于江陵望山一号墓，早于长丰杨公楚墓。应当是楚都陈时期的墓葬。

淮阳，春秋时陈国都于此，公元278年陈城成为楚国都城，称陈郢，楚国在此建都历时三十八年。在此期间，楚王公贵族死亡，归葬秦国占领的故都纪南城已是不可能，而葬在陈城附近才是现实的。因此，在淮阳县城附近发现楚国贵族墓是不足为奇的。

马鞍冢南冢的二号车马坑随葬二十三辆车，淅川下寺楚令尹墓车马坑随葬车六辆，前者几乎为后者的四倍。二号车马坑中有带銮铃、镶铜甲板的战车，有重舆华盖的安车，还有特小的游戏用的小车。车的构件、饰件制造精致，尤以错金银龙首辕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车马坑中还发现包括贝旗在内的六面旌旗。以上这些均表明墓主人的身份是相当高的。

马鞍冢南冢是平面为“中”字形的墓葬，这种墓葬形制在商代仅次于王级“亞”字形墓的墓葬规格。西周、春秋、战国仍然沿袭这种形制，如陕西凤翔县秦公大墓、辉县固围村魏国王公墓等均为“中”字形墓。由此可见，中字形墓的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相当高，多系诸侯国的国君。结合上述二号车马坑的情况来看，马鞍冢南冢的墓主人应当是楚顷襄王墓。

北冢是平面为“甲”字形的墓葬，车马坑随葬车八辆，马二十四匹。从形制及随葬车辆看，北冢墓主人身份当低于南冢墓主人，北冢当为南冢的陪葬墓。

《文物》1984年第四期文物出版社

《陈国史》张进贤张继华2014.6海天出版社

关于498米公墓房，淮阳马鞍冢楚墓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